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发展，各国贸易往来频繁、资本流动加强，全球资本、原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也更加顺畅。跨国公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行供应链管理。任何一件单独的产品都不可能完全取决于一国的条件，而是贴上了多个国家的烙印。基于此，开放经济条件下的通货膨胀已经具备了“传染”性，再也不能单独地从某一国的角度考虑。这种“传染性”日趋强大，主要表现在受通货膨胀“传染”的区域逐渐增多、“传染”的时间加快、“传染”的渠道日益通畅。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会在相同的时间或是极其相近的时间发生通货膨胀，就像流感病毒一样。通过前面章节的分析可知，通货膨胀可以通过贸易或资本渠道传导至他国，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对通货膨胀国际传导问题的研究，并根据自身的国情以及通货膨胀的成因，采取了相应的应对方法和手段来抑制通货膨胀。本节将分别介绍开放条件下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抑制通货膨胀传导的国际经验，从中得出对我国的借鉴经验。
7．2．1 发达国家抑制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其间爆发了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暴涨带动了物价全面普涨，世界经济增长减缓，发达国家的经济陷入尴尬两难的“滞胀”局面。这次危机使美国的黄金储备一降再降，最终美国不得不放弃了以固定汇率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1976年“牙买加协议”后，各国都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
20世纪70年代，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国内都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经济下滑明显，通货膨胀借由价格、贸易、资本等渠道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蔓延更使当时的经济颓势雪上加霜。因此，为应对国外通货膨胀对国内的影响，各国纷纷研究和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国际传导，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7．2．1．1 美国治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经验
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两次经济危机的连续爆发将美国拖入了“滞涨”的泥潭。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的情况，失业率攀升，物价水平高涨，通货膨胀率从60年代的2%以下上升到1970年到1980年的年平均7%以上，个别年份的通货膨胀率甚至高达两位数，比如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就达到了13．5%。这一时期，控制通货膨胀是美国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降低价格的传导效应。
1．调控货币供应量
为控制通货膨胀，美联储接受了货币主义学派的主张，不再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其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主要政策包括：首先，解除钉住国库券的利率政策，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并通过法律使美联储对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合法化。1979年10月，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沃尔克宣布以货币供应量M1为中介目标，实际上是准许利率自由浮动。1978年美国国会通过《充分就业与平衡增长法》，从法律上正式要求美联储必须每半年对货币供应量的目标重新确定，并对其加以详细说明。从1971—1986年，美国对货币供应量进行了6次调整。其次，美联储坚定地实行了以控制M1目标增长率为主的紧缩性货币政策，限制贷款并调高贴现率以控制货币供应。最后，美联储还改变了货币供应量的计算口径，1980年2月，美联储将金融创新中出现的多种高流动性金融资产也列入货币范围，采用了多层次的货币量概念。1982年10月，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进行了调整，把M1从中介目标降为监控指标，1987年放弃了M1，将M2，M3定为中介目标。20世纪70至80年代，美联储一直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其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些措施使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不断恶化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的控制。
2．升值美元
石油危机和美元贬值造成的成本压力加剧了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程度。当时的美国对外面临石油危机，对内面临垄断的加剧，国内物价上涨压力巨大。美联储选择升值美元来应对危机。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为1：2．4，到了70年代中后期，英镑兑美元的汇率为1：1．8，美元升值幅度达到25%以上。之后，美元经历了小幅的贬值，80年代继续升值，1985年甚至达到了英镑兑美元1：1．1，与70年代初期相比，升值幅度达到50%以上（见图7－3）。通过升值美元，弱化了石油冲击带来的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对缓解通货膨胀起到了积极作用。
图7－3 英镑兑美元汇率
资料来源：WIND资讯。
3．控制财政赤字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规模占GDP比重仅为1%左右。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财政赤字大幅增加，从1974年的31亿美元陡增到1975年的605亿美元，约占GDP的4%。美国政府认为，长期内解决通货膨胀的办法是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和减少政府开支，这样将有利于提高国内储蓄和降低利率。美国政府通过平衡预算和紧急控制赤字修正案以期抑制通货膨胀，严格控制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甚至为了实现控制财政赤字的目标不惜降低经济增长率和增加失业率。70年代末，美国政府决定精简机构，压缩公共开支。由于措施得力且坚决，财政赤字逐年减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财政赤字被控制在2%左右（见图7－4），为抑制通货膨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7－4 20世纪70年代美国财政赤字及其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IFS数据库。
4．减免税收与政府干预以刺激供给
