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态的伦理关怀

四、对生态的伦理关怀

用于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儒家伦理道德，不单关注人事，而且亦关注于自然，把万物生态纳入伦理的范畴，使自然与人伦相互混融，并用来规范人们对生态的行为，进而协调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指出：“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即“非孝也”（《礼记·祭义》）；“杀大蚤，……非礼也”（《荀子·大略》）。《穀梁传》亦云：“夏田（即田猎）于义为短”（《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引），要人们“食之以时，用之以礼”（《孟子·尽心上》），认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以时取予，才符合道德的要求，“开蛰不杀，则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

在儒家看来，保护生态资源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从起源而论，伦理道德与自然生态有着割舍不弃的联系。“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无天地恶生？”（《荀子·礼论》）“礼也者，合于天时”；“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訾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礼记》之《礼器》、《丧服四制》）也就是说，礼的出现，是人类以天地为体、取法四时、以阴阳为准则和顺乎人情的产物，没有天地、四时、阴阳、人情的模本及对之的效法与模仿，礼是不会诞生的。又据《礼记》，最早的礼仪是从人们的饮食活动中产生的。《礼记·礼运》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蕢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而这种源于饮食之礼又恰恰是中国先民顺应自然生态的文化创造的产物^[23]。“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礼记·乐记》）

儒家又认为，人的道德仁义之心是天赋和与生俱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已”（《孟子·告子上》）。到了宋代，儒家在诠释《周易·乾》所载“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之语时，程颐断言天、人同道，天道的内容是元亨利贞，亦即生、长、遂、成：“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表现在人上就是仁、礼、义、智（《伊川易传·乾》）。后来朱熹发挥了这种观点，将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与人生道德原则互相联系起来^[24]，以为元是“生物之始”，“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亨是“万物之通”，为万物发育茂盛，“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利是开花结果，为“万物之遂，……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贞为“万物之成”，是果实成熟，“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周易本义》卷1）。而朱震则云：“万物分天地也，男女分万物也，察乎此则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体。是故圣人亲其亲而长其长，而平天下。伐一草木，杀一禽兽，非其时，谓之不孝”（《汉上周易·说卦》）。万物与我一体，所以对待万物就像对待自己的亲长一样，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否则就是“不孝”。冯天瑜曾因此而指出，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由于人伦效法自然，自然又被人伦化，形成天人合一、主客混融的局面”^[25]。

仁是儒家最高的道德准则，“仁，人心也”，“仁者爱人”，且“仁者无敌”。“仁者爱人”，首先要爱惜自己，其次为父母兄弟，再次为溥天之下的人。但儒家的“仁”爱并不仅限于此，它还有一个基本的爱，即爱物，也就是孟子所讲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乃仁术也”（《孟子》之《告子上》、《离娄下》、《梁惠王上》、《尽心上》）。“不忍”之心成了儒家对待万物的生态伦理学“仁”的最基本原则和要求，把伦理道德范畴的“仁”从“推己及人”发展到“推己及物”，把爱万物看作“仁”的内在要求和表现，从而使儒学之“仁”有了生态伦理道德的意义。荀子也认为君子应当“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荀子·非十二子》）；董仲舒之“质于爱民，以下至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以谓仁”（《春秋繁露·仁义法》）则明确地把对自然万物的道德关怀视为人的道德“仁”的表现；宋儒又在自觉的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将“爱物”直接作为“仁”的内在规定。程灏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遗书·二先生语二上》）的生态道德的定义。王阳明在《大学问》里所讲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详尽地阐发了泛爱万物的思想：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认为与天地万物同情共感的能力，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儒家不仅要关爱人类，还要爱及鸟兽、草木、瓦石，凡天地万物皆要尽心爱护，不使其遭受破坏，以为这是一个道德问题，把“仁”作为贯穿于万物与人之间的媒质，求得天、地、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协调，从而达到对生态道德的逻辑的自觉，“天地万物一也”，人、物一也，爱人、爱物一也，社会道德与生态道德一也，儒家的“仁”学由此也成为了一种生态伦理学^[26]。

在儒家天人之学中，虽然儒家亦强调人类能够而且必须利用、役使天地万物，甚至提出了所谓的“人定胜天”的主张，但由于儒家将社会伦理道德糅进其生态意识中，因此，在儒家那里，我们看不到现代西方文明中的那种人类对自然界表现出来的傲慢、甚至敌视的态度，相反，表现的是儒家以充满人情味的言语，向世人传达了对自然的尊重、保护之情，中、西方生态文化如此的差异，颇令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