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的强势地位

理论上Kachru1985年将英语分为核心圈英语 (innercircle English)、外围圈英语 (outer circle English) 和扩展圈英语(expendingcircle English)，并认为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新西兰等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处于核心圈英语范围内，其英语可视为旧英语; 而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如菲律宾则处于核心圈的外围，这些国家的英语带有浓厚的本土化色彩故被称为新英语。[1]基于Kachru的“同心三圈理论”，Robert Philipson认为“处在核心内圈的超级语言英语成为维持权力的工具，导致各语言集团之间权力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2]。

图5-1 Kachru的“同心三圈理论”

菲律宾作为英语国家普及处在核心内圈地位的英语，虽然一定程度上结束了菲岛多语言、多方言却没有全国通用语的历史局面，使菲律宾凭借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快速融入国际主流社会，但是客观上阻碍了菲律宾各民族语言的发展，影响了本土语言和文化的传承。“随着英语的入侵，菲律宾逐渐依赖于英语这种浸透着美国式优势思想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借入语言，以及这种借入语言深层所蕴含的外来理论和方法，最终产生一种舶来意识。”[3]基于同化目的的英语教育本质上是宗主国美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强行灌输，其殖民同化语言政策强化了英语的霸权主导地位，排挤菲律宾本土语言并使它们日渐边缘化直至濒危消亡，使逐步失去自身民族语言的菲律宾对宗主国语言美国英语产生了如Kerman所描述的从“工具性的依附”(instrumental attachment) 到“感情性的依附”(sentimental attachment)。

纵观世界语言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一种语言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其他语言难以企及的影响，并不是因为该语言本身比其他语言优越，而是以该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或其他形式的人类群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地域扩张的结果。[4]菲律宾语言多样性以加速度流失，英语作为强势语言不但占据菲律宾政治、经济、教育、公共服务等所有优势领域，而且借助现代信息和传媒技术，以压倒性优势不断侵入、挤占菲律宾弱势语言的传统功能空间。菲律宾历届政府对本国的语言教育政策重视程度不一。而且，由于政府推行他加禄语和英语的双语政策，导致菲律宾的其他民族语言日渐消亡，少数民族碍于社会和经济原因，更倾向于学习双语。[5]

语言濒危与消亡已成为当代社会所面临的迫切的现实问题，成为当代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生态危机的组成部分。[6]究其原因，与英语相比，菲语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不高，更何况偏远地方的岛上语言，它们只好自生自灭。一直以来，他加禄语流通范围无非是在吕宋岛的大马尼拉地区，菲律宾全岛就只能用英语来作为交流的媒介。目前，英语仍然是各个高等院校的主要教学工具，虽然70年代后菲律宾政府极力提倡使用双重语言教学，但在高等教育，特别是在传统的名牌大学中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菲律宾的上层社会、政府机关以及工商业界均使用英语，很多人认为学了菲律宾语用处不大。[7]

语言的削弱或消失有时是由外部机构的强力，如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使用者所控制的权力所致。但是，当这种外部压力失去时，一种特殊的语言能否存在则难以保证。即使没人强迫弱势群体使用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但弱势语言使用者由于态度和偏好原因，当其融入占统治地位的语言环境后，他们的语言选择是难以预料的。20世纪60年代，随着世界民族运动的高涨和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兴起，正规教育中作为教学媒介的英语成为该运动的靶子。许多菲律宾学者攻击英语使得菲律宾人忘了自己的根基，美国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是具有美国意识形态和特征的菲律宾人。进步学者呼吁中止英语教育，推广菲律宾语教育。然而，由于英语能力是菲律宾人海外劳务的就业优势，学校和民间仍然重视英语的学习。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来推动菲律宾人学习菲律宾语，并颁布了双语教育政策，但由于英语作为内圈核心地位的优势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大多数菲律宾人还是倾向于学好英语。

20世纪70年代的双语教育的出台和实施一直严重影响着菲律宾的教育。首先，教育部制定的双语教育政策缺少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双语政策忽视了儿童学习的方法以及基于母语的语言学习; 此外，政策掩盖了教育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由于本地语言只是作为辅助教学媒介，一些教师作为该语言群体的成员不能很好地将双语教育政策落实到教学过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语教育的成效。其次，教育部制定政策，不是以研究为基础，而是更多取决于政府、立法者和捐赠者的态度。例如，由于对菲律宾产业和资源管理部门的就业承诺，阿罗约执政期间积极倡导以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此外，超过200名国会代表签署了众议院第4701号法案，旨在从小学三年级起将英语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而菲律宾语只作为一门课程。众议院第3719号法案则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要求在小学阶段使用母语作为教学语言。除此之外，菲律宾基础教育的教学语言问题一直处于争论当中。在农村地区，英语授课和英语学习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却很少有机会使用英语，课程内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脱节，这也是菲律宾的小学生在过去的30年间，辍学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直到1988年8月，阿基诺总统签署了旨在大力推广使用菲律宾语的第335号行政命令，对在国家公务活动中如何使用菲语、如何进一步发展和丰富菲语，以及如何有效在开展菲语教育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并责令国家语言研究所制定出相关实施细则以确保该行政命令的实施之后，随着菲语在国家公务活动中的规范使用和被新闻媒体广泛应用，菲语的推广工作才步入正轨。[8]

