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一

在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的年代，他们为了篡党夺权，实行封建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任意捏造历史，乱搞影射史学，代古说今，别有用心，大讲所谓“儒法斗争”贯串古今的谎言，曲解中国哲学思想战线上历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根本上抹煞了哲学史研究的对象，从而使这门学科的研究成为一个重灾区，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今天有必要拨乱反正，从各方面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而且根据各方面的反应，我们尚不能低估这种流毒和影响。粉碎“四人帮”到今天已经整整三年了，但在不久前，我们还可以看到个别地区的研究生考卷，在回答某些中国哲学史的试题时，还没有完全跳出过去“四人帮”在有关方面所设计的一些思想圈套。大家知道，“四人帮”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破坏，从总的方面来说，主要是反动的实用主义，一贯任意取舍思想资料，并歪曲论点，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把对于他们篡党夺权有利的即说成是真理，而且一成不变，永远如此，以致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泛滥。如他们利用了过去所谓“儒家”、“法家”等概念一向缺乏确切的理解，以及“五四”以来反孔教的传统，便千方百计地钻这个空子，硬说我国历史上的“儒家”一贯是如何的反动，所谓“法家”又是一贯的如何进步，全不顾长期以来客观历史事实的演变，就信口开河、随心所欲地乱下定义，强行规定，然后再从这种主观的“定义”出发，配合他们政治上的反动阴谋，完全不顾事实，大肆开动宣传机器，并任意虚构真实的批判对象，再运动群众，乱扣帽子，乱打棍子，制造白色恐怖，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其手法甚至阴险、庸俗到这样的地步，在大街上张贴标语，攻击坚持正确革命路线的一批老干部都是什么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或者挑动派性，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公开点名，说某某“克己复礼”必败，真是弄得个乌烟瘴气，黑白不分。他们又硬把我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斗争，从古代奴隶社会起，经过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到鸦片战争(1840年)后的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乃至1949年全国解放(台湾除外)、业已建成社会主义新中国以来的哲学战线也包括在内，都给套上同一个古老的模式，即笼统地都叫作所谓“儒法斗争”，而且二千多年来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就是这样以继承“法家”的“道统”自居，又凭空根据那种僵化了的信仰，武断地看一切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并说成是什么绝对的真理，决定一切的路线斗争，真可算是集我国封建社会形而上学思想糟粕之大成。

鲁迅先生说过:“谩骂并不是战斗。”我们要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流毒和影响，就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要做到有破有立，因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恩格斯语)。若果在批判工作中只晓得简单地搞一切“对着干”的办法，即凡是在历史上被林彪“四人帮”吹捧过的人，我们就坚决打倒，凡是历史上被林彪“四人帮”攻击过的人，我们就无原则地大力吹捧，而不作出任何事实求是的科学分析，乃至全面的评价，那还没有彻底摆脱林彪“四人帮”那种思想方法的影响，只知道在概念上搞对立，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那是一种空对空、理论与实际完全脱节的、只存在于脑海中的一种主观推论。正如不能用感想来代替政策一样，那是绝对不能解决问题的，特别是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问题，尤其是一向存在不同观点的学术争论。虽然一般说来在批判上也可能是破中有立的，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毕竟还不能简单地将这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这样，我们就要为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这个指导思想是什么?就是要完整和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所以只有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利用经过批判审查的大量思想资料，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中国过去认识史的发展，特别是哲学思想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规律，但决不能将二者断然对立起来，用以提高我们理论思维的能力，为今后我国实现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扫清思想上的障碍。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不断前进，无论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来说，都是中国哲学史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世界哲学史上的革命，它从来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目的是要改造客观世界，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奋斗。因此，我们虽然坚决反对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混淆了人们内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以致对一些科学家和学术研究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这个教训是沉痛的——，但若是按某种正确的理解上来讲，我们正是主张科学研究必须自觉地为三大实践服务，从一方面来说，也就是要力求加强无产阶级学术与政治的联系，使科学精神与革命精神相结合。

