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税务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

二、全球化对税务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

全球化对税务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是必然的，是或迟或早必将发生的。全球化对税务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将是全方位、多层面的。笔者认为，根本冲击将从三个方面展开。

首先，从税务行政制度伦理层面看，全球化对各个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目前尚奉行集权制的发展中国家。因为全球化的冲击根本说来，是人类共同的迄今为止最先进和文明的价值观念对特殊的落后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挑战。它要求重建世界共同的价值体系，构建以公平、自由、平等、人道为基本价值的民主制度，全面消除异化。

民主，顾名思义就是由人民自己做主，自己决定涉及自身利益的一切事务。民主制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其出发点和归宿都以人本身为目的。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以及利益诉求，而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倾听、接受、采纳各种意见和建议。从本质而言，任何制度都是对人自由的限制，民主制、集权制也一样，因此，都是一种恶，但是必要的恶。不过，民主制与集权制相比，它对人的自由的侵犯较小，而集权制较大。道理很简单，民主制的确立是以人为本，即以肯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前提，而集权制则恰恰相反，是以集权者个人的意志和好恶为出发点和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经济全球化之后，冲击和挑战最大的当然是各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而奉行集权制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在俞可平先生看来，全球化时代的民主政治就是“善治”。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场社会的一种新颖的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他认为，构成“善治”的基本因素有六个：即合法性(社会秩序的权威应当最大限度地被公民自觉认可和服从)；透明性(即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策信息)；责任心(人们应当对其自己的行为负责)；法治(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回应和效率。^［6］显然，两种制度由于出发点选择的不同，其制度构架、组织形式、对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行政道德要求就不同。民主制度安排下的税务行政伦理显然也要求税务行政公务人员要服从上级和相关的领导，但其要求服从的前提是，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的权威，是基于广大社会成员认可同意的权力而形成的。而在集权制下，所谓的权威仅仅是由国家专政机构的强力威慑支撑的。就是说，两种制度安排的税务行政组织前提和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

众所周知，任何社会都需要管理，任何管理都需要权力来保障秩序，任何权力都是一种强力，但强力并不一定等于权力，只有广大社会成员认可的强力才能算得上真正的权力，其产生的权威也是巨大的、无限的。而一种强力(比如国家专政)如果没有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可和赞同，那它仅仅是一种强力，其形成的权威也是有限的、短暂的。无疑，由于民主制是以尊重每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平等等基本权利为前提的，故而，广大社会成员自然认可和赞同的制度设计显然是符合人性的、科学的，也是公平的。相反，集权制恰恰与民主制背道而驰，因此，它必须靠不断加强和膨胀的国家暴力去维系统治。

可以说，在科学技术不发达，人与人的交往以人际为主要特征的时代里，集权制有一定的存在土壤，但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的普及，时空的压缩，人们所拥有的信息质量和数量，已经与以往任何集权者所掌握的信息差不多。因此，集权统治的土壤和依托必将逐渐消失，代之而来的，肯定是民主制的时代。由是观之，全球化对税务行政制度伦理的挑战和冲击可以说是空前的。它将冲击一切与集权制相适应的税务行政制度伦理，致力于解决权力的所有制问题，即公共权力到底应该属于谁，是属于个别人、少数人，还是应当属于多数人、广大社会成员。可以预见的是，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民主制度文明，或快或慢地都要冲击一切与集权制相适应的税务行政制度伦理。道理如前所述，因为民主制是符合人性的，是以人为本的，是从人的行为心理本性的基本规律出发，并结合社会政治目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每个人的利益而创设的。

其次，从税务行政道德原则看，全球化势必要求各民族国家以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理念为圭臬，重建合乎本民族实际的税务行政道德规范体系。

