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到195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及其建立的时期。这一阶段主要的政治理论任务就是在全社会改掉旧社会的思想观念，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地位。与此相应发生的主要哲学事件是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对唯心主义的批判。通过学习《实践论》和《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居于了主导地位。但这一阶段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却又为政治过度干预哲学并导致哲学的边缘化埋下了伏笔。同时，这一时期居于中心地位的哲学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哲学（例如中国哲学）都以确立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其要旨，很难有其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发展。
（一）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地位
1950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实践论》，1951年1月29日、2月16日和3月5日又分别发表号召学习《实践论》的社论，掀起了在全国学习《实践论》的热潮。1951年《新建设》第3卷第5期发表李达的《〈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第3卷第6期发表冯友兰的《〈实践论〉——马列主义的发展与中国哲学传统问题的解决》，第4卷第1期刊发北京大学哲学教员集体写作的《从西方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来学习〈实践论〉》，第4卷第5期发表金岳霖的《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此外，《新建设》杂志社特别约请李达撰写《〈实践论〉解说》的长文，并于1951年3月至6月分4次将《〈实践论〉解说》进行连载。《人民日报》也刊登了著名哲学家学习《实践论》的文章，例如1951年3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艾思奇的《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1951年3月26日刊发了冯友兰的《学习〈实践论〉的收获》，等等。
在学习《实践论》的过程中，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确立起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从号召学习《实践论》的社论中我们又可以看出，对《实践论》的学习始终伴随着革命和政治的要求，例如1月29日的社论指出：“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里面，流行过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反动思潮，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这类反动思潮和反动哲学都已在人民革命的实践面前，一一地宣告破产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重新发表，对于在思想上扫清这类反动的哲学思潮或其残余，将是具有决定的意义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实践论》的学习具有了学术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的特征，典型的事例是冯友兰、金岳霖等学者在学习《实践论》过程中所作的自我批评。例如，冯友兰在《学习〈实践论〉的收获》中就指出：“在过去我是‘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界里面’的一个人。在当时，我自以为是很努力工作的，可是因为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好象走路错了方向，越努力走，离正路越远，越不容易转回来，结果，只是‘企图建筑一些空中楼阁的反动哲学’。我也曾经对于我过去的思想系统，作过一回检讨。在写的时候，自己觉得是很彻底，后来看，是很不彻底。”金岳霖在《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中对自己旧的哲学立场展开了批判，指出学习《实践论》就必须彻底抛弃旧哲学的包袱：“《实践论》开始就肯定认识对生产与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这是《实践论》的主要思想之一。这一句话，马上就把实践断定为认识的来源。阶级斗争对于认识何等重要，可是，假如我们仍然保留形而上思想体系的包袱，我们如何能懂得阶级斗争与认识的关系呢？……假如我们一直保留着形而上思想体系的包袱，我们那里能够了解认识与革命的关系呢？不了解这个关系，怎样能说了解《实践论》呢？”[1]
1952年4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矛盾论》。《矛盾论》重新发表后又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唯物辩证法的高潮。例如，《新建设》从1952年7月到1953年1月分7次连载了李达的《〈矛盾论〉解说》，《人民日报》1952年4月19日发表了艾思奇的《学习〈矛盾论〉，学习具体分析事物的科学方法》，《新建设》1952年5月刊发陈元晖的《〈矛盾论〉——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的天才的概括》，《学习》1952年第6期刊发了胡绳的《马克思辩证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学习〈矛盾论〉笔记》，《新建设》1952年6月发表艾思奇的《从〈矛盾论〉看辩证法的理论与应用》，等等。学《矛盾论》就是学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革命的辩证法、斗争的辩证法，它是对中国复杂革命经验的总结，也将进一步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矛盾论》发表之后，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进来对它进行阐释和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与这一阶段的政治目标，即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紧密相关的，它自然而然地演绎出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如果说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学习是学术的成分大于政治的成分的话，那么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则是政治成分多于学术成分。
（二）对唯心主义的批判