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期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光辉著作，提到要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一定要做到“有的放矢”，即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建设之“的”。在今天来说，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来研究一系列的新问题。也就是说，要把研究现状、研究历史，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应用有机地(或内在地)结合起来，决不能割断历史，因为古往今来本是联接在一起的，从来没有不从过去演变而来的现在，所以如果对昨天和前天是漆黑一团，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今天，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也是我们一切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由此可见，那种完全不管过去是怎样、根本忽视一切有关方面的历史研究，而只在那里信口开河空谈所谓现实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我国今后实现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什么目前要特别强调肃清过去封建思想残余的斗争，也就证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以为，研究哲学思想战线的规律，也跟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一样，固然要尊重外国革命战争的经验，但更要注意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既要注重前人流血牺牲的经验，更要注重自己一代流血牺牲的经验。因此，对于林彪“四人帮”一伙所造成的文化灾难及其思想根源，决不能等闲视之，这不仅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会有所启发，乃至对于阐明中国哲学思想通史的规律，都是很有帮助的。正如恩格斯所教导我们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也可说，注重现状的分析，是研究过去(包括哲学史)的一种入门捷径。因此，尽管各人可以学业有专攻，不能作强行划一的安排，但为了怕惹麻烦，如触犯忌讳，就干脆撇开当前社会的新情况，抛弃近现代而专门研究古代，并用此作为统一的规划，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导思想，则肯定是不恰当的，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设想，即最好有人注意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在近现代的反映，它们是如何被改造来加以应用的，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哲学思想中的发展规律，肯定是会大有帮助的。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首先得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对于哲学史的专门工作者，也应该不是例外。因此，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在改变客观世界的同时，注意改造个人的主观世界，否则许多枝节问题将会永远纠缠不清，以至终于迷失了前进的方向。谈到改造主观世界的问题，作为专业工作者，例如通过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透彻地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肯定会使我们更加坚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四项基本原则，只有建设具有中国特点的四个社会主义现代化，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这就是研究哲学思想史也可以“古为今用”的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列宁说过，一些专业工作人员只有通过他们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巩固个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此话显然也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

论到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不妨用一句概括的话来说明，那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哲学史工作的具体实践，从而解决一系列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有胚胎、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存在着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不能取消哲学的党性原则，便是一个大体带指导意义的纲领。但是我们要想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进展、有所贡献，则决不能简单化和庸俗化地对待这些原则，不仅要在具体探索工作中花费很大的气力，而且必须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要认识到马、恩、列、斯并没有仔细地研究过东方各国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一系列问题，乃至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很少作过什么理论上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当然像孙中山这样个别的人是例外)。就是毛主席谈论过的中国历史人物和思想，虽然很富有启发性，可供参考，但是除近代部分以外，也非常有限。要想只根据这些革命导师的现成结论来拼凑成一部系统的科学的中国哲学史，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是已有现成结论的，因为时代不同，需要不同，也不能把背诵他们过去的只言片语当作今天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要认真学习的是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那只能是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对于一切历史科学也不是例外。

要提倡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马列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通过实践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今天也要学习毛主席当年怎样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对待马、恩、列、斯的态度，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们也要“反对本本主义”，丝毫不允许存在什么“先哲”一类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只能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作为指导，要从批判审查过的广泛的思想史料的研究中，引申出合乎历史事实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要想做到这样，就得以一个名符其实的哲学家的头脑来研究中国哲学史，敢于反对任何偏见，有打破旧传统的勇气。还必须切实排除“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将这门学科的研究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学，不再如欧洲中古社会那样成为“神学”的婢女。可是过去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有一种以论代史的做法，或者照抄某些外国人的结论，而不知道批判地汲取别人的成果，以致有一部分人认为，对过去的哲学家，只要替他划了阶级，并贴上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标签，就算大事已毕，再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些简单的处理办法显然都是不正确的。