伦理和道德虽有重叠的一面，但二者并不是可以完全替代的概念。伦理讲的是人际行为事实如何以及应当如何的规范，所以，税务行政道德原则应当是指各级税务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在税务行政活动中应当如何的规范。它既是评价税务行政制度安排是否道德的标准，也是评价税务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税务行政活动和行为善恶的标准。就是说，税务行政道德规范体系是税务行政制度伦理价值理念的具体化。这一体系既有原则层面的规范，也有准则层面的规范，而原则层面的规范制约、决定优先于准则层面的规范。

就原则层面而言，税务行政道德原则应当由公正、平等、人道三个原则构成。其中，公正应当是最重要的税务行政道德原则。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税务行政管理秩序的稳定与发展，关系着税务行政机关及公务员的行政工作效率和个人切身的利益。公正作为最重要的税务行政道德原则，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应当如何公平地分配税务行政权利和义务：即在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在国家与税务行政机关之间，各税务行政机关之间，税务行政机关与其领导、公务人员之间如何公平地分配税务行政权利和义务，以及领导与各岗位公务人员之间如何公平地分配税务行政权利和义务。这是公正这个最重要的税务行政道德原则最复杂的一面。这一点，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按贡献分配权利。奥肯说：“他们都对最初的假定表示敬意，即收入应该建立在对产出的贡献的基础之上。”^［7］而根本说来，每个人应当拥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同时应根据每个税务行政人员的品德和才能分配非基本的税务行政权利和义务。具体说，就是要任人唯贤，兼顾每个税务行政人员的德才来分配行政权利。德才显然是税务行政人员的潜在贡献，是税务行政权利分配的潜在依据；而贡献是德才的实在结果，是税务行政权利分配的实在依据。可以说，在全球化大潮的冲击下，伴随着市场经济公平原则的逐步深入人心，公平在税务行政道德原则体系中的地位将越来越大。

而平等则是税务行政公正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平等作为一种社会公正原则，它一般归结为完全平等(即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与比例平等(对同样的人一视同仁)两大原则。不同的是，完全平等是就基本权利而言还是就非基本权利而言。如果是就基本权利而言显然是正确的，相反，如果是就非基本权利而言则是不可取的。平等作为税务行政道德原则之一，无疑与政治平等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政治平等原则一般分为直接统治权利与间接统治权利。据前所述，人们显然应该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权利，比例平等地享有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具体说，税务行政机关的领导和公务员应当完全平等地享有政治自由权利，比例平等地享有担任政治职务的权利。同时，税务行政机关还应当享有机会平等的权利，即竞争税务行政权利的机会平等与发展潜能的机会平等。一样的道理，伴随着全球化自由平等规则的冲击和渗透，科学的税务行政道德原则——平等理念也将会逐步内化为税务行政公务人员的内在自觉行动，抵制以往不平等的规则、习惯和做法。

与公平、平等相比，人道原则可以说是最完美的税务行政道德原则，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它也将逐步被重视。“人道”实际上就是指人道主义，其根本观点是主张人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和尊严，它是指一种使人成为人的思想体系。或者说，他主张将人当人看，并使人成为人；主张政府应当给人最大限变的自由，消除异化。具体到税务行政伦理，就是要求政府、税务行政机关、公务人员在一切税务行政活动中应当将人道原则贯穿始终。而且，必须将法治、平等、限度三大原则作为自由——人道税务行政的一般的、普遍的原则。这无疑是衡量一个社会税务行政伦理是否优良的一般的普通的标准。^［8］

浅显的道理告诉我们，伴随着全球化规模的扩大、进程的深化，肯定会给三大税务行政道德原则的确立和实行创造良好的机遇。而一些发达国家税务行政伦理实践成功经验的示范、辐射和榜样作用，也会进一步刺激三大行政道德原则的确立和实现。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技术交际活动的加剧，都会为优良税务行政道德原则的确立和实行创建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各民族国家传统职能的逐步弱化，公平、平等、人道的社会制度安排需求的增长，都将促使税务行政伦理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要求税务行政伦理顺应潮流，遵从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尽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新的甚至是十分严峻的问题，但那毕竟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的，与传统社会体制下遭遇的问题有着质的差别。

