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货币主义理论

货币主义的研究方法认为，通货膨胀能够通过国际收支在国际间传导。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1971）和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1972）认为，通货膨胀从一国传递到另一国最重要的诱因便是货币贬值和国际收支^[1]。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通货膨胀国际传导发生作用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固定汇率，即在固定汇率体制下，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直接联系起来（假定没有冲销操作存在）；二是资本可自由流动。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和货币都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因此可以确保商品价格的国际间均衡（Alexander，1976）。Jangmoo（1985）基于上述假定条件得出的结论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是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线性方程。而货币最初是哪个国家印发的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一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该国国际收支的赤字和外汇储备的减少。而由此国内支出相对于收入也会增加^[2]。相反，外国将有可能出现国际收支的盈余，紧随其后的便是该国也扩大货币供应量。假定两国之间国际收支与货币供应量之间是直接的线性关系，那么这就可以保证货币供应量的国际间再分配。因此，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一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与整个世界的通货膨胀率是世界货币供应量的线性方程。”

上述结论支撑了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Friedman）关于“通货膨胀自始至终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表述。Jangmoo（1985）还研究了一国经济规模在决定与传导通货膨胀中的作用，认为世界性通货膨胀的爆发越来越集中，而一国经济规模的大小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当它从不同程度影响到世界货币供给量的时候才会与通货膨胀的传导相关。他还指出注重储备货币的“大国”更倾向于传导通货膨胀，而“小国”更倾向于接受输入性通货膨胀^[3]。因此“大国”成为世界性通货膨胀爆发的始作俑者。然而，世界性通货膨胀率的趋同性与通货膨胀爆发的集中性产生的前提是固定汇率机制。要解释为什么现实中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通货膨胀率，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大卫·休谟的物价－货币流动机制解释了不同国家通货膨胀率不同的原因，他认为这是国内货币扩张不同导致的。休谟给出了货币数量论的第一个定义，而货币数量论被货币主义学派认为是其解释各种不同的经济现象，尤其是通货膨胀这样的现象的基石。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建立在几个基本概念，尤其是关于流通速度和货币量公式的基础之上。以下的方程将展开货币数量论：

GDP＝Y·P

这里表示GDP等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乘以价格（P）。货币流通速度可以被定义为一年内购买构成国内生产总值的所有商品或服务时，美元或者其他任何货币使用的次数。因此货币流通速度（V）可以是

这里，M表示货币量。

从上述的两个方程，我们可以得出货币量公式货币数量论就是建立在这个方程的基础之上的。该方程还有两个假设，其一是货币流通速度是恒定的，其二是Y不受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如果货币量公式两端同时除以Y，可得

MV＝P·Y

既然假定V和Y都是恒定的，那么物价变动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

将式（1）、式（2）相除，可得

该公式表明物价水平变动的增长率等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这正好就是货币数量论的假设：①稳定的货币需求；②国际收支与国内产出的平衡（Parkin，1993）^[4]。

大卫·休谟（1752）最早给出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即货币数量的增加将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应增加。因此，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管是来自增发货币还是贸易顺差，都将导致价格上涨。而这又会导致贸易收支的恶化，从而使价格回归到最初的均衡状态。休谟的物价－货币流动机制可以被看作是最早研究经常项目状态及其对物价与货币影响的理论，是当代国际收支调节理论的渊源。

克鲁格曼（Krugman，1991）为理解大卫·休谟的物价－货币流动机制提供了一个更加简单的框架。他认为，如果一国的经常项目盈余比该国的非储备资本项目赤字大（比如，由于一国对外净出口所收回的外汇并没有完全的放贷出去），那么这个差额就可以表现为对该国外汇储备的流入或增加。外汇储备将减少外国（进口国）的货币供应量，从而使外国的国内价格降低而该国（出口国）的国内价格提高。这也支持了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即“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增加将导致价格水平的相应增加，特别是，如果该国是出于充分就业状态下，那么这种关系的表现将更加明显（Krugman，1991）。”^[5]

货币数量论也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了总供给－总需求的理论框架。但货币数量改变时（假定流通速度不变的假设依然存在），总需求将会增加，增加的数量与货币的增量相等。

在固定汇率机制下，一国经常项目顺差导致的价格上涨和外国相应的价格下跌，可以表现为一国国内货币的实际升值，从而使国外对该国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下降，而对外国商品与服务的需求增加。这个过程将减少该国经常项目的顺差及其国内的货币供应量，也将减少外国经常项目的逆差，直到它们重新达到先前的均衡状态，恢复国际收支的平衡。

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各种对外经济交易所产生的外汇的收入与支出。国际收支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平衡项目三大项。国际收支的差额需要央行通过冲销操作来平衡。根据国际收支货币分析模型（MABP）：开放经济体系中，一国货币供应增量d大于货币需求增量md（产量或国民收入增量），超额的货币供给将由向他国输出货币来消除，则该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反之，货币需求增量（产量或国民收入增长率）大于货币供给量，超额的货币需求将由国外输入货币来满足，则该国出现国际收支盈余^[6]。在固定汇率制下，顺差国国际储备流入，在国内信贷增量不变以及中央银行没有或无力采取冲销措施的情况下，意味着国外净资产增加引致的基础货币扩张，即顺差国输入了通货膨胀，而逆差国国际储备外流，释放了源于国内信用扩张的通货膨胀压力。

早期对国际收支的定义认为国际收支变动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变动的结果。而货币主义学派的国际收支分析法，着眼于从经常项目与非储备资本项目盈余变动的角度来分析国际收支变动。因此，货币主义学派提供了完全不同的国际收支问题的视角，也提供了不同的解决方法。他们认为国际收支问题是由货币市场的不均衡而产生的，因此货币政策是解决国际收支问题的最佳答案。

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认为国际收支赤字的真实原因是在货币发行上。正如Krugman所提到的，国际收支赤字的基本原因与货币市场的不均衡有关系，尽管他也认为国际收支分析模型使用货币主义方法具有误导性。他还提出外国市场对一国国内产品需求的暂时下降，将导致经常项目金额的下降与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的认定是对货币主义方法的盲从。他认为，货币主义的方法必须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使用^[7]。

Parkin（1977）认为在固定汇率体制和单一货币本位制的框架下，世界上只有一种通货膨胀率。然而，包括Jangmoo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批判了货币主义学派的方法论，他们认为在完全竞争市场和着重于长期的前提下，他们的模型可以解决世界物价水平问题，却不能解决一国对另一国通货膨胀的传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