但是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特点，即它是一种最近常提到的所谓边缘科学，跟很多学科的研究，如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宗教史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撇开了那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单凭哲学思想资料，有时也还不容易作出全面的评价，因为任何人接受思想的影响是复杂的，同时有多方面的因素，何况中国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许多社会特点，还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样一个广土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只有认识了社会历史条件，才有可能认识到哲学思想发展的方向，确定进步或反动的标准。如目前中国古代社会史分期的讨论，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历史人物的评价，影响十分深远，甚至同一个人可以产生完全相反的结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也是在眼前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体系所遇到的一个难处，需要大力开展“百家争鸣”来解决问题。

此外，科学的哲学史，应该既是哲学，又是历史，它的研究是以唯物辩证法作为指导思想的，它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形式又在不断发展中，可见通史是断代史乃至专人专题研究的基础，因此决不能使研究的范围始终停留在某一个人或某一个时代上，既要做到重点深入，又不能停滞不前。固然，任何个人一点一滴的贡献都应当加以肯定，但若果多数人只搞一些不切实际的繁琐考证，像清代经学的末流一样，而根本不涉及从一种时代思潮如何转变到另一种时代思潮的深入探讨，既无思想体系上的逻辑解剖，更谈不上有思想路线斗争的阐明，一句话，完全不曾接触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甚至有人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古今如一、没有发展线索可寻，自然也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的哲学史研究的任务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黑格尔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3]。可知取消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实行大倒退，想用盲目搜集整理史料的办法来取代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显然是存在问题的。与此事实相关，这里附带地还要澄清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有人以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只要能勉强查阅字典、从文字训诂上看懂古书，思想分析则仍然停留在旧时代的水平，一贯尊奉前人的义训，永远不再求新解，这样的所谓研究，不是等于在“发思古之幽情”?似乎旧社会三家村老学究的高头讲章，也算是所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了，这是很大的误解。我们必须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是一种革命的科学，它有特定的对象和任务，是决不能脱离现实的，否则它如何可以引导人们向前看，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

我们现在已经一般明了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及其特点，以下再就方法论上简要谈几个关键问题。

(一)在研究问题时，不能只着眼于一般的概念，单从定义出发，更不能望文生义

因为任何概念和定义，较之丰富而生动的客观现实，都是不完备的。总之，原则不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而一切违背事实的原则，更是我们工作前进的障碍。但在一个刚接触到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的人，如果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工作经验，只从书本出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又不能自如，则难免不犯这种错误，个人就有这一方面的切身体会。因此，马克思主义一再教导我们，对于任何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不能只看招牌、口头上标榜的是什么，一定要看货色，究竟卖的是哪样东西。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这样讽刺地说过:“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撰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这种不顾事实、迷信传说和书本的教条主义态度，可以说我国的“现代神学”跟它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对于任何人，不仅要察“言”，看他的议论，而更重要的是观“行”，注意他的活动，万不能作古人思想资料的奴隶。我国战国时代的孟轲尚且知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道理。特别是对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马列主义已占据统治地位，逼得他们的敌人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不得不打出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平日唱的调门甚至比谁都高。林彪“四人帮”专权时代的这方面的教训，值得认真汲取。我们决不能孤立地来研究概念的发展史，一定要联系有关的具体方面来解决问题。

(二)哲学史的发展观

大而言之，不仅时代思潮是有发展的，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特点，如魏晋玄学不同于两汉经学，清代考据学又不同于宋明理学。小而言之，任何个人的思想体系，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如鲁迅思想有前期后期之分。乃至一切哲学概念的内涵，也是在变化发展中，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我们研究哲学史的工作者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即社会历史永远在变化发展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也必然在变化发展中，因此没有根本不变的思想意识。即使是相同的思想资料，同一个人的著作，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乃至对于同时而不同流派的哲学家，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产生不同的思想影响，决不能一概而论，都要作具体分析。由于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本来是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由浅入深发展，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我们决不能只采取其间某一个横切面，从而割断历史，把先后发生的思想，只注意到它们的不同点，就简单地对立起来，完全取消两者之间的继承性。更不能混淆古今，只从语言上或字面上的一致，便将思想内容也一视同仁，如见谭嗣同讲的是“仁学”，便认为完全是先秦的孔孟之道，让思想史永远停滞不前。如“四人帮”搞的所谓“儒法斗争”，可以贯穿两千年，乃至一直到今天的一样。因此，历来唯心主义的“道统”论或“法统”说都是非常荒唐的。可知科学的哲学史研究，一向是摧毁什么“顶峰论”乃至两个“凡是”说一类迷信的最有用的思想武器。