有别于尼克松执政时期采取的价格管制政策，1980年里根政府时期，其参照供给学派的思想，采取了大规模减免企业税收的做法，以刺激美国企业恢复生产，扩大供给。这些措施使物价有了较明显的回落。同时，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与活力，里根政府减少了不适当的干预和限制，加快了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还采取了一系列放松政府管制的政策，鼓励企业创新与金融创新。
经过这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198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了6．2%，整个80年代稳定在3%～4%的水平，之后的二十几年中，年均通货膨胀率降至2．5%，[6]美国长久的通货膨胀现象也得到缓解。
7．2．1．2 日本治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经验
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经济在面临石油危机的冲击时也显得脆弱不堪。日本国内对石油的进口需求依赖较大，油价上涨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20%以上。一直以来，日本政府都将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其宏观经济调控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传导，日本政府综合运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物价政策和产业政策等多种调控措施，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1．实行浮动汇率制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1971年，日本发生了剧烈的通货膨胀，其原因主要在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为应对石油冲击导致的价格型通货膨胀，日本央行于1973年春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同时实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通过这两种措施减弱石油价格冲击产生的通货膨胀传导惯性。1972年，日本货币的增长率为30%，而到70年代中期，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明显下降，1974年控制到10%左右，1975年后控制在10%以下，使通货膨胀水平也随之显著下降（见图7－5和图7－6）。
图7－5 日本货币存量M2变化示意
资料来源：IFS Database。
图7－6 日本CPI变动趋势（1970—2007年）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http：／／www．bls．gov／fls／flscpian．pdf。
2．调整再贴现率
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金融市场不甚发达，缺乏效率，日本央行在抑制通货膨胀时通常采取上调再贴现率和发挥“窗口指导”的作用，较少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当通货膨胀发生后，日本央行通常会首先宣布提高再贴现率，表明反通货膨胀的态度和决心以影响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继而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实施“窗口指导”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1973年，为平抑物价水平，调控通货膨胀率，日本央行曾先后5次上调再贴现率，由4．25%上调至9．0%；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也先后5次上调，由15%上调到2．25%[7]。
3．调整财政政策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一直采取扩展性的财政政策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压缩公共投资规模，如1974年终止执行“列岛改造”计划；二是增收消费税，以调节总需求，在通货膨胀时期对部分商品开征特别税率，实行有差别的货物购买税，限制过度需求带来的冲击。
4．监测与管理物价
为全面监测管理物价，便于及时发现物价水平上涨的趋势，日本政府规定由总理大臣和物价局负责对物价的综合管理，同时其他部门也专设了物价管理的机构，如通商产业政策局物价对策科。此外，日本政府还协调设立了管理物价的跨省厅组织，如“国民生活安定审议会”“物价问题阁僚会议”“物价安定政策会议”等。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以物价局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全国性物价调查监测体系，监测的商品品种根据市场供需情况，每年由政府制定。这种对市场价格的及时调查检测，使日本政府对价格的变动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从而提高了日本政府平抑物价的宏观管理水平。
5．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
日本政府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优化产业结构，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日本政府通过对产业的扶植和保护，完成企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能力，缓解了市场供给面的紧张。
6．确保紧张物资的供应
为抑制通货膨胀，日本政府通过采取特殊措施，保证紧张物资的供应，以平抑物价。当发生通货膨胀时，日本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进口、增加商品储备量或设立基金等措施保证紧张物质的供应。如设立“稳定蔬菜供给基金”稳定菜价，增加石油储备等。
经过一系列的治理，日本的通货膨胀水平显著下降，由1973年、1974年的20%以上，下降到1975年的10%以下，而20世纪80年代则维持在5%以内，通货膨胀治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7．2．1．3 德国治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经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经济迅速复苏，出口强势。贸易持续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再加上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多等因素，使德国国内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德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水平，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手段，把稳定物价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并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机制。
1．实行浮动汇率制，允许资本自由流动
