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代的关怀未来观

若我们把权利理解为保护重大利益，并承认赋予未来后代以权利的合理性，未来后代似乎会对我们使用过多的资源而愤愤不平。干净的空气、水、农田和能源都显著地与未来后代的利益挂钩，但其他较次要的能源呢？未来后代有权利不开发海滩、荒野、湿地和山林吗？我们有义务为未来后代保护动植物物种吗？保护这类资源与义务行为相比是否更像出于仁爱？

未来后代对这类资源有权利吗？我们能理解未来后代像我们一样会喜欢这类资源，但他们也可能不喜欢。当我们认识到未来后代会喜欢或渴望的东西大多依赖于继承的世界时，这个问题就更难办了。没有蓝鲸的世界谁会想念它？从未体验过荒野、雨林的生活，从未见过灰熊的未来后代会关心这些东西吗？我们怀念嘟嘟鸟吗？信鸽呢？我们会真地想念吃蜗牛的鹈鸟吗？想念加州的秃鹰吗？

可以用多种手段来论证我们应当保护荒野区和动植物物种。比如论证保护荒野区生物多样性对人类将有巨大的好处，农业和医药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优势也可给出强有力的证明。

如下面的章节所要讲述的，许多哲学家认为，动物、植物和生态系统本身应当是我们责任的直接受益者。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应当为它们的目的而保护它们。在转向这个问题之前，考虑与谨慎无关的保护的论证。因为我们关怀未来后代，所以要保护这样的自然资源。我们关心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拥有荒野区和众多的动植物的世界要更好一些。

我们能关怀不存在的人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看什么是“关怀”某人。简单的思考之后你会发现“关怀”是个比较复杂的概念。略去太多的复杂性，我们集中考查几个主要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关怀”可指关怀某人的需要或利益的责任。一对老俩口可能会受到其成年子女的照顾，而护士要去照顾患者。这个意思与我们的关注相近。我们现在要问当代人能否负起关怀未来后代的责任。

但有更多的需要关怀。正如责成一个成年子女负责照顾其年老的父母，但他／她却不到养老院看望父母一样，我们要关怀后代人，却仅仅是做最小的关心。关怀的更有趣的注释包括对事情的动机上和感情上的投入。

关怀不仅仅是一种感情或对他人的利益一掠而过式的认识（fleeting recognition）（我们多数人只是注意，如以关心一些海外战争或自然灾害的受灾者等方式理解关怀）。若关怀后代只包括这种感情，那对我们几乎没什么意义。“关怀”在某种程度上与“爱”或利他主义接近，它要我们对其他人的幸福安宁要负起责任并付诸行动。我们对未来后代的利益的关注，包括如他们将面临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将成为哪类型的人等，是不是给出了我们目前行动的原因？这能否给出超越个人利益的理由？

问题似乎很容易回答。合理而有力的经验证据说明人们经常鼓励对未来后代漠不关心。在政治上，对保护荒野区、建立国家和州一级的公园、森林和海滩、建立博物馆和图书馆、设立医药、工业和国防研究及发展方面的基金等行为，只有在我们认识到这些政策的受益者是那些未出生的后代时，我们才明白其意义。在个人方面，决定捐赠慈善事业和教育基金，资助文化和艺术事业或其他组织，这些行为显然有这样的考虑，即提供未来的人们以庄重的、人文的世界。在个人层次上，如种棵橡树（需要多年才能长成的树）一样简单的事，也说明个人的动机是对遥远的未来的关注。

与此经验性的论据相比，更有影响的哲学传统认为，人类只为自私自利所左右。这种观点，可称为“心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它与希腊的诡辩派（Sophists），与霍布斯（Hobbes）以及现在的经济学传统有关。这些传统认为，理性的人只去做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事（想想第3章中经济学家建议替代的社会要求我们重组人性）。

当然，这一传统也并不否认人们会行益于他人也会关注他人。它并未说所有的人都狭隘地自私，只是说我们行益于人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自私。依此论点，我帮助他人是因为这样做我可得到回报。当向慈善机构捐献或贡献给未来后代时，我是在寻求由此带来的尊重、地位和减免税。

这样，自我中心主义者把利他主义和友谊解释为契约模式：若你对我有利，我就对你施利。相应地，由于未来人无法回报我的自身利益，论及关心后代就毫无意义了。

但这也确实是个对关怀他人的极其无力的理解。若我们发现某人“关怀”我们，只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他的自身利益，我们会认为不存在任何关怀。事实上，关怀他人似乎是不包括自身利益的，它不是一种形式。关怀就要求我们采纳尽可能多的其他人的观点。

女权主义者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深入地分析了关心在伦理和教育中的作用，她认为：

从关怀的角度看，理解他人的现状，尽可能地感受他人的感受是关怀内容中重要的一环。如果我处于他的情况且开始感受这个现状，我也感到必须相应地采取行动，即，我似乎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去做，但实际上是在为他人。（Noddings, 1984）

关怀他人要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不仅要问“若我处于他那种境地会如何？”而是尽可能地“对他而言从他的前景来看怎么样最好？”如诺丁斯所说，“当我直接关心生物时，我必须考虑它们的本性、生活方式、需求和欲望，并且，尽管我不能完全满足，我也会试图理解它们的现状。”（Noddings, 1984）

这样，我们能否关怀后代这个问题成为是否我们能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能把他们的利益、需求和欲望看成我们自己的利益、需求和欲望吗？

乍看上去似乎可以，友谊和父母之爱似乎是两个最明显和普遍的情形，人们会抑制自己的利益而利他人。若不受他人利益所驱使，友谊和父母亲情都不存在。“理性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会把忠诚、爱、牺牲、诚实和其他一系列优良品质化为理性的不可能。

但朋友和儿童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有实在的利益和需要，而未来的人不存在，相应的区别是存在的。但为什么要提这种区别呢？也许可以论证只能关心这些确实存在的人。但许多人（或许在其他文化中更普遍）似乎很关心他们的祖先。人们似乎是为使其祖先的荣耀而奋斗，他们对祖先表现出很大的尊敬。

或许，由于未来人的利益和欲望部分依赖于他们从我们这儿继承的世界，我们无法事先搞清他们的利益和欲望。若我们不知道这些，从他们的角度看这个世界就不可能，也就不可能受他们的利益和欲望所驱使。我们无法关心他们是因为我们不能知道什么算是他们的利益。

但是这一论点没有涉及为未来人保护次要资源的动机的真正本质。我们不是因为相信未来人会需要这些东西而去寻求保护野生区或濒危物种。如果未来人不知道这些东西也就不会想着念着这些东西，这个异议是对的。但为未来而保护的动机不在他们欲望的内容，而在我们的判断，即一个生命有机会知道并要求这些东西要比没有此机会更充实和有意义。

以杰出的艺术品为例。若我们没能保存好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这些艺术品的档案也都丢失了，那么他们确实不会怀念它们。若未来后代根本不知道这些绘画，他们同样没有失落感，但他们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失色许多。这是我们的考虑，我们关心他们生活质量别变差。这就激励着我们为未来保护伟大的艺术品。

这样关心未来人确实是有意义的。尽可能地想象我们处于他们境地时的情形，我们会认识到，若他们不知道野生区或丰富的生态多样性的复杂，他们的生活会缺乏精彩。我们会关心未来后代人变成什么样子及其生活方式。这种关怀，在我看来，能够而且确实激励着我们去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