说到历史上这种概念内涵与形式的变化，自然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即以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些基本范畴而论，如道、气、心、理等，大体上也都是先从具体到抽象，或是从特殊到一般，然后再从抽象的一般上升到结合具体的一般的。等到这些旧概念包含不了后来那些本质上是全新的内容的时候，自然就只能由别的概念来取而代之了，出现了专门术语的革命。这一发展线索，具体分析，虽也难免错综复杂以至循环往复，但是大体上可以显示人类认识史的实在过程，体现一种矛盾发展的客观辩证法，逻辑的先后基本上有同于历史的先后，可以见到历史的方法与逻辑方法的一致性。而且这种哲学发展史的普遍规律，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中外的不同。再以“哲学”这个名词作为例子，它本来不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含义也在不断变化中，语源出自古代希腊，是“爱智”的意思，曾先后被我国翻作“玄学”或“理学”，但是很容易跟我国历史上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相混，中外无别，难免产生误解，最后始从日本人译作“哲学”(他们根据中国最早的《尔雅》一书，其中有“哲、智也”的解释)，甚至过去在一段时期内，尚有中国究竟有无所谓“哲学”的争论。在这里至少又有两种倾向，或者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哲学”，夸大了那种特殊性，以至于根本否定它们之间有一致性。或主张中国有所谓“哲学”，但只能是简单地按西方哲学思想的模式来选取中国的资料，等于取消了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从而产生了用西方哲学的框框生搬硬套中国哲学的做法，他们夸大了西方哲学的普遍性形式，无形中取消了中国哲学。这些不同的论点，证明了即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由于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对于哲学研究的对象，也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又如今日大家常用的“形而上学”一词，原本是“后物理学”的意思，公元1世纪在编撰《亚里士多德全集》时，根据原来学习课程的先后，临时制定的一个名词，并非专指与辩证法对立来说的。中国古书《周易·系辞》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日本人因此用“形而上学”来翻“后物理学”，我国哲学工作者也就采用了。再如究竟什么是宗教(同样是一个外来语的译名)?与一般世俗迷信如何区别?关于它的确切含义，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还引起过争论。这说明我们不能用今天这些名词的新内容硬搬到古代去。谈到中国哲学的形式和内容，自然有它的许多特点，亦如欧洲哲学、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等也各有自己的特点一样，要打破那些什么文化中心论，并且要加强比较研究，来提高研究的科学水平。但是我们今天又不是根据这些旧时代的哲学形式作为榜样来写哲学史的，也不是简单地抄袭任何封建时代的有关著作乃至一切资产阶级学者的论断来编纂哲学史的，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来重新改写中国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世界的，即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统一发展观。这种世界观又是一种方法论，它可以引导我们的研究不断地深入，但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有关具体事物的最后的现成结论。这样，严格地说来，“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因此它与一切旧时代的哲家史，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不同的特点，它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我们在这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决不是有意抹煞中国哲学史固有的特点，而是恰好相反，要从具体情况出发，来加强有关的多方面探索，只有这样，越是深入系统地研究，越能显示出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来，它跟过去那种简单地以欧洲哲学史来牵强比附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三)注意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方面，不同于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哲学史著作在内容上的特点之一。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虽然要注意思想家的出身，乃至他本人的学习经历，但决不能宣扬唯成分论，必须从过去一切形而上学的阶级分析法中解放出来。要知道，凡是第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都是从旧社会、旧学校过来的，也不一定就是劳动人民。大家知道，马克思夫人出身贵族家庭，但是最忠诚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至于哲学家本人官位的高低，同样也不能作为唯一的根据。可见思想的阶级分析，因素很多，要重在表现，综合考察。虽然如此，但决不能取消这种分析，从而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存在决定意识——，因为我们所研究的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所以每一个人的思想深处，应该说是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至于评价历史人物，乃至确定他的进步或反动，必须摆在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简单地说，就是按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规律来判断。即以评价当代的一位历史人物为例，他在不同时期的功过，应该根据所处革命时期的特点，既不能因过去的功而掩盖后来的过，也不能因后来的过而抹煞以往的功，总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最近对于如何评价“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思想的讨论，就充分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如果再推广而论，在分析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历史上的作用时，也必须与当时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确定他们有在上升时期与没落时期的不同，对统治思想也还有顺从和反抗的差异。又如分析农民阶级的思想，也不能笼统地说它比资产阶级思想进步，必须看是什么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农民，不能把前期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业已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农民，都看作一样，乃至在革命高潮时期和革命低潮时期，也不作任何区别。虽然一般说来资产阶级的哲学要比封建的思想进步，但是对待某些特殊情况，也还要加以具体分析。再如在封建社会的农民与地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虽然基本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也应该说是既有对立又有统一，不是完全互不相干、彼此毫无影响的，双方都在同一社会形态的对立统一之中，存在着相互依存、互相渗透和互相转化的关系。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则是帝国主义时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甚至一个阶级的思想家和他所代表的当权派统治者之间，由于有时直接利害的不同，也存在着一定区别，这都是客观事实。所以那种简单地从阶级对立的关系来直接推论哲学战线的斗争、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方法，不免近乎虚构，是很不科学的。

