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到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日常生活政治化达到高峰而哲学事业所受打击最严重的时期。例如哲学类的重要杂志《哲学研究》曾一度停刊，哲学学者也受到了人身迫害，根本无法进行哲学研究，更无法发表他们的哲学观点。由于知识分子地位被贬低，知识以及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同样被贬低了，并走到了边缘化的困境。这一阶段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泛滥，形而上学猖獗，鼓吹天才论，错误地夸大阶级斗争论，肆意篡改中国哲学史[11]。
首先，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泛滥主要体现在颠倒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鼓吹“精神万能”。其中，前者以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为代表，《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发表，后来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章所指的陶铸的两本书分别是《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简称《理想》）和《思想·感情·文采》（简称《思想》）。文章认为，“《理想》一书把‘辩证唯物主义’歪曲成‘存在第一、思维第二，客观第一、主观第二’。完全抹杀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完全抹杀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飞跃，完全抹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们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这决不是什么‘辩证唯物论’，而是反动的形而上学。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唯一目的，就在于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改造客观世界，取消了革命，取消了推动历史前进的奋斗，‘客观第一’岂不成了一纸空文！”这段话表达了与唯物主义世界观相悖的观点，但却符合了“文化大革命”鼓吹意志的需求。关于“精神万能”，张春桥1972年在上海5703厂的讲话中说：“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12]“林彪鼓吹‘精神可以代替物质’，‘以致于超过物质’。陈伯达则宣称：‘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该存在’。”[13]
其次，形而上学猖獗表现为宣扬彻底的斗争哲学和“宁要……不要……”的绝对主义。《人民日报》1974年2月2日、2月4日、2月7日、2月8日的“毛主席语录”都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2月11日的“毛主席语录”是“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极大地推动了斗争哲学在人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影响。斗争哲学不仅在国内斗，而且与国际上的反动势力斗，于是就有了“什么‘宁可少读两年书，也别叫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什么‘宁愿两年不搞生产，也不能一时不搞阶级斗争’，什么‘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地产，不要资本主义的高产’，‘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如此等等，奇谈怪论满天飞，一种‘宁要……不要……’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主义公式在全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鼓噪起来。”[14]
第三，鼓吹天才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集团不断地炮制毛泽东天才论。例如，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林彪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15]《哲学研究》等杂志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阵地，1966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文章《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学习工农兵群众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中说：“毛主席的书，是天才地、全面地、系统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日报》1966年9月6日的“编者按”说：“各国人民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天才，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辉。”12月10发表文章“毛泽东主席是人类的天才”、12月11日发表“我更加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天才”……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第四，夸大阶级斗争论。要揪出“党内资产阶级”，把一大批知识分子、党政军负责任作为反动阶级加以打倒。
第五，肆意篡改中国哲学史，集中体现在“评法批儒”运动中。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1973年8月7日和1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荣国的两篇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直到1975年2月毛泽东做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全国转向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林批孔”运动才逐渐减弱。
在此期间，发表的“批林批孔”的文章多如牛毛，这些文章对儒法思想的阐释完全是为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例如，在“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中，杨荣国认为，“通过学习哲学史上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唯心论先验论的反动性。这种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在中国历史上，如孔子宣扬的唯心论先验论，是为当时崩溃中的奴隶主统治服务的；其后由董仲舒等人加以发挥，又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的理论根据。学习与研究中国哲学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加强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重要性的认识。”唐晓文在《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中说：“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群而不党’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思潮和学派，从来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腐朽反动的旧思想、旧意识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响应十大的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孔孟反动思想的流毒，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16]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哲学成了政治的婢女，被彻底边缘化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既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错误，也逐渐淡化了日常生活的政治化特征。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哲学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既不再被过度吹捧也不再被过度贬损。不过，随着市场化的开始，哲学面临市场时却又重新被推到了边缘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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