菲语的推广和普及工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虽有政策和制度保障，但推广工作却不尽人意，作为国家标准语言的菲律宾语是以马尼拉及其附近地区的他加禄语为基础的。然而在菲律宾各地，使用他加禄语的人仅占全国人口的30%。因此，菲律宾所推行的这场语言改革运动的难度是很大的。此外，菲律宾人民已经离开殖民主义时代，根据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验，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是提高其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9]由于菲律宾群岛是语言多样性的国家，不同语言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使用，每日相碰相撞，相互接触，相互影响，共同发挥交际的作用，其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语言关系。语言关系涉及语言地位、语言功能的差异，不同语言的协调、互补、竞争、矛盾等。由于国家制度、民族特点、语言状况等存在差异，语言关系存在多种不同的类别。[10]鉴于此，2001年，格罗莉亚·阿罗约上台后意识到国民英语能力有下降趋势，面临着如何处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菲律宾国内英语、国语以及其他语言关系问题，于是由众议院通过新法案，制定新的语言政策。2002年，菲律宾教育部对小学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改革后将课程分为五个科目: 菲律宾语、英语、科学、数学、公民与文化。课程设置上做了整合，如改革前英语老师和德育老师只需要准备各自的专业课讲义，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交流。但2002年的基础教育改革则要求，不同学科的老师，特别是教授公民与文化课程的老师必须与其他学科老师进行知识交流与探讨，将爱国主义、公民意识、道德价值等融会贯通于自然和社会学科中。由于小学一、二年级没有开设科学与健康课程，相关的知识便融入到了英语课程中。从性质上看，语言关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和谐型。属于这一类型的不同语言，相互间和谐共处、功能互补，和谐的语言关系推动社会进步、民族发展。另一类是语言非和谐型。属于这一类型的不同语言，相互间存在矛盾和对立，在使用上相互排斥。不和谐状态如果进一步激化，就会导致语言冲突和民族冲突，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国家的不安定。这两种类型，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11]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使很多民族语言处于濒危消失状态，世界各国纷纷倡导多元语言政策，以应对这一新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7年推出“语言多元化”战略，力求在全球范围内弘扬、保护和保留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受国际社会环境影响，菲律宾的语言教育政策再一次发生改变。2008年，菲律宾开展了一系列基于母语的多元语言教育运动。2009年7月14日，菲律宾教育部颁布第74号法令，把加强基于母语的教学放在首位，其次是加强菲律宾语和英语、西班牙语等多种外语的教学。从学前阶段到小学三年级，所有科目的教学语言是学生的第一语言，包括英语和菲律宾语。新的中学教育课程从2010—2011学年开始实施。英语作为英语、科学、数学、职业教育和文体课程及公民军训的教学语言。新的英语课程教学计划关注了学生的交际能力，特别是基于内容的教学，将语言学习与科学和数学知识结合起来，同时还融入了认知和学术的语言学习法的使用，将语言使用的各种情境融入课堂教学中。由于菲律宾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有限，一些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也积极投入到提高菲律宾人英语水平的工作中来。如提高英语项目 (Promoting English Proficiency) 是由菲律宾美国商会和马卡蒂商业俱乐部共同提出并创立的，旨在培养英语能力达到国际标准的、世界一流的菲律宾员工。经过跨世纪的发展，菲律宾已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但在发展过程中还是面临着诸多问题，如公共教育一直面临着师资、教材、教学辅助资料等资源的短缺。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曾有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 “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和语言形成的结合极为密切，只要有一个方面存在，另一个方面必定能完全从中推演出来。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在民族主义思想和运动的萌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2]菲律宾政府既要保持英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又要保持菲律宾语所承载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其处境是困难的。2009年7月14日，菲律宾教育部发布第74号令，规定在全国正式、非正式教学中，采用基于母语的多元语言教学，废除执行了35年的以英语和菲律宾语为教学媒介的双语教育政策。该法令的战略思想旨在用母语即第一语言开发学生的认知和推理能力，然后将其迁移到第二语言的学习中去。该法令标志着菲律宾的语言教育已走向成熟。[13]

世界全球化、信息化和媒体化凸显语言及外语功能与作用的同时把外语教育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经济贸易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主要特征是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并且导致全球文化的“英美化”(Anglo-Americanization)。英语事实上已成为世界通用语，占据了极大的语言使用空间。目前世界上说英语的人数达到15亿，英语是62个国家的官方语言，70%～80%的学术出版物是英文版，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与机构以及学术会议的工作语言是英语，同时英语是国际上外语教育最主要的语言。这种背景之下要让菲律宾放弃英语无异于天方夜谭。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导致了语言接触和交流的不平衡，引发了激烈的语言矛盾与冲突，迫使人们冷静、严肃、深入地观察和研究外语教育及其规划与政策。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从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剖析英语海外教育的本质特征，指出: 这是一种新形势下的“帝国主义”，即“语言帝国主义”[14]; 英语海外教育是英帝国海外殖民的重要组成部分[15]; 因此，作为英语教育的接受者，不可避免地面临“抵御语言帝国主义”的挑战[16]。菲律宾也不例外，只是抵御语言帝国主义的力量无异于蚂蚁撼泰山。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在客观上对世界多元语言生态构成了严峻挑战，很多民族语言处于濒危消失状态。而一旦体现本土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语言消逝，世界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也将逐渐消退。语言本身承载着人类的经验、文化、身份以及期待和梦想。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世界各国纷纷倡导多元语言政策，以应对这一新的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于2007年推出“语言多元化”战略，以求在全球弘扬、保护和保留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17]