为缓解通货膨胀和马克升值的双重压力，1973年德国政府摒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此后，除1979年底到1985年初期间马克对美元出现阶段性贬值之外，总体呈现升值趋势。1985年9月，根据“广场协议”，马克一次性大幅升值7．8%，其后兑美元汇率基本保持稳定。1974年德国放松外汇汇兑方面的管制。在独立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的三难选择之间，德国货币当局选择了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让马克汇率自由浮动。德国货币当局贯彻了资本自由流动下的浮动汇率制度，没有因为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的物价稳定。图7－7为德国1970—1997年间货币存量M2变化曲线。
图7－7 德国货币存量M2变化曲线（1970年—1997年）
资料来源：IFS Database。
2．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调控手段
德国央行肩负“货币监护者”的使命，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受政府干预。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德国央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来平抑物价水平，包括控制再贴现的范围和额度、实行信贷限额制度、频繁进行“债券回购协议”式交易等公开市场业务。这些手段加强了德国央行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监控，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得到控制。
德国央行特别重视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在检测货币供应量时除了使用M1，M2，M3这三个指标外，还使用中央银行货币量这一指标。德国央行在考虑中央银行货币量的增长率时，一般会综合考虑生产能力增长率、价格上涨率和通货流通速度三方面因素，使之更加符合实际。德国央行通过综合考虑这三方面因素，调控投资和消费，以使货币量的增长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且能够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标[8]。
3．控制财政收支平衡
德国政府对财政预算赤字的控制主要通过总量规模控制和结构比例调整来实现，使财政收支平衡，努力将财政赤字缩小。在特殊情况下，德国政府还会启动特别整顿措施，通过加强调控力度，紧缩行政开支、社会福利和企业补贴，以防止过度膨胀的政府债务。此外，德国政府还通过向商业银行借债以及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获取资金，弥补财政的赤字，并且严格控制财政收支平衡，改善财政支出结构或调整税收征管，及时抑制过热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纠正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失衡状况。
4．多种辅助政策配合
除了上述政策之外，德国政府还辅之以多种其他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如产业政策、价格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在产业政策方面，德国政府干预劳动市场，为达成降低工资的目标协助组织劳资协商，从而从节约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冲销由于外部价格冲击带来的成本增加，以控制国内价格水平的提高。德国政府重视提高生产力和发展科学技术，建立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供应的保障体系，形成了发达的商品和服务的供应网，有效缓解了市场供给的紧张。在价格政策方面，德国政府致力于保护竞争，反对垄断，通过制定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同时，政府的稳定价格管理机制，对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商品和劳务价格进行监控，甚至实行直接的价格干预以平抑物价。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德国政府一向以高效的收入分配政策著称，通过税收、福利救济和募捐等手段的综合运用，调节各阶层的矛盾，引导企业和个人的消费。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有助于对宏观经济进行合理的调控，抑制通货膨胀。
总之，德国建立了发达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和一整套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机制，在治理通货膨胀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过一系列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到2%左右的水平，通货膨胀治理取得良好的成效。
7．2．2 新兴市场国家抑制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经验
开放经济条件下新兴市场国家在面临通货膨胀问题时，较发达国家更为复杂，因其除了要应对价格的传导效应，还要将精力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面，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完善，实现维持物价稳定的目标。下面将主要介绍新加坡和巴西在应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通货膨胀的经验。
7．2．2．1 新加坡治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经验
新加坡是典型的小国开放经济，其对外依存度较高，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供求、汇率变动、资本国际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理论上讲，通货膨胀很容易借由汇率、价格、资本等渠道传导至该国。然而现实是：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在保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较合理的水平。1984—2007年，新加坡GDP增长率平均为6．8%，最高时达到了11．7%，而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平均为1．2%（见图7－8），甚至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物价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维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没有出现较大的危机。
图7－8 新加坡GDP增长率与CPI增长率（1971—2007年）
资料来源：IFS Database
为了实现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的经济目标，新加坡政府运用有效的汇率制度以及健全的财政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新加坡货币当局将货币政策的重心放在有效的汇率政策上，将货币政策的目标定为实现适宜的汇率水平，并且这一汇率水平不能与经济基本面相背离。1975年，新加坡开始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1978年实现了新元的完全自由兑换，1981年以来汇率政策成为新加坡货币政策的中心。
