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边缘化的工人

第四节　被边缘化的工人

这里说的“工人”主要是指产业工人阶层，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1)从行业领域来看，主要是以工业为主体的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制造业、采掘业、电力业、建筑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2)从社会化程度来看，主要是指伴随着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壮大起来的，与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在现代工厂、矿山等企业中的工人，不包括手工业等传统工人;(3)从在企业中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看，主要是指处于被管理地位的从事体力或半体力劳动的劳动者;(4)从涉及的范围来看，是指直接生产工人、辅助生产工人和技术工人^[1]。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工人阶层在构成上是比较单纯的，主要是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工人。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步推进，工人的结构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私营企业和外企工人的数量迅速增长，这一新生力量的大规模扩张，大大改变了整个中国工人阶层的结构版图。90年代以后，国营企业发展遇到了很多困难，经济效益大面积滑坡，造成大量工人下岗，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工人生活在社会贫困线以下，国营企业负重前行，政府也在设法帮助国企渡过难关。而集体企业在产权改革方面的力度则很大，产业结构不断改善。私营企业及外企的发展势头则更迅猛，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活跃的经济力量。改革使不同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很大差距，因而不同企业的工人的发展境遇也甚为悬殊。

80年代的改革使全社会普遍受益，那个时期的改革主要是微观的、局部性的，比如搞奖金激励、承包制、租赁制、价格改革等，改革的正效益几乎覆盖了整个工人群体，工人在待遇和社会地位上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差别，因而工人是非常拥护改革的，这在电视剧《乔厂长上任》中有清楚的反映。而90年代后的改革改变了原先单纯的社会结构，也使得工人群体的内部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分化。那么，作为当代社会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电视剧是如何反映改革进程中的工人生存状态的呢?

从90年代以后的电视剧看，真正正面描写工人阶层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中的生存状态的电视剧并不多，我们很难从电视剧镜像中看到当代工人阶层在改革历程中的真实命运，特别是对下岗工人的反映，不是描述其任劳任怨、识大局、顾大体的形象，就是写其在逆境中奋发图强走向成功的神话。如电视剧《涉外保姆》没有从正面反映下岗工人的生活艰辛和二次创业的不易，而是从想象出发，让下岗女工一直受到好运的宠幸。其中的女主人公在来沪的老外家中做保姆，她的举手投足处处体现了上海人的高素质，因而不仅待遇不菲，还受到老外的尊重和礼遇。电视剧把下岗工人描述得过于理想化，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现实生活中下岗工人的艰难境遇。

而另一些电视剧则表现出丑化下岗工人的倾向，历史学者秦晖在电视剧《姐妹情深》中发现了这一问题。该剧第一次反映了企业正式工、下岗工人以及外来农民工之间的冲突。在电视剧中，商场正式工为改善待遇而发动的集体行动因下岗工人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而下岗工人与雇主之间的讨价还价又受到外来农民工的威胁。公司的领导层认为，下岗工人应该自己找出路，不能依赖领导和公司为自己解决困难，还告诫下岗工人“不要做老母鸡”，“不要用一个大锅饭代替另一个大锅饭”。剧中对那些下岗工人有丑化之嫌，把他们描写成企业的累赘，这些人不是无事生非的刺头儿，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窝囊废。电视剧推出了这样一个貌似合理、实则荒谬的逻辑:下岗工人找单位解决困难，就是给单位找麻烦，职工应该替单位“分享艰难”。在这表面振振有词的逻辑背后，实质上是单位要让职工来承担改革的代价，这是很不合理的。秦晖指出，这种“分享艰难”的电视剧把工人“靠自己”与回避历史欠账混为一谈。“旧体制下我国国有资产不但包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且包括了住宅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基金，这两者都是作为积累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扣除的。经过扣除后发给劳动者的工资在理论上只是生活费，他们的住房、社会保障与相当一部分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费用等)都已积存在国有资产中并由后者代为支付。这与市场经济中工资在理论上是商品劳动力的全价值或人力资本投资的报偿不同，具体表现在旧体制下工作特有的低工资。目前的下岗工人多已四五十岁，在这一体制下工作已二三十年，他们创造的积累在原体制结束时应当有个交代。一些前计划经济国家在转轨中采用‘大众私有化’的办法把积累返还给公民，或者采用出售国有资产并以所得充抵转型期社会保障基金的做法。我们不搞私有化，国有资产中的产业资本或其变现形式(出售所得)仍由政府控制，这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但国有资产中的社会保障基金如果也不返还，在理论上资产控制者就必须承担社会保障之责，这绝不是什么‘不做老母鸡’之类的遁词可以推卸得了的，也与市场经济已然状态下的‘自己靠自己’根本是两码事。”^[2]

