粉碎“四人帮”之后，冯友兰的人生和他的哲学史研究又回到了类似于1949年时的一个新的起点。1949年以来所遭到的批判和他的自我批判、遭受的迫害和享受到的政治待遇，都归于零，冯友兰的人生和心境也趋于平静。在这种平静之中，他仍不能释怀的是旧邦新命情结和对中华民族命运的牵挂，以及由此而油然而生的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愿望。[583]
但是，重写又谈何容易！“文革”期间的认识仍纠缠着他，一时还不能彻底抛弃。据《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记载，1977年1月2日，冯友兰的家人冯钟璞、冯钟越、蔡仲德与冯友兰谈《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修改问题，建议“文革”前出版的一、二册不必修改，新写的各册不必以“革新前进”、“保守倒退”两条路线为纲，但冯友兰坚持按两条路线从头写起。[584]同年7月4日，蔡仲德再次提出修改哲学史问题，冯友兰坚持仍用革新、守旧两条路线为纲。[585]1979年5月4日，人民出版社编辑与冯友兰谈《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事宜，主张“文革”前已经出版的第一、第二册不动，有儒法斗争史痕迹的需要改掉。冯友兰坚持《新编》第一、二册也要重写，“保守倒退”、“革新前进”两条路线斗争不能动，但要加上“民族斗争”这条线索。[586]《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人物评价的社会背景确实是按照“保守倒退”、“革新前进”和“民族斗争”的思路写的。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所体现的思想境界也不断地提高。1986年10月，冯友兰夫人去世，冯友兰撰挽联说：“在昔相追随，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黄泉碧落君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无愧祚，海阔天空我自飞。”可以说，这时的冯友兰，思维已经开始了自由的飞翔。《中国哲学史新编》越写越自由，思维越来越舒展，第五册、第六册、第七册，呈现出与此前不同的从心所欲的气象。他甚至说，第七册如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乎”！
1980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创刊号发表《吸取教训、继续前进》、《哲学与哲学史》。前者为《中国哲学史新编》第1册修订本自序。冯友兰说，解放后提倡向苏联学习，自己也向苏联学术权威学习，“学到的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到了70年代初，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尤其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依傍党内权威的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经过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研究得来的。一个学术工作者写的应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出来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再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587]《中国哲学史新编》全书分为七册，第一、二册为先秦哲学，分别于1982年、1984年出版；第三册为两汉哲学，1985年出版；第四册为魏晋隋唐哲学，1986年出版，第五册为宋元明清哲学，1988年出版；第六册为近代哲学，1989年1月出版，第七册为现代哲学，由于观点问题，未能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期间，冯友兰还出版了194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英文讲稿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译名为《中国哲学简史》。[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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