可知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决不能草率从事、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这种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只能是根据社会发展史的客观规律，在整个环境和有关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实事求是地估量某些哲学家和某种思想体系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因此，首先得有全局的观点，把握事实的总和，它不应该是片断感性材料的堆砌，更不是其中片言只语的主观臆测，而是把那些思想看作历史发展中整个链条的一个环节来加以分析，集中体现了各方面研究的成果，一种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只有这样认真地来做，方可避免简单化的毛病和思想上的片面性。如毛泽东同志曾说章士钊是一个反人民但不反共的人，表面上好像是矛盾，但在实际上则恰如其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四)哲学与生产斗争的关系

大家知道，哲学显然不是生产斗争的直接产物，因此决不能说历来的劳动者都是天生的哲学家。但是过去生产规模的狭小，肯定会限制人们的眼界。所以只有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关于在没有消灭阶级对立的社会，毛主席说过:人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生产斗争的知识，即自然科学，另一种是阶级斗争的知识，即社会科学，哲学则是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生产斗争又是最基本的，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如果没有生活资料，人们就根本无法活下去，哪里还能谈到其他的一切?所以恩格斯说:“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就社会发展史来说，从无阶级的社会再进入有阶级的社会，这是一个进步，后来又有消灭阶级的可能，实现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关键就在于生产力能得到不断的发展。所以林彪“四人帮”一伙极力反对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用来发展生产，提倡什么“穷过渡”，其实就等于在反对社会进步。

中国哲学史上某些基本范畴的演变，按其思想实质来说，也部分地反映了这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如以“阴”“阳”的对立为例，原义是背太阳为阴，向太阳为阳，这是与农业生产知识直接相关的。但是到了阶级社会，特别是封建确立以后，明确以君臣、父子、夫妇为“三纲”，在“三纲”中又以君、父、夫一方为阳，臣、子、妇一方为阴，又大肆宣扬以阳为主，以阴为从，这就明显地被带上阶级社会的属性了，从而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思想工具、封建社会的一种精神枷锁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等书中特别强调19世纪自然科学上三大发明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认为只有自然科学进步，不仅认识到动植物都是由细胞构成的，而且有生存发展，乃至人类本身也确实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事实，而且物质的元素和能量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于是变化发展的观点、自然界的辩证法才得到普遍的证明，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成为一种科学，而不再是一种什么哲学家的天才猜测了。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认为，科学的重大发现必将引起哲学面貌的改观。由此可见，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生产斗争，即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对于推进哲学理论的发展该是多么重要啊!然而新中国成立后在我国理论工作中出现了一股逆流，某些人为了所谓的“突出政治”，加之他们自己对这一方面的无知，硬把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实际上是斩断了。这也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由于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成果注意不够，如气与阴阳五行等概念在医学上以及农业、天文学上的应用不甚了然，即缺乏具体的认识，以致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内容也讲得非常贫乏和没有发展了。