第三，从税务行政人员的行政品德而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影响人的品德发展的根本因素方面考察，全球化会从四个方面影响税务行政人员的品德形成。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资源共享，生产因素自由流动，无疑会促进全球经济整体状况的提升，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得以提高。这无疑意味着，税务行政人员品德的提高会获得物质的支持。道理其实很简单，生理需要的满足，可以促进道德需要的产生，即渴望做一个道德的人的需要。而且，随着社会公正水平的提高，财富的分配会逐渐合理，因此，人们做一个道德之人的道德需要必然会越来越多。中国古代思想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9］墨子也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10］韩非则说：“饥岁之春，幼弟不让；穣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11］儒家孟子也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12］又说：“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年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13］二是伴随着全球化，会由于文明规则的冲击、影响和示范作用，弱化传统国家的权力和职能，使得民族国家的政治清明程度提高，这会使税务行政人员遵循美德而行的行为更多地被社会肯定。而守德之行被赞扬和鼓励，会促使遵守道德和个人幸福生活的目标更趋一致。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爱尔维修说：“在已证明的大的报酬造成大的德行、荣誉之贤明的管理立法家能够用以联结个人利益于公众利益而形成有德行的公民之最有力的纽带以后，在我想来，我是很正当地由此下结论谈某种人民对德行之爱慕或冷淡就是他们的政体不同的结果。”^［14］又说：“一个民族的恶行和德行永远都是它的立法之必然结果。”^［15］三是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对人自身行为的认识会更加深入和深刻，也对道德目的的认识会更进一步，当然包括对税务行政公务人员行为规律的认识和税务行政道德目的的认识也会更进一步。这意味着，优良的税务行政道德价值体系会逐步确立，对税务行政人员个人的压抑和损害会减少，从而促进每个税务行政人员做一个遵守道德之人的需要自然会增多，进而促使其税务行政品德不断向高尚境界进发。四是因为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社会整体的科教文化水平会提高。这样，就会由于科教事业的发达，使人们的道德认识水平提高，从而促进道德品质的提升。就是说，税务行政人员的行政品德会随着社会整体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逐步提升。

当然，从影响税务行政人员品德的具体因素方面看，全球化的冲击将是全方位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而来的社会生活信息化，会提供许多帮助税务行政人员提高税务行政品德的新的途径和方法，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通过网络技术的平台，及时向税务行政道德高尚的榜样人物学习。而且，也由于现代媒体的发达，社会监督机制会进一步完善。另外，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也会唤醒税务行政人员的自我行政道德修养意识，自觉遵行和反思税务行政伦理。

总而言之，全球化对税务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成分。冲击最大的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还奉行集权治理的国家，这些冲击可能是根本性的、结构性的，也是最具进步意义的。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民主国家同样也有冲击，只是程度、层面和规模可能不尽相同。“对这些政府而言，可能在所有与生存相关的未来问题上，一味地强调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性，把所有的政治都视为一种轻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进了陷阱。”^［16］然而，无论如何，全球化对税务行政伦理生态系统的冲击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回避的。理性的选择应是，积极主动地去研究它的影响和冲击的规律性，及时准确地应对其冲击，以便保证税务行政伦理生态体系的良性运转和稳步提升。

2005.06.17

注释

［1］［2］［3］［4］〔德〕赖纳.特茨拉夫(Rainer Tetzlaff)主编.全球化压力下的世界文化［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5，6，96.

［5］刘军宁.全球化与民主政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北京)，1998(3).

［6］俞可平，王颖.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政府善治［J］.中国改革(北京)，2001(6)：40—41.

［7］〔美〕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7.

［8］王海明.新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015

［9］管子［M］.中华书局点校本.

［10］墨子［M］.兼爱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1］韩非子［M］.五蠹.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2］［13］孟子［M］.尽心章句上；梁惠王章句上.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

［14］［15］〔法〕爱尔维修.精神论［M］.辛垦书社，1928.116.

［16］〔德〕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张世鹏等译，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