对此，戴锦华也有鞭辟入里的认识。她认为，社会贫富的急剧分化伴随着中国经济“奇迹”的发展变得日益尖锐，在经济功利主义的思维惯性之下，发展成为压在人们面前的最紧迫任务，人们慌不择路地奔向“幸福生活”，来不及考虑社会系统的平衡发展问题。工人阶层，这个曾经的社会骄子，同时也是“单位社会”意识形态的轴心角色，在经过了20多年的社会转型后，渐渐由原先的中心角色游离到社会结构的边缘地带。“这凸现而出的阶级事实，并未真正使中国知识界动容。迄今为止，除极少数人文、社会学者之外，中国知识界始终鲜有人面对现实发言。这与其说是出自某种政治的禁忌和文化的误区，不如说它确乎出自某种拒绝反思、‘告别革命’的立场选择。如果说，80年代对类似现实的修辞，即改革的‘阵痛’、历史的‘代价’与进步的‘过程’等等，已不足以有效地阐释/遮蔽这突出的社会困境，那么，90年代新的修辞方式则是更加冷漠而脆弱的。1996年以降，开始频频出现在传媒之上的关于失业/下岗工人的报道、讨论，连篇累牍地将再就业的困境解释为失业者自身的‘观念转变’问题、‘素质’问题、‘缺乏专业技能’问题。类似讨论，全然无视原有体制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席)，无视很多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人公朝向经济与文化的社会底层的坠落，无视在失业/再就业过程中，公然而赤裸的年龄歧视和性别歧视。或许可以说，正是类似讨论实践着意识形态合法化的过程，它不仅潜在地将失业工人指认为‘公平竞争’中‘合理的劣汰者’;而且将他们无法成功地再就业的事实，不作具体分析地完全归之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失业/下岗工人确实在城市内部为迅速进入的跨国资本和中国的‘新富群’提供了新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那么他们可能面临的低廉工资、高强度劳动及权益与福利难获保障的现实也正在遭到很多知识精英的忽视。更为荒诞的是，普通工人，一经下岗并‘转变观念’，便抓住了‘机遇’，陡然‘劳动’致富——在众多这些夸张的故事里，失业/下岗竟然成了天赐良机。”^[3]

以上提及的主要是下岗工人的角色，那么，电视剧又是如何描述在岗国企工人的呢?电视剧《车间主任》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前社会环境下国企工人的生存状态。剧中的车间主任段启明被塑造成为一个敬业、顾大局、识大体、意志坚强、精于业务的工人形象，以他为代表的当代产业工人在改革大潮中面对各种困难和矛盾，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辨析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维护并保证了工厂改革的顺利进行。

总体来讲，电视剧对当代中国工人的真实社会境遇的反映是很有限的，戴锦华教授对此有敏锐的洞见。她发现，“1995年以后，似乎是一个不期然的转变，在电视连续剧的舞台上，白领、商战故事的狂潮悄然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情节剧，而且是颇具中国通俗文化传统的‘苦情戏’。换言之，是穷人的故事取代了新富的传奇;已在80年代退出了时代背景的大杂院、新工房(老式公寓楼)再度出场，替换了‘广场’风景。其中收视率最高，并且再度成为街谈巷议之资的，是两部家庭苦情戏《咱爸咱妈》(1996年)和《儿女情长》(1997年)。不约而同地，两部电视连续剧都以老工人的父亲突然患不治之症病倒，他们原来服务的工厂无力提供医疗所必需的费用为核心情节，结构起一幕温馨苦涩的父/母慈子孝、手足情深的多子女家庭情节剧。在底层家庭或医院病床的场景中，不再为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体制所庇护的底层生活场景显影而出:这里有老人，尤其是工人的境遇问题、高昂的医疗费用问题、下岗女工问题、公开或隐晦的阶级歧视问题……然而，这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触摸，不如说是情节剧式的遮蔽。因为，在这两部连续剧中，尖锐的现实以及下层社会的苦难，被转移为传统中国的血缘亲情、家庭伦理命题;原国营大中型企业工人所面临的生存问题不再呈现为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相反成了一个特殊的‘机遇’，用以展现‘血比水浓’的亲情;成了验证和复活中国传统孝悌之道的极好舞台”^[4]。从中可以发现电视媒体的狡计，电视剧中工人的艰难处境，在善意的道德力量推动之下，毫不费力地转换成传奇故事，在大团圆结局中，绽放了一个带泪的微笑。电视剧的意义不再是让人们看到一个赤裸裸的现实问题，而是要人们在现实问题面前用“精神胜利法”来获得解脱。在功利主义风气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背景下，电视剧作为当代大众文化领域的热土，往往最典型地反映了当代文化的征候。现实社会热衷于权力、财富、名利、声色，大众文化自然而然被卷入其中。在现实社会中，工人阶层，特别是工人中的底层群体，远离社会权力、财富、主流文化资源，属于社会的边缘群体，因而工人的真实存在在电视剧中不是被漠视，就是被曲解。电视剧也被卷进了意识形态腹地，它张扬了社会欲望，放纵了世俗想象，在“现实主义”修辞中，工人的真实处境被遮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