新加坡货币当局以贸易加权的名义有效汇率对新元汇率进行评估和管理，同时将新元名义有效汇率设定在一个不公开的波动范围，并对这一范围进行周期性的调整，使其与经济基本面保持一致，当现实的汇率超出范围时，新加坡货币当局通常会进行干预，以使汇率重新回到该范围内。
新加坡货币当局有效的汇率政策体系和有效的外汇管理，使其在维持物价水平稳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成为发展中国家货币当局效仿的典范。
2．新元渐进升值
新加坡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发生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大。对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坚持新元缓慢升值的汇率政策，以消除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减轻通货膨胀的压力。1983年新元对美元的比价平均为2．2新元对1美元，1994年升值到1．4新元兑1美元，2007年为1．5新元兑1美元（见图7－9）。新元稳中有升，保证了新加坡进口商品价格的稳定，使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图7－9 新元兑美元汇率走势（1970—2008年）
资料来源：IFS Database。
3．控制财政赤字
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都采取谨慎而健全的财政政策，确保财政收支平衡，严格控制财政赤字。主要措施有：一是保证财政支出增长率低于财政收入增长率以及GDP增长率；二是政府不再随意对企业进行补贴；三是建立中央公积金制度。新加坡谨慎而健全的财政政策，对其控制国内通货膨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7．2．2．2 巴西治理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经验
拉美地区是世界上通货膨胀的高发地区，许多国家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且通货膨胀的程度深，时间长，反复发作。巴西与我国一样同属发展中国家，也是拉美地区通货膨胀频繁发生的国家之一，其反通货膨胀的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而言具有十分深刻的意义。20世纪70年代，由于巴西严重依赖石油进口，受到国际石油大幅提价的影响，以及一直以来依靠外债发展经济的政策导向加剧了其通货膨胀的恶化。1979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0．2%的高水平，到了80年代，受到债务危机和出口萎缩的影响，情况愈演愈烈，通货膨胀率上升到284．5%，1990—1995年间更是以月率80%的速度上升，每年都是四位数，特别是1993年，巴西的通货膨胀水平达到了2557%的历史最高纪录水平[9]。巴西对通货膨胀的治理经历了较为艰辛的过程，相继出台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接连失败，终于在1994年“雷亚尔”货币稳定计划实施后，通货膨胀水平有了显著的下降，1996年则下降到15%，之后逐年下降，最低达到3%左右（见图7－10）。
图7－10 巴西历年通货膨胀率走势（1996—2008年）
资料来源：IFS Database。
巴西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有如下措施：
1．实施稳定物价的货币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巴西屡遭恶性通货膨胀。1986年，政府实施第一个反通货膨胀计划——“克鲁扎多”计划，但最终遭到失败。直到1994年7月1日，巴西政府决定实行“雷亚尔”货币稳定计划。取名为“雷亚尔”的新货币意义为“真正的”，该新货币与美元作为“名义锚”，在此框架下实行爬行钉住的汇率体制。通过使本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规定汇率浮动的上下限而取得了成功。该计划的实施使巴西的通货膨胀有了显著的改善，通货膨胀率从1994年的4位数降到1998年的3%左右。
2．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
为了配合雷亚尔计划，巴西政府还利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予以配合，以稳定物价和平衡国际收支。20世纪90年代，巴西政府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抑制通货膨胀，主要有提高名义利率上限、提高央行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再贴现利率、规定信贷最高限额等。到了21世纪后，巴西政府依旧将紧缩的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政策之一，并维持央行相对的独立性，在全球面临通货膨胀压力的当下，巴西政府从2009年4月起连续4次上调基准利率，以期抑制恶性通货膨胀的再度降临。
3．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自1994年开始的雷亚尔兑美元的爬行钉住汇率体制为应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通货膨胀起到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该制度下美元汇率的大幅升值加剧了雷亚尔的高估，导致大量的资本流入流出，造成巴西金融的动荡。1999年1月，巴西时任央行行长的佩罗斯宣布雷亚尔兑美元和其他货币实行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突如其来的变动加重了公众的恐慌，1月29日，雷亚尔兑美元跌至2．2∶1，也标志着雷亚尔计划的崩溃。1999年6月巴西宣布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最初的目标定为8%，其后逐步缩减到2%上下，政府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配合，终于到2004年将通货膨胀率重新拉回通货膨胀目标区域内（见图7－11）。
图7－11 巴西汇率走势图（雷亚尔兑美元）
资料来源：IFS Database。
4．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
一是紧缩公共开支，缩减预算赤字。反通货膨胀计划开始初期，巴西政府没有认真削减财政赤字，致使其反通货膨胀计划在实施一段时间后即宣告失败。此后，巴西政府自觉地制定了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严格控制财政支出。
二是纠正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用法律规定禁止中央银行用发行货币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只能通过政府发行国债和债券的形式向中央银行和社会公众筹措资金。如巴西1987年颁布法令，规定中央银行禁止向国库随意提供资金，除非购买市场没有吸收的债券。
三是实行税收改革，增加财政收入。按照发达国家模式，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的三级财政和税收分权管理体制，减少政府过多的直接干预，减轻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过多的补贴。在税收体制改革中，实行简化复杂税种、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和加强征管使之更加合理和方便的办法，从而增加税收收入和减少偷漏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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