语言政策选择不仅关系到公共教育的有效提供，而且关系到菲律宾世世代代的儿童未来的语言使用模式，菲律宾语言政策的嬗变的争论主要是关于公共教育的媒介语应该是英语还是菲律宾语或其他地方方言，甚至在公共学校课程中还应安排哪些菲律宾地方方言语言作为科目的问题也在引起越来越多的争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深刻地影响菲律宾学生的语言技能，而且影响语言群体在时间的长河中再现自己的能力。面对语言多样化的学生，教育决策者对教育的媒介语问题有若干种选择。公共教育语言政策不仅要决定有哪些教学媒介语以供选择，而且要指明在这个选择范围内父母可以自由选择的程度。大多数父母会送子女到主体语言学校系统，除非子女对主体语言熟练程度有限而要求作出特别的安排。然而，由于英语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地位，人们更倾向于学好英语，菲律宾语的学习前景堪忧。正如卡斯蒂利亚王国萨拉曼卡大学的修辞学教授内布里亚 (Nebriya) 在1492年献给女皇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的前言中写道: “语言永远与实力相伴。”[18]从强制性推广宗主国语言到振兴民族语言，从单一语言到多元语言，从侧重语言的政治性到语言的发展性等，菲律宾正在一步步摸索。由于国家主权主导着语言政策的取向，菲律宾各届政府对语言政策的态度不一，直接导致了语言政策的不连贯。动荡的局势导致政府启动了无数计划，而多数计划制订时考虑不周，资金不足，实行的时间都太短，其结果尚不为人知晓或理解。虽说推进国家语言的运动是始终一贯的，虽说这种语言被认定是他加禄语的一个形态，可问题是这些运动本身是时断时续的，有时候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19]虽说菲律宾语在菲律宾人中得到快速推广，然而看不出他们对这种语言感情上的依恋。可能菲律宾人并不认为菲律宾语是自己国民身份的根本标志，对他们来说，菲律宾语充其量是谋取饭碗的一块敲门砖。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律宾语和英语确确实实同为官方语言。

纵观菲律宾的语言政策变迁，不难发现，殖民时期外来语强势侵略，尤其是英语。国语确立后，当权者试图兼顾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和汲取现代文明，于是双语教育政策出台，但英语影响深远和国语发展缓慢的客观现实始终使得菲律宾各届政府的双语政策趋于“弱式”[20]，由此带来的积极效应是菲律宾人的语言优势，无形中增强了人力资源的市场竞争力。这种多变的语言政策，是因为菲律宾群岛多文化、多语言、多种族以及遭受外来侵略所致，“得了英文，失去灵魂”只是无可奈何的哀叹而已。

[1] B.B. Kachru，“Standards，Codific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alism: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the Outer Circle”， in R. Quirk ＆ H. G. Widdowson，eds.，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p. 11-30.

[2] R.Quirk and H.Widdowson，eds.，English in the World: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 121.

[3] Virgilio G. Enriquez，Elisabeth P. Marcelino，Neocolonial Politics and the Language Struggleon the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Philippine Psycology Research House， 1984.

[4] 郭友旭: 《语言权利的法理》，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5] M. David，“Language Policies: Impacton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Teaching”， The Linguistics Journal，2009 (9): 173.

[6] 范俊军: 《少数民族语言危机与语言人权问题》，载《贵州民族研究》，2006年第2期，第51～52页。

[7] 沈红芳: 《菲律宾》，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第236页。

[8] 章石芳、范启华: 《菲律宾语言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兼论华文教育的新机遇》，载《海外华文教育》，2013年第4期。

[9] 归通昌: 《菲律宾》，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5页。

[10] 戴庆厦: 《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1] 戴庆厦: 《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12] 章石芳、范启华: 《菲律宾语言教育政策的回顾与反思——兼论华文教育的新机遇》，载《海外华文教育》，2013年第4期。

[13] 李娅玲: 《菲律宾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

[14] Robert Phil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5] Alstair Pennyeook，English and the Discourses of 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8.

[16] Suresh Canagarajah，Resisting Imperialism in English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17] 李娅玲: 《菲律宾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及启示》，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5期。

[18] 〔法〕海然热: 《语言人: 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张建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04页。

[19] 〔美〕罗伯特·卡普兰、〔澳〕小理查德·巴尔道夫: 《太平洋地区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规划》，梁道华译，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第95页。

[20] 王莉颖: 《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外双语教育比较研究》，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