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的传统凯恩斯主义理论包括弹性论（Elasticity Approach，又称弹性分析法）和吸收论（Absorption Approach，又称支出分析法）。前者主要是由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约翰·罗宾逊（Joan Robinson）在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着重考虑货币贬值取得成功的条件及其对贸易收支和贸易条件的影响。后者是1952年由詹姆士·爱德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和当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西德尼·亚历山大（Sidney Stuart Alexander）提出的，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和总需求的角度，系统研究货币贬值政策效应的宏观均衡分析。它从凯恩斯的国民收入方程式入手，着重考察总收入与总支出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际收支调节的相应政策主张。
不管是弹性论还是吸收论，都为解释外国的经济波动将如何影响贸易收支以及一国的价格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它们没有解释一国的物价是如何与世界物价水平联系起来的，也没有解释通货膨胀的机制是如何产生的。而Branson（1974，1975）建立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基于凯恩斯主义的模型，以期解释一国物价与世界物价水平的关系。
该模型强调外国商品支出的重要性和经济波动传递中的贸易乘数。利率就是将一国调整回均衡状态的重要机制。Branson（1974，1975）使用了标准的IS－LM模型，该模型可以确定收入与利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同时，该模型将价格水平修正为产出，从而使产出成为一个被决定的变量之一。两个内生变量分别为利率和价格水平——就此通货膨胀率得以确定[8]。
根据Branson的研究，外在混乱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不能被决定的。他以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为基础，将代表利率与价格水平均衡的国际收支线保持水平状态，并加入IS－LM模型之中。任何外在因素导致的IS与LM曲线的变动，一方面，均衡点只要在国际收支线（BP线）之下，都表示国际收支的赤字。这是因为，在既定利率的前提下，价格水平太高以至于不能维持外部的均衡。另一方面，如果均衡点移动到BP线以上，那么就会产生国际收支的盈余。
关键货币国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将使LM曲线右移，因此使均衡点远离BP线，假定BP线不受货币供应量变动的影响，那么最终结果是价格水平的提高和国际收支赤字的增加。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而言，影响的则是出口货物或服务的价格增加以及国际收支顺差的积累。随后，这些国家的国内价格水平将提高。因此，对它们而言，这种现象就被认为是普通的输入型通货膨胀。
尽管通过货币扩张产生的外部效应对价格和国际收支起着关键的作用，但财政政策的外部效应却并不显著。政府支出的增加或减税使IS曲线右移，因此，如果BP线比LM曲线陡峭，则均衡点将远离BP线；如果BP线比LM曲线平缓，则均衡点将朝着BP线的方向靠拢。最终结果就会产生国际收支的赤字或盈余，也就是说，这种影响取决于BP线的斜率（陡峭的程度）。如果BP线比LM曲线陡峭，那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增加国际收支的赤字（或者减少盈余）；而如果BP线比LM曲线更平缓，那么将导致国际收支赤字的减少（或者增加盈余）。根据Branson的分析，对BP线斜率的定量分析结果为：如果比LM曲线更陡峭，意味着资本的流动性差[9]。尽管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但其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则是确定的——即价格水平将提高。作为通货膨胀输出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结果，在那些被输入通货膨胀的国家，通货膨胀往往还伴随着国际收支的赤字或盈余。尽管外部变化对价格水平有确定的影响，我们却无法预测价格水平与国际收支之间的关系。因为它取决于这些外部变化的诱因[10]。
因此，凯恩斯主义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的研究并不着眼于国际收支，而是着眼于贸易平衡与资本市场[11]。外国对一国国内产出需求的增加也将增加该国的出口，因此传导的渠道便有生产、价格与就业。在最初的产出价格上对国内产出需求的改变（增加），将在国内的商品与劳动力市场产生额外的需求，因此会提高国内的价格水平和工资水平。由于外债替代了国内债，所以外国利率水平的降低将在资本市场上产生额外的需求，从而使外国的通货膨胀率提高。综上可知，凯恩斯主义框架下关于需求推动经济体中通货膨胀的传导是通过需求效应来实现的。
Branson还通过结合菲利普斯曲线与静态凯恩斯主义模型将通货膨胀与外贸乘数联系起来，考察一国国内与外国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以便在解释一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时与世界通货膨胀率一致。他发现较低的进出口交换比例将导致贸易顺差，从而对国民经济产生需求向上的压力。此时，国内的通货膨胀率可能高于世界通货膨胀率。随后，进出口交换比例优化，直到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与世界通货膨胀率一致为止。因此，国内的物价可以暂时与世界物价平均水平不一致，然而，世界各国国内的物价水平可以通过贸易乘数这一单因素而达到一致状态（Branson，1977）。显然，凯恩斯主义的通货膨胀国际传导机制是基于贸易收支对国内收入的影响。尽管如此，这种传导机制的产生对许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而言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经济学界的批判较多，也确实存在一些局限。根据Jangmoo的研究，凯思斯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局限在于仅仅考虑了收入角色的单一渠道，而没有考虑其他渠道，比如国际收支渠道（货币主义理论强调的对象）就被凯恩斯主义的方法忽略了。Jangmoo还比较了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就世界性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研究的区别，他认为：“在凯恩斯主义框架下，主要的传导机制是贸易收支对国内收入与支出的影响。而由于其只关注实体部门或假设货币当局完全控制货币供应量，因此凯恩斯主义往往摒弃了国际收支的货币影响。由此可见，与货币主义模型相反，国际收支与货币供应之间的渠道被冲销操作完全关闭了。”[12]
但凯恩斯主义也给予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较多的关注。比如Fisher和Easterly（1990）指出：“弗里德曼的关于通货膨胀始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表述是准确的。但政府不可能毫无缘由地快速增发货币，它们通常都是为了弥补它们的财政赤字才增发货币。如果没有政府财政赤字作背景，快速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虽然是可以想见的，却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通货膨胀也始终是一种财政现象。缺乏充分发展的国内资本市场以及央行的直接管制将导致一国政府通过增发货币来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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