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指导，首先体现为科学研究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立场。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遗传学界，存在着以苏联米丘林和美国摩尔根为代表的两大不同学派。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苏联遗传学界特别是1948年李森科发动的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的影响，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广泛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将摩尔根学派看作是“先天意志决定论”，贴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标签，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后，情况才有所好转。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还多次以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为例子，强调“双百方针”的重要性。5月26日，时任宣传部长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作法，“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同年8月，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在会上强调“哲学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学习，不应该站在自然科学之上向自然科学发号施令。哲学家一定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哲学只有向科学学习才能指导科学”[2]。这次会议极大地消除了当时遗传学界乃至整个科学领域的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会后，北京大学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发表于1957年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毛泽东读后，认为“有用”，于30日写信给胡乔木，指示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同时为此文重新拟了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写了编者按语。5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和编者按语。在此前后，毛泽东还多次接见复旦大学遗传学家谈家桢，对他敢于对强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说“不”的行为表示肯定，并鼓励他“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在捍卫唯物主义立场的同时，大力批判科学领域的唯心主义思想。1954年开始的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学习运动，首先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展开，这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对胡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批判。其后，开始扩展到对自然科学领域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1955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胡绳的文章《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文中联系对胡适实用主义科学观的批判，回顾和分析了马赫科学观在旧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强调唯心主义是科学的敌人，科学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指导。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的文件，指出不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而且自然科学领域同样存在着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1956年5月26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说：“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领域里，阶级斗争也是比较明显的。胡适的哲学观点、历史学观点、教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大家都批判过了。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自然科学工作者却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从前，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间，有过盲目崇拜美国的思想。在一部分自然科学家中也有所谓‘非政治化’的倾向。批判这些错误的东西也是完全应该的。”[3]此后，全国各地发表了一大批在自然科学领域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思想的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于光远《开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学术月刊》，1958年）；（2）龚育之《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3）李宝恒《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研究》，1962年第2期）；（4）胡文耕《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研究》，1963年第3期）。在此背景下，1961年《红旗》第15、16期发表龚育之《自然科学与世界观》一文，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大讨论。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列宁关于“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论断，哪一类的科学家才可称为“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龚育之认为，“伟大的科学家”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如果属于那个时代思潮的进步方面，他就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够得上这个光荣称号。牛顿、爱因斯坦是伟大的科学家，在科学实践中是站在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的，但牛顿从形而上学和经验主义走向神学，主张上帝的“第一推动力”；爱因斯坦后来从相对论走向唯心主义，反复宣传概念和理论是“人类想象的自由创造”、“人的精神的自由约定”，称他们为“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不能认为是不公平、不可以的。以钱时惕为代表的学者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列宁关于“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的称号，仅对极少数自然科学家中的唯心主义者（比如马赫、彭加勒等）而言，列宁并没有把这个称号加在牛顿、爱因斯坦等人身上，只是对其哲学上的不彻底性、动摇性给予同志式的批评。
其次，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表现为科学研究要走群众路线，生产实践是知识的最直接来源，同时也是检验科学知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1958年5月，《红旗》发表署名文章《青年农民能不能成为科学家》，宣传陕西27岁的农民王保京。文章指出，王保京尽管只上过两年小学，但却是生产能手和优秀的育种专家，称赞他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新型科学家；他帮助人们打破了科学的神秘观念，打破了对科学家的迷信[4]。5月2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鼓舞劳动人民打掉自卑感，振奋大无畏精神》为总标题，报道了3位样板人物的事迹，同时配发了题为《科学并不神秘》的社论。这3位青年，除了王保京外，还有只读过初中一年级、36岁的防治白蚁的土专家李始美和只上过4年小学却发明农业机械“八用机”的青年农民曹文韬。社论说，李始美研究出来的防治白蚁方法的效果，超过了国际水平，比专门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方法还完善，打破了对学院式研究的迷信；3位青年的成就说明，科学技术并不神秘深奥、高不可攀，大学教授能做，同样是人的农民也能做到。中国科学院专门邀请李始美给北京数百名科学工作者作了《白蚁的研究和防治方法》的报告，并号召科学工作者向土专家学习，坚持科学研究的群众路线，走“社会主义的科学道路”。中国科学院还以郭沫若院长的名义向李始美颁发研究员聘书，正式聘请李始美为专职研究员。此后，全国上下各类报纸大力宣扬土专家进行科学创造、发明的事迹，同时，一大批“农民科学家”被吸收为科研学会会员，被聘请为大学教授、科学院研究员。