为此，我们今后必须特别注意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以及唯心主义世界观是怎样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并进一步总结这一方面有用的经验和教训，肯定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是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向来以理论权威自居，伪装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却全面反对学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从根本上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窍不通也就可想而知了。

(五)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阶级的出现，首先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历来的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经常歪曲历史，存在着偏见，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而且“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要求，就不可能接受马列主义的指导。相同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将起不同的作用。如我国宋代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在欧洲哲学史上的影响，明代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在日本哲学史上的影响，都不全同于它们在我国哲学史上的情况。又如近代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须发愤图强、以免亡国灭种的进步要求，创造性地介绍了西方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新译本《进化与伦理》)，虽同样包含有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分，但它在我国当时所起的觉醒作用，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鲁迅先生早年也曾称道过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用意是在鄙弃当时统治阶级上层的庸俗习气，它的社会影响，自然也不完全相同于后来西方法西斯提倡的“权力意志论”。又如我国从汉代开始，经过中亚细亚传入了印度的佛教，在过去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是不完全和它的发源地一样的。其间与我国传统思想对立、合流乃至同化的情况，错综复杂，这里暂且不谈。

即以反佛教的思潮与民族矛盾的关系一端为例，佛教对中国来说是外来的，所以有“华夷之辩”，但对印度或尼泊尔来说，则根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再如我国过去民间流行的信仰观世音(按正译应作“观自在”)菩萨，原来是男身，后来却变成了女性，一位“送子”的神灵，那分明是先秦儒家宣扬“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种封建传统思想在旧社会的泛滥，岂可说是印度佛教的产物?所以我们在研究哲学的工作中，一定得注意理论体系方面“源”与“流”的关系，要知道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是“源”，而过去思想资料的引用则只不过是“流”，万不可主次不分，“源”“流”倒置。以致将哲学战线上的根本对立，简单地看作只是一种所谓纯学术的产物，或者是古代不同思想的翻版，完全与三大实践无关，从而取消了哲学的产生、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致治、哲学和宗教的。”总之，无产阶级的哲学史研究，决不能为了怕麻烦而使思想理论脱离现实。

(六)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问题

任何一种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不可避免地要从前人积累的思想资料出发，从过去和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出发。不管怎样具体进行，是表示赞成或反对，乃至从事批判的分析等，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唯物主义者要继承唯物主义的路线，然后再加以发展，有所前进，看来也是不成问题的。毛主席曾说过:我们为了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要看反面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东西，不然就唱不了对台戏，换言之，即缺乏战斗力。这是经验的总结，实践证明也正是如此。目前外国有一些中国佛教思想的专门研究者，往往不注意读反佛教的书，一些中国无神论的专门研究者，又往往不注意读佛教、道教等方面的书，其结果是他们虽然都很用功，但多数成就还不够理想，一部分原因也在于此。再如我们党，如果不是认真地研究了蒋介石的反动言论和反革命的经验，我们能在各条战线上彻底粉碎他的进攻吗?毛主席又经常教导我们要向敌人学习，并一再强调反面教育的作用。这些大家都很少怀疑过。现在问题的症结只在哲学思想方面的特殊性，简言之，即唯物主义理论对于唯心主义哲学，在历史上有无批判继承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向认为，没有德国古典哲学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家，但又说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可见问题又不是如一般想象的那样简单。列宁在《谈谈辩证法》这篇非常著名的短文中，对哲学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有最精粹的论述，他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神化了的绝对。”又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在这里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们，并不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全是凭空而起，其实在内容上也包含有它一定的客观基础、唯物主义的内容，只是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被割裂、歪曲和颠倒了。即以彻底唯心主义的我国古代《庄子》哲学而论，他在进行相对主义的诡辩时，像《齐物论》中为了否定美丑有客观的标准而举出的各种例子，如说鸟见了美人则高飞，鱼见了美人则深入等，也都是事实，不等于完全在造谣。《养生主》篇一上来就说的“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在这里，前两句话并没有错，而且包含一定的合理内核，只是结论完全错了。哲学史上，由于夸大主观能动性或精神的决定作用，从而陷入唯心主义泥潭的，更是大有人在，可说中外古今都有。

