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哲学著作。只有把《实践论》与《矛盾论》理解为实践形态的哲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为什么不是哲学史上的那些哲学的鸿篇巨制，而是仅仅只有几万字的《实践论》与《矛盾论》，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在现代中国的革命中发挥了那样巨大的作用。这使我们想起了年轻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9]

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就是能够说服并掌握群众、抓住事物根本的彻底的理论，并最终变成了变革中国社会、变革世界的具有巨大物质力量的实践哲学。

《实践论》与《矛盾论》的基本价值和深远意义，在于它以创造性的理论意识和思想智慧，为中国共产党人创制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描绘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蓝图，确立了现代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形态。

就《实践论》而言，这一哲学逻辑和理论形态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创造性地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清醒、坚决而有力地拒绝、批判和破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及其危害。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毛泽东提供给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理解中国革命、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框架，也是我们今天解读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现代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论形态的一个经典性的哲学范式。

为什么说《实践论》是破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武器？因为知与行、理论与实践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才能达到真正的和现实的有机统一。而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要害问题或根本错误，就在于他们都同样割裂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具有中国风格的基本原则，毛泽东是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加以全面、系统的哲学论证的。但如果回顾毛泽东在建党之后到写作《实践论》这一时期的著作，我们就可以梳理出这样一个逻辑线索：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已经体现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之中了。

为什么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毛泽东就在认真阅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的同时，更重视去实际地考察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一系列面向中国实际的光辉著作？为什么在写作上述著作的同时，毛泽东还写出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1929）、《反对本本主义》（1930）等批评和破除党内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潮的著作？从所列出来的这些长长的书单中，我们不是可以看到一个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逻辑么？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就在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么？

如果脱离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37年这一阶段的基本历史背景，如果不去阅读、理解和研究毛泽东在这一阶段进行理论创作之实践指向的基本逻辑，我们就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为什么把他的著作鲜明地命名为《实践论》，我们也就不能把握为什么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成为他的著作的核心问题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在《实践论》中如此看重并引用了斯大林的如下文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30]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系统阐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实践论》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为中心，深刻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鲜明地强调了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和基本的观点。它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论证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揭露了党内狭隘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及其危害，从哲学高度深入总结、概括和反思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深厚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独具匠心地以《实践论》来命名的这一光辉著作，极为突出而鲜明地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批判的革命的实践观引入认识论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哲学思想领域，特别是认识论领域的一次伟大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认为自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31]，并把自己的实践哲学与以往的理论哲学区别开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2]列宁也同样认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33]。毛泽东更明确地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34]毛泽东在这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强调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根本目的或深刻动机仍然在于批判和破除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35]由此我们看到，从一般理论意义上阐释实践问题并不是毛泽东的用意所在，他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供中国革命如何进行的哲学逻辑。毛泽东的《实践论》，一方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实质的哲学阐发，另一方面又一针见血地指向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因此毛泽东不仅一再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基本原则，而且他的《实践论》就是坚持这一基本原则的光辉典范。可以说坚持知行统一构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大特色。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深入阐明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地位，指出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来源和动力，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实践论》以此为前提，深刻揭示了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深刻阐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突出强调了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强调指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36]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37]。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深刻意识到他所反复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理论原则，因为这样的统一有其现代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特定的时代内涵，包含着无产阶级追求自身自由的阶级意识，包含着中国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的鲜明的未来指向，体现着无产阶级政党为了这样的宏伟目标而改变世界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因此毛泽东才高度自觉地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原则出发，明确地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相统一的要求与任务：“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地球上已经有一部分实行了这种改造，这就是苏联。他们还正在促进这种改造过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正在或将要通过这样的改造过程。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38]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真正的、全部的理论内涵、实践内涵和时代内涵，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哲学逻辑的宏伟抱负和远大历史目标。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应对、批判和破除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这一挑战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尤为严峻。我们之所以在革命、建设过程中曾经犯过错误，就是没有做到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割裂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就会导致两种错误的思想倾向，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或存在形态。从认识论上看，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犹如哲学史上的“唯理论”和“经验论”两种主观片面论观念。

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认识论根源，是他们都无法理解认识发展的辩证本性，割裂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过程，孤立地、绝对地、片面地看问题，从而使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从而成为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的主观主义者。

教条主义者不承认理性认识来源于感性认识，不承认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认识过程的第一步，因而轻视感性经验，轻视革命实践对理论发展的决定意义。他们过于强调以至过分夸张了理性认识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理论知识不需要依赖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感性认识。因此在他们那里，只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以成为理论家而领导中国革命。他们轻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及其规律，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是乱搬书本，摘引名句，夸夸其谈，无的放矢。虽然教条主义者自称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实他们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要义和精神实质。由于教条主义者不懂得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变成了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历史实际的抽象的僵死的教条。用这样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观察中国革命，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观来指导革命运动，最终导致中国革命极其严重的损失，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这是教条主义留给我们最严重最惨痛的教训。

在重点解剖、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还严厉批判了经验主义的错误与危害。

与教条主义者相反，经验主义者认为只有感性认识才是真实可靠的知识，而理性认识是脱离了具体事物的空洞的不可靠的东西。他们不理解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重要性，不理解理论对实践的巨大的能动作用，不愿意认真学习和钻研书本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认识能力，而仅仅满足于自己狭隘的零碎的感性经验，看不到或否认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经验主义者由于缺乏或拒绝理性思维和理论观念的培育、锻造和训练，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没有通观全局的理性能力，没有高瞻远瞩的理论眼光，从而也就提不出逻辑清晰、思路缜密的战略与策略、计划和方案。这样的经验主义者如果指导革命，也会与教条主义者一样，提不出既高屋建瓴又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更做不到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升到理论形态，因而同样会把革命引向错误的失败道路。

《实践论》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批判、破除和战胜作为主观主义之表现形态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武器。这个武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富有生命力的、在现代世界的生活与实践中仍然必须加以发扬光大的哲学精髓，就是坚持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就是坚持和实践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论》同《矛盾论》一道，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实践哲学。

让我们再一次引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揭示的人类认识运动的总过程和总规律，作为我们本篇导读的一个最基本的结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39]

【本章注释】

[1]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的南方谈话中，谆谆告诫中国共产党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可谓深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哲学的精髓，深得毛泽东实践哲学的要义，是对改革开放时代依然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的批判。

[2]赵永茂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稿》，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第297页。

[4]李琪：《〈实践论〉解释〈矛盾论〉浅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5]《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第288页。

[7]《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第158页。

[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第28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5页。

[1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第294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4页。

[2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第297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2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27]《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页。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3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3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3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3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3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3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3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