此外，群众的生产生活经验被拔升为哲学范畴——“实践”的核心内容，从而僭越科学实验和科学理性，成为检验科学真理的最重要标准。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同年冬天，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时，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在同部分省委书记讨论后，商定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5]在这期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向农业部表示：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对农业生产有益处，因此，应该想办法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但是，科学家理性而辩证的分析在农民的生产经验面前不堪一击。1956年1月，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纲要草案》，麻雀成为“法定”的消灭对象。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斗争过程中，一些生物学家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朱洗、华东师范大学薛德焴、复旦大学张孟闻、西北农学院辛树帜等人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出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956—1957年，《文汇报》陆续刊发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的文章，讨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但是，随着“大跃进”的到来，反对消灭麻雀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195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称：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争取在10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统计共捕杀麻雀19.6亿只，很多城市麻雀基本绝迹了。但是，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规模爆发，一些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于是，冯德培、张香桐、徐京华等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在众多科学家的努力下，1959年11月，中国科学院以反映科学家不同意见的方式向中央写报告。几经曲折，科学的理性思考最终盖过了农民的日常经验，1960年4月6日，中共中央《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指出：“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同时林木果树的面积大大发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树害虫的‘天敌’。因此，以后不要再打麻雀了，纲要所说的除四害中，应当把麻雀改为臭虫。”[6]
第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突出表现为辩证法成为科学最根本的方法论，自然辩证法成为最红火、影响面最广的学科之一。毛泽东非常重视辩证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早在延安时期，他就强调：“学习自然科学，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可以说，新中国自然辩证法的建立和发展与毛泽东息息相关。1938年，“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在延安首次召开，1940年先后成立和举办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和“自然辩证法讨论会”；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当时的延安大学增设了自然发展史课程，内容涉及自然辩证法相关内容。在翻译引进自然辩证法的经典著作方面，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第一个中译本，译者杜畏之，后又多次再版重印。新中国成立不久，《新华月报》以“本刊特约稿译”的形式，连载了于光远、曹葆华等共同翻译的《自然辩证法》若干章节，人民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该书部分内容的单行本。1950年，郑易里翻译的《自然辩证法》由三联书店出版，1955年，于光远等人主持的《自然辩证法》全译本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个版本比较完善成熟，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在理论研究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学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就开始火热起来。比较重要的著作，除于光远翻译的《自然辩证法》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自然科学发展规律的几个问题》（龚育之著），上海耕耘出版社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史》（沈致远著，该书叙述了自笛卡尔以来自然辩证法思想的历史发展，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思想），陈珪如著《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为了配合干部学习自然辩证法的需要，出版了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为模本的《从猿到人透视》普及读本（上海编译社）；翻译出版了众多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辅导读物，比如，《论恩格斯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6年）、《马克思主义与科学》（世界出版社，1950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与科学》（正风出版社，1950年）、《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三联书店，1954年）等。论文方面，《人民日报》、《红旗》、《文汇报》等党报党刊开辟专栏登载了大量学习讨论自然辩证法的论文，作为专刊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译文和各类学习文章。一大批领导干部、科学家、哲学教授以及生产科研一线的工作者都参与其中。
概括起来，当时学习研究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一）对文本进行较为通俗的诠释介绍型学习，这一类主要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为主；（二）结合生产科研工作实践学习，这一类主要以科技工作者和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生产者为主，大多是对辩证法体会类的文章；（三）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的语录来学，这主要以普通群众和部分党员干部为主；（四）结合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来学，主要以一些别有用心的积进分子为主。