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由于违背了客观规律，它的破坏性更是不能低估。在这方面，我们过去也有足够的教训。但对于工作一贯积极、不是存心搞破坏的干部来说，他们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只在于夸大、鼓吹，而我们也并不是取消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以致重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错误。唯心主义对于一部分人之所以还有蒙蔽作用，其中一部分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事实证明，相反相成的道理，依然可以适用于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显然可见，历史上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可以分析解剖的，是存在有可以改造、发掘或颠倒过来成为合理因素的，并对于同时和后来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作用。何况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都还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更是唯心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至于包含有丰富辩证思想的唯心主义，则正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是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恩格斯说过:“问题决不在于简单地抛弃这两千多年的全部思想内容，而是要批判它，要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取那在错误的、但为时代和发展过程本身所不可避免的唯心主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

可知在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相互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是多方面的。具体说来，固然有专政对方的弱点，但同时也有相互改造利用、真假颠倒，乃至汲取提高等多方面的关涉，甚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此外，马列主义在谈到继承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遗产时，并不排斥剥削阶级的创造，只不过是叫人们要善于消灭它们的反动倾向而已，不完全像两军对战在沙场上，只有你死我活的一种结果。因此，我们既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要讲继承的关系，又反对复古主义，要强调批判，从而对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主义讲的批判继承，本是从客观的具体事物或真实思想出发，包括了一切有关方面的“推陈出新”，它是脚踏实地的创造，不是漫无边际的空谈，自然体现了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决不是对过去单纯的否定。正因为它是具体的，同时又在前进中，所以也有点像“运动”这个概念，包含了一个东西同时在这一点又不在这一点的矛盾。如果片面地从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问题，便以为批判就是否定一切联系，继承则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凡是相反的事物或思想，两者之间便不存在任何的同一性，那就根本无法理解有关批判继承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列宁曾明确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最后，我还想附带地提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某些内容或特点，但是不可能系统地来谈。因为论到这些过去哲学思想的特点，首先必须从社会历史的根源上来找，这就必然会牵涉面很广。现在只从它的相对独立性或表现的形式方面来谈，即我国过去不少哲学家更多地发挥了伦理(道德)和心理(精神)方面的一些思想，并特别注意将“知”与“行”结合起来的修养，如所讲动静、理气、性命等哲学范畴的关系，实在并不限于专指外界事物的变化和构成(组合)、即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而言，往往更深刻地包括了人们思想活动的某些特点，乃至道德情操与感物而动的特殊反应，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如西方著名哲学家斯宾诺莎《伦理学》一书部分涉及的内容，不少印度哲学流派的思想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在研究中孤立地进行，恐怕难于把握思想的实际;把这方面的问题完全排斥在理论研究范围之外，在哲学史著作中几乎一字不提，或简单地都斥之曰“黑修养”，现在看来似乎也不甚妥当。因此，在剔除其封建性糟粕的同时，更科学准确地开展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实在刻不容缓，至于究竟应该如何正确分析、评价，当然是另一问题，这里就不多谈了。

【注释】

[1]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编者注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3]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