这一阶段对唯心主义的大的批判包括批判《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思想以及批判梁漱溟的思想。其中，对《武训传》的批判主要发生在文艺理论界，对胡适和梁漱溟的批判主要发生在哲学界，对胡风的批判则包括文艺界和哲学界。我们将主要论述对胡适、胡风以及梁漱溟思想的三次大的批判，但批判《武训传》所引发的对政治的过度强调也是我们必须提及的，因为它构成了自此以后政治生活、理论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过度政治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对《武训传》的全面批判发生在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之后。在此之后的一年时间里，《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数十篇号召加强政治学习的文章或电讯。例如《人民日报》1951年6月8日的《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平原省新乡地方委员会一九五一年五月通报）》，7月11日的《忽视政治思想教育造成恶果，衡阳机务段培养典型机车失败》，7月14日的《注意政治！》、《浙江衢州专区领导机关纠正不重视政治学习的偏向》、《检查爱国公约纠正忽视政治倾向》，7月20日的《山西省怎样纠正“埋头建设不问政治”的偏向？》，7月25日的《反对庸俗的业务宣传！人民保险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不该印制内容错误的宣传画，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获嘉县人民政府公安局纠正忽视政治学习的倾向，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辽东省西安县合作社干部应注意纠正不问政治倾向，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加强企业生产宣传中的思想性政治性——记北京市各厂矿的生产宣传工作》，8月5日的《不问政治是极其危险的倾向——介绍斯大林著〈论党工作的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8月26日的《报纸应注意广告的政治性》，8月27日的《河北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检查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9月6日的《重视和加强工人政治教育》，9月7日的《皖南宣城专署文教科检查小学教师不问政治倾向》、《河北石家庄专区各级合作社政治空气稀薄滋长腐化思想，专区总社决定加强政治教育》，9月22日的“教唱国庆节歌曲时应注意政治宣传”，10月31日的《开展高等学校教师政治学习运动！》，11月11日的《应纠正学校中忽视政治的倾向》，等等。以上对政治的过度强调为今后的哲学研究定下了基调。
1.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
1950年9月学术界开始了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及其他有关同志的信中将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界定为“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2]，这为全面展开胡适思想批判定下了基调。
学术界对这一基调积极响应。1954年12月29日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了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讨论的主题分为两个：“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和“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其中“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讨论会在中国科学院举行，参加和列席讨论会的文教界人士有郭沫若、潘梓年、艾思奇、胡绳、邵荃麟、金岳霖、冯友兰、王子野、何思敬、马特等。讨论会首先由艾思奇报告了他所写的《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论文的要点。“他就胡适所贩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即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和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及庸俗进化论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就胡适反动的哲学思想反映到反动的政治方面作了阐述，指出‘实用主义’原是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哲学思想，它是属于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最腐朽的主观唯心论的潮流，胡适在‘五四’运动期间把‘实用主义’贩到中国来，指望用‘实用主义’来对抗唯物辩证法，胡适宣传‘实用主义’一开始就和他的反动的政治立场联系着的。”[3]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李达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一文，文章指出实用主义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御用哲学，它是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论的一个分派，同是18世纪英国主教贝克莱的主观唯心论的变种，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具。从反动的实用主义出发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是反革命的思想，他的政治理论的基础是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观，也就是实用主义的社会观。
与学术界的批判相对应，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又于3月发布了《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指示》。通过这两份重要文件的发布，中国共产党向社会公开表明中共中央直接发动并领导了这场思想批判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报纸杂志出版社迅速运作起来，三联书店从连篇累牍的稿件中挑选出一部分，陆续出了8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据统计，仅这8辑“汇编”的总字数就接近200万。当时出版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著作主要有李达的《胡适反动思想批判》（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艾思奇的《胡适实用主义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和孙定国的《胡适哲学思想反动实质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到1955年8月才基本结束。
2.批判胡风的思想
《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编者按指出，文艺刊物《希望》“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片面地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追求所谓‘生命力的扩张’，而实际上否认了革命实践和思想改造的意义。这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始了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正式批判。学术界同样作出了积极响应。1953年第2期的《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2月15日《文艺报》又发表何其芳对胡风进行批判的文章。在一系列的批评之下，胡风于1954年3月至6月写下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并于7月7日呈交给党中央。中宣部认为胡风给中央的报告是“很有系统地、坚决地宣传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1955年1月26日党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来往信件被没收，成为批判他的主要证据，这些材料由《人民日报》于1955年5月13日公布，即《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