在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热潮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和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下，一些著名科学家都自觉学习运用辩证法，把辩证法作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哲学指导思想。1950年，首任全国科学协会主席李四光，在《自然科学》第1卷和第2卷上连载长文《科学的中心思想在怎样转变》，分析传统机械论的局限性，并阐发了唯物辩证法的一系列科学原则；华罗庚在《科学通报》发表《一个数学工作者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初步体会》；钱学森发表了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系统思维科学研究等系列文章；冯定、吴有训、卢于道等发表《自然科学与辩证法》座谈纪要；竺可桢、卢于道等撰写《中国科学新方向》、《科学与政治斗争》、《辩证法与新地理学》等；包括苏步青在内的众多数学家关于数学的本质和对象的讨论，也都涉及辩证法的相关思想，这些对当时中国的科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除学习讨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外，作为一门深深烙有中国时代特色的哲学学科，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建制也逐步建立完善起来。1956年，为响应党中央提出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由于光远主持、召集一批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对哲学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十二年研究发展规划。规划草案拟定了9个方面的研究内容：（1）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2）科学方法论；（3）自然界的运动形态和科学分类问题；（4）数学和自然科学思想的发展；（5）对唯心主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批判；（6）数学中的哲学问题；（7）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中的哲学问题；（8）生物学、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9）作为社会现象的自然科学。为具体落实规划草案的内容，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组”，于光远兼任组长，这是我国第一个自然辩证法的专业研究机构。当时研究组的任务是“除了自己进行专题研究以外，还要广泛联系有关的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以便全面开展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10月，《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创刊，开始发表相关论文和译文。此后，上海、广州、哈尔滨和北京等地也相继建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全国各地几乎都开办过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设置了自然辩证法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哲学系联合招收了3届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研究生。1960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自然辩证法学术会议。出席会议的有130多人，论文70多篇。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部分教师撰写的《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论机床内部矛盾的规律》一文在《光明日报》（1960年11月）发表后，引起毛泽东的重视，经他审阅批示后在《红旗》第24期转载，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反响。后来，毛泽东还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写信给哈尔滨工业大学，建议再写一篇长文详细解释他们的论点以及分析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第二次比较重要的会议是1965年8月由自然辩证法研究组组织召开的各门科学史的编写会议，当时主要以工、农、生物等学科史的编写为主要目标。这次会议为后来的编写工作积累了资料，也为学科建设作了基础性的工作。
由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观引发的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讨论是这一阶段后半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1963年8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复刊第1期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论文《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由俄文翻译）。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十分赞许，多次向国内一些著名哲学家、科学家提到它。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和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兼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远谈话，由坂田昌一的文章谈到了他对自然界辩证发展的许多看法。在谈话中，毛泽东开篇就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接着他又强调：“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世界上一切都在发展变化，物理学也在发展变化，牛顿力学也在发展变化。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辩证法。”[7]1965年6月，《红旗》重新发表了坂田昌一的那篇文章，只不过这次是直接从日文翻译，将标题按原文恢复为《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并对其中涉及的许多物理概念和事实进行了解释，还专门加了希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从事其他工作的同志都来读一读坂田的文章的编者按语。配合坂田的文章，同期杂志在“自然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专栏还刊发了朱洪元、于光远和龚育之等人的相关文章。后来，朱洪元、胡宁、何祚庥等人提出的基本粒子的“层子模型”理论明显和毛泽东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有直接联系。在这以后，坂田昌一的论著被广泛介绍进来，比如，《坂田昌一物理学方法论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三联书店1973年版）；《坂田昌一科学哲学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现代科学的哲学与方法论》（《自然辩证法杂志》1973年第2期）；《我所遵循的经典——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科学与哲学》1981年第3期）。坂田的文章和《红旗》的按语，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北京、上海、江苏等地的大学、科研院所和学术团体纷纷举办座谈会，坂田的科学思想和唯物辩证法被列为专题进行讨论；《红旗》、《文汇报》等刊物连续发表一些著名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学习讨论文章，据不完全统计，1965—1966年短短两年间，仅在《红旗》、《文汇报》、《北京大学学报》、《原子能》、《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这5种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100多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红旗》（1965年第9期）发表的朱洪元、高祟寿、徐光庆、龚育之、艾思奇、于光远等人的一组关于“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文章；（2）《文汇报》（1965年6—7月）发表的张香桐、苏步青、谢希德、陈念贻、周世勋、袁运开等人的一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文章；（3）1965年9月—1966年6月，《原子能》、《北京大学学报》发表的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朱洪元、胡宁、何祚庥、戴元本等人关于“基本粒子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的一组文章；（4）1965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发表的系列相关文章，比如何祚庥、庆承瑞的《关于〈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的对话》、朱洪元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实证主义和日本基本粒子论学派的三阶段论》等。可以说，由坂田新基本粒子观所引发的全国性大讨论，摒弃了20世纪50年代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粗暴的干涉指导科学的做法，开始把哲学的讨论同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强调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对于自然科学的指导意义，因而在哲学和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