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对于中国哲学重建的典范意义

二、康德哲学对于中国哲学重建的典范意义

康德哲学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意义。这一点是为当代中国哲学与康德哲学所面临的历史处境的类似性所决定的。

康德在其从事哲学思考之时，西方哲学所面临的问题是社会生活在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相应地，精神文化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科学革命之中。因果观念是全部哲学与科学思维的最基本范畴，而这一历史性巨变的根本之点便是机械论因果观念取代了目的论因果观念。与亚里士多德及中世纪的目的论截然相反，“在笛卡儿看来，物质世界的一切，其周围都被传递冲击的微粒所包围，一切都服从机械的因果性”，“笛卡儿排斥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结果就把因果关系普泛化了”^[10]。这一对目的因的拒斥，对机械因果关系普泛化的结果，便是任何对于世界的解释只能依据能够数学化的机械决定论来进行。因果观念的这一转变，其意义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种与古代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念的形成。据此，凡是能用数学这种理性的典型形式处理的事物，便是真实而客观的，是第一性质的，而凡是不能以之处理的，便只能被打发到主观的、缺乏真实性的第二性质的领域中去。但这样一来，近代科学意识便导致了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是有广延的客观的物质世界，它犹如一架数学机器，服从机械因果关系的支配;另一方面则是无广延的主观的精神世界，拥有意识、目的、情感，等等。在古代和中世纪还以目的论方式模糊着的人的主动性与超越于人的力量作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便被明明白白地揭示了出来。“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的截然区分，导致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截然区分与对立，人与自然的连续性被彻底割断，同时也体现着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断裂，尤其是近代科学思想与传统基督教思想的对立。在近代科学意识的冲击下，传统意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改变，但这种改变从可能性上说并不是无限制的。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不可能完全割断历史，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生存，在精神文化领域尤其不可能。同时，人也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统一性的存在，他不可能在一种处于巨大分裂的意识中生存。为了人能够正常地生存，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这种对立，并建立起新的统一。近代哲学的任务，正如黑格尔所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把握住这种对立，并进而探讨克服、调和或者至少弱化这一对立的方式。^[11]

近代哲学家无疑都意识到了这种对立，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在其哲学中予以表达，进而加以解决。但在康德之前，人们并未能充分表达出这种对立，而是往往以某种方式模糊了这种对立，也就谈不到解决了。康德是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了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这一对立的关键性人物。他的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自然与自由的区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都是试图把握住近代科学所造成的这一对立，并以某种方式将其在理论上予以解决。显然，要重建某种统一性，只有首先把握住近代精神中的这一巨大对立才有可能。就此而言，只有康德最为深切地抓住了近代精神文化的实质，而且，也只有在康德哲学所揭示的近代精神深刻对立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去以某种方式克服这一对立。事实上，康德之后的费希特、席勒、谢林，特别是黑格尔，都是在康德所奠定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解决方案的，尽管这些方案一个比一个更远离了康德的基本理论立场。

对比于近代西方社会生活与哲学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难看到，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社会在近代所遇到的问题大致上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是社会生活的巨变在西方是内在地发生的，而在中国则是由外部引发的。这导致在西方只是古今之争的问题，在中国则变成了古今、中西之争的纠结。但无论如何，中国思想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是类似的，那就是把握住和揭示出这一对立，并建立起新的统一性来。哲学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象征性解决。因此，这种象征性解决是否有效，是否成功，首要的关键便在于对于现实生活中问题的把握。如果哲学思想如其所是地把握住了现实问题，那就为解决问题奠定了一个前提;而如果哲学思维未能把握住真实问题，那就根本谈不上真实地解决问题。就此而言，康德哲学那种直面时代问题的精神，那种不求助于一种虚幻的历史进展以达到虚幻地消除理想与现实之对立的现实取向，当能给当今中国哲学更多的有益启示。如果人们一开始就像西化论者那样，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把这一对立简单地理解为现代性“启蒙”的新旧交替过程，或者像黑格尔哲学那样，以一种辩证目的论的方式把这一对立理解为“良知的坎陷”之类的东西，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坐失中国哲学重建的历史机遇。

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来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恰当理解和对于中国文化实际境况的恰当把握，不是不相干的两个问题，而是内在相关的同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一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中国化，另一方面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重建中国哲学。而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中国化，就是不仅在现实层面上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而且在更深刻的精神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之中，或者说，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重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精神的一个有机的构成成分。而这样一来，事实上也就构成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的重建，将传统中国哲学创造性地转化为现代中国哲学。

但要实现这样一种伟大的历史使命，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这里最为关键性的问题是中西哲学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关于这种不同，学者们将之表述为:一种思维方式是所谓的“现象论”、“象思维”、“第一问题框架”等，而另一种则是“本体论”、“概念思维”、“第二问题框架”等。^[12]因此，这里的问题是如何看待哲学根本性的不同。可能的方式有三种:无视之、持守之、正视之。自中西文化冲撞百多年来，历史进步论者多持一种无视之态度，即将这种中西不同转化为进步与落后的不同、古今的不同。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则多持一种持守之态度。而持正视之态度者，则较为少见。但正是正视之态度，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之复兴，中国传统哲学之重建。这是因为，一方面，时至今日，源于西方之科学已全面地进入中国文化之中，离开了科学技术之力，中国人的生活将无以维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思维方式，仍深深地刻印于每一个中国人心田之中，而既不可能将之彻底去除，亦无必要将之彻底去除。这就是说，中西思维方式之冲突，已从外部进入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内部。面对此等情形，任何一种想成为时代精神之表达的哲学，都不能不正视这种对立共存之现状。回避这一对立，便无异于自欺欺人。而只有像康德当年所做的那样，首先将这种对立冲突表达出来，将之仔细剖析，并将之概念化，才可能达成对这种时代精神最低限度的表达，从而也才有可能随着现实生活中中西文化的逐步融合，在哲学上实现某种有限的统一性，并以之对现实生活有所引导。

至此，恰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康德哲学元素，与以马克思主义方式对于当代中国哲学重建的意义的内在关联，也就不言自明了。因为只有恰当地理解马克思哲学中所包含的康德哲学元素，才可能抵御流行的黑格尔主义的精神的无限能动性以及由此必然导向的历史目的论的无限统一性的诱惑，而持守一种马克思式的有节制的主体能动性，即正视古今中西对立的长期存在性，不再以一种浮躁的心态去构造虚妄的统一性体系，而是宁可老老实实地承认这种对立，忍受这种对立，并以一种坚韧的心态去逐步地消解之。

【注释】

[1]参见拙作:《论马克思哲学中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界分》，《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2]参见［英］康普·斯密著，韦卓民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3]参见拙作:《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5、167、17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72、92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306页。关于这一问题较为详细的讨论可参见拙作《社会主义:从理想性到现实性》，《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3期。

[10]［英］威尔逊著，翁绍军译:《简说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11]参见［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12页。

[12]参见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0～190页;王树人:《中西比较视野下的“象思维”》，《文史哲》，2004年第6期;郝大维，安乐哲:《期望中国:对中西文化的哲学思考》，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