从哲学角度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有蔡仪、杨献珍、贺麟、冯友兰、黄药眠、朱光潜等人。《文艺报》1955年第8号上发表杨献珍的文章《从哲学的根本问题看胡风小集团的思想本质——在中国文联主办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讲稿中的一段》指出，根据恩格斯的观点，近代哲学上最重大的根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世界观的问题，是“历来一切思想家所企求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只是到了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算得到了最正确的解决”[4]，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仅区别于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且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世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物质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而胡风集团的世界观却是唯心主义的，认为“客观世界不能离开他们的主观精神而独立存在”[5]，并且他们的思想由主观唯心主义发展到了唯我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我主义的世界观，是胡风小集团的一切理论基础，是他们进行一切斗争的最高指导原则，是他们的思想的生命线。他们是用了最大的努力来保卫他们的这个世界观的。胡风向中共中央提的所谓意见书，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目的就是为了保卫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胡风他们的世界观，必将和历史上一切主观唯心主义者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目前的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6]
《文艺报》1955年第9—10号又发表了贺麟的《剥去伪装》和冯友兰的《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贺麟的文章指出，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发表，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了胡风的反党、反人民性。归纳起来有两点，第一使胡风的反党、反人民的立场表现得更突出了，第二使胡风一贯坚持主观唯心论反对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贺麟文章中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的自我批评。他说：“就我个人来说，在解放初期，我也曾经误认思想进步得很快而其思想转变过程又为我所不了解的人为‘投机’。在有一段期间，我也曾错认党中负责同志为‘有权有势’的人，而不愿靠拢他们，以避免‘趋炎附势’，当然更不愿响应党的号召写‘千篇一律’的‘应酬’文字了。当时我经常以脱离政治、关闭在自己狭隘的小天地里为满足，对有政治意义的集会或纪念会缺乏热烈参加的兴趣。有时甚至以自由主义空气较浓、集体生活的纪律性组织性不严、批评与自我批评尚未展开的落后地方为比较‘安适’，比较‘不紧张’。所以不要说解放以前，只消在三四年以前，胡风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至少在我这里可以得到同情的默契。现在想来，有过这些阻碍我进步、使得我工作受损害的错误思想，实不胜悔愧。因此我感到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和胡风思想划清界限，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愉快地接受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做斗争。”[7]冯友兰在《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中指出，“胡风底思想本来就是最腐朽的主观唯心论。胡风底思想跟胡适底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胡适讲无所不包的经验，胡风讲‘主观精神’，‘万物皆归于我’。胡适注重‘实践’，胡风也注重‘实践’。胡适轻视理论，胡风也轻视理论。……胡风跟胡适底思想本质上是相同的，其不同只是在于他们所披的外衣不同。他们的行动都是反党反革命，其不同只是在于他们所用的手法不同。胡适底思想所披的外衣是‘科学’。胡风底思想所披的外衣是‘马克思主义’。胡适言必称杜威，胡风言必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但胡适说他信奉杜威，这是真的。胡风说他信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这是假的。在这一点上，胡风比胡适更为恶毒。……”[8]
3.批判梁漱溟的思想
1955年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开始了从哲学上批判梁漱溟的思想，这一批判到1955年底告一段落。冯友兰在文中指出，梁漱溟先生所宣传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就是典型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其后，《人民日报》1955年9月6日刊登任继愈的文章《揭穿梁漱溟的文化观点的买办性》，指出“梁漱溟的思想和胡适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都坚决反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都否认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只是在如何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上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手法而已。并且，梁漱溟先生的反对革命不但有理论，也有行动，他的关于文化问题的一些著作就是给他的反对革命的行动建立理论根据的。认为梁漱溟先生抹煞了文化的阶级内容，故意笼统地提出所谓‘西洋的’‘中国的’‘印度的’文化来。梁漱溟先生推崇孔子，其实是佩服孔子善于‘对付’人民群众的手段的高明，以及如何善于对付聪明人”。文章指出，“这种把孔子捧到天上，‘呜呼，圣矣！’的复古主义的叫喊，正代表了当时在新文化运动的威力面前感到恐慌的顽固守旧分子的抵抗”，而梁漱溟错误思想的哲学基础就是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人民日报》1955年9月11日又刊登孙定国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指出要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体系，正像批判胡适的思想一样，也需要批判他的反动世界观、认识论，因为这是他的整个反动思想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梁漱溟的哲学思想虽然极为混乱和庞杂，但是贯穿其中仍有一条主线，即柏格森的“生命力论”。梁漱溟以此为基础，贯通了唯识学、杜威、孔子和罗素，构成了他自己的极廉价而又极为反动的哲学体系。1955年9月22日任继愈和汤用彤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梁漱溟的生命主义哲学》。除此之外，《新建设》1955年8月号发表了贺麟的“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光明日报》1955年9月9日发表了葛力的“揭露梁漱溟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新建设》1955年11月号发表了高放的“批判梁漱溟关于中国革命是‘从外引发’的谬论”，等等。
对胡适、胡风和梁漱溟思想的批判进一步肃清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对政治的过度强调却对哲学事业的自由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并为哲学的边缘化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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