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

主席、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有机会回到家乡湖南，跟这样多的哲学理论工作者见面，真是非常高兴！

大家知道，自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但也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和问题，值得认真总结。当然，这主要是极左路线的影响，难免出现简单化和庸俗化、生搬硬套的现象，对待祖国哲学遗产的毛病，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哲学特点是考虑不够。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不断用最新科学成就武装，才能万古长青。辩证唯物主义是克服个中片面性的展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虽有了转变，但仍须继续努力。从具体到抽象与从抽象到具体的结合，主观辩证法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是从空洞的抽象概念出发。

目前实行对外开放，包括加强国际间学术思想的交流，要跟各种人接触，各种思想接触。同时彻底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已为我国今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同时也自然会带来各种新问题，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认真的探讨，首先是过去，特别是过去所谓“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势压人的专制主义作风行不通了，乱扣帽子的办法，人家也不怕了，必须实行摆事实、讲道理，才能说服人，这就逼迫一切专业工作者要有更高的科学水平，更加刻苦地钻研，而且真的做到理论能联系实际。我们目前还不能胜任这种艰巨的任务。因此，是灰心丧气呢？还是知难而进呢？我相信是后者，将来肯定会出现成批的合乎时代需要的人才，说什么历史危机是不对的。

有关这些方面的理论问题，牵涉很广，我今天只就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展望谈几点意见，请大家批评指正。

哲学理论和哲学史研究的关系。在座的同志们可能知道这种情况，即是有不少人故意将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对立起来，甚至有人认为历史的研究会妨碍理论的研究，自然也有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拒绝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入钻研，只知从事材料的堆砌。显然，这两种意见都是不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国哲学史今后必须更加自觉地注意史论结合，决不能像过去以引证代替论证，而要更加注意从特殊来体现一般，更加注意应用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今后哲学理论是如此，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

由于过去一段比较长期的左倾路线的影响，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多不肯认真研究古代各种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特别是所谓宗教哲学，于是不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或只知背诵教条，理论脱离实际，等于无的放矢；或在不正确理论的指导下，难免不误入歧途。这两种具体情况虽然很不相同，但都在妨碍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影响到开创一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新风尚。尤其不能把外国资产阶级旧的东西当作新的东西来宣扬，来反对马列主义，而不知今天哲学史的研究已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即你这一种研究是不是马列主义的，乃至水平的高低，已不再简单取决于研究的对象和选题，西方尤其是如此。一个进步甚至革命意义很大的题目，可能是水平很低，甚至是反动的作品；反之，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乃至宗教哲学的选题，可能是理论水平很高的作品。正如对杜林的研究，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样。

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业工作者，应加强对外国资产阶级哲学的研究，这不仅因近现代的中国哲学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我们要寻本索源，了解它的本来面目，以便深刻了解它的影响、得失利弊。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外资产阶级学者，包括爱国的外籍华人，他们研究中国哲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他们多数不是马列主义者，他们的著作在国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由于新中国这一方面的著作翻译成外文的很少，因此在国外了解得不多。在今后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对国外资产阶级哲学，特别是资产阶级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什么是他们的成绩，什么是他们的缺点，有所了解，势必陷于盲目应付，不辨是非，从而丧失立场，甚至可能成为他们的俘虏而不自觉。目前有些国外学者的胡言乱语，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称赞，就是明显的例证。

今后如何具体贯彻三个面向的方针（邓小平1983年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还需进一步研究如何落实，力求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例如在语言表述方面如何现代化，既使读者容易懂，而又准确可靠，还需要下很大的功夫。现在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不是深入浅出，而是浅入深出，甚至是错入乱出，或者不是用现代科学研究的成就武装自己的头脑，尽可能遵循科学史的客观规律，而是任意颠倒古今，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把什么最新的东西都说成古已有之；或者干脆宣言古胜于今，孔子高过马克思，等等。也有将中国哲学孤立于世界，以表唯我独尊，高于一切，体现一种非常狭隘的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面向世界，而是向往过去，或者只强调中国哲学如何根本不同于外国，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传统如何根本不同，从而证明马列主义是西方外来学说，根本否认有所谓普遍真理，以证明中国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错误的。要见到同中之异，也要见到异中之同。存在这样一些言论，他们又往往引用中国古圣先贤的片言只语作为依据，借以蒙蔽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人。

因此，作为今后科学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仅要对于古代中国哲学既有宏观的认识，又有微观的了解，最好能努力做到三通：纵通、横通、旁通（用范老的话），而且能立足于当代，对现状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只有继往开来的人，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贡献，如果只是随风转舵，但求花样翻新，投机取巧，则终不免昙花一现而已。

完了，谢谢！

【注释】

[1]本文是石峻先生在湖南召开的某学术会议上的发言稿，写作时间不详。因与上文《谈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些情况》内容相近，可能也作于80年代中期，故编排于此。——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