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价格角度抑制通货膨胀国际传导的对策

2003年以来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输入性因素导致的，其中国外进口商品价格的上涨对推动国内物价的上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以石油为代表的初级资源品，作为国民经济中至关重要的基础经济资源，几乎位于所有产业链条的前端，其价格的波动会给相关产业带来很大的冲击，并带来基础性资源价格水平的同向变动，国际石油价格波动会对我国的经济金融产生较大的影响。

由于我国对这些资源的自给规模有限，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使这些资源呈明显的短缺状态，毕竟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而人均自然资源是世界平均值的一半，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我国经济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必然要耗费较多的外部资源，中国经济规模和对外部资源的依赖程度是与日俱增的，因此，化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对我国物价水平的输入型影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而长期的任务。

当前，次贷危机逐渐蔓延和深入，全球宏观经济逐渐进入下行轨道，加之包括石油在内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这些因素对于拉低我国的物价水平是极其有利的。本轮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何时开始尚不明朗，主要产油国的限产措施也给国际石油价格走势带来了不确定性。就此而言，我们在为近期国际石油等大宗商品产品价格下跌带来的利好感到庆幸时，对世界而言停止下跌、开始上行以后，这些产品价格的恢复性上涨及其对我国通货膨胀长期走势的影响也应给予足够的关注。

国际大宗初级产品价格对国内通货膨胀具有较强的传导效应，因此，我们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化解其国内物价水平的震荡影响，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通货膨胀环境。

8．2．1　稳步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引导对资源的合理有序利用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需求的大幅度增加是构成本轮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无论是重要的资源产品的价格管制措施，还是极低的“资源税”，都使得中国重要的国内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对这类资源性商品的过度需求。因此，应适时放开价格管制措施，同时大幅提高“资源税”的征收标准，引导社会合理有序地利用资源；遵循“有保有压”的政策导向，在确保经济安全的前提下适度收缩耗能产业的发展；大力促进贸易产品结构升级，降低资源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促进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积极开拓低成本国家进口市场，解决进口地区过分集中的问题，并可尝试利用国际分工体系，以国际委托加工的方式缓解高耗能产品的供需压力。

8．2．2　建立起战略资源、商业资源与期货的储备体系

积极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扩大中国的战略资源储备。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而往往呈现垄断或寡头的特征，因此，讨价还价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决定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我国必须充实国际大宗商品的储备，建立重要进口产品的调节基金制度。充实的战略储备不仅能成为稳定国际大宗品市场价格的重要力量，还能显著增强我国进口企业的议价能力。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充分考虑国际国内双重背景的前提下，我国那些已经具备海外扩张实力的大型企业应把海外资源开发提升到战略高度，通过新建、参股并购、联合开发等多种方式控制石油、铜、铁矿石等重要战略资源，构建原料供应、贸易流通、加工生产一体化体系，在海外建立战略资源基地。另一方面，应在政府的指导下建立国内急需大宗商品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体系，根据国内价格变化适时在国际市场上采购原材料商品。只有形成一定量的原材料商品储备，才能保证稳定的供应和平抑价格。同时，建立相应的套期保值基金，在期货市场上寻找合适的买入机会，随时补充国内储备。另外，国家各职能机构要建立公开、权威的大宗商品信息系统，定期、及时发布商品的供求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同时政府还应鼓励支持其下属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和高校等科研单位及时跟踪商品供求变化，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动，分析预测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趋势，为企业提供参考，努力消除国内企业在参与重要资源性商品定价过程中的信息劣势^[4]。

8．2．3　在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努力获取定价权

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资源的消耗日益增多，对资源的进口依赖也逐年提高。比如我国的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的进口增幅平均已达到30%以上。近年来，资源型商品的国际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其上涨幅度远远超过其供求反映的合理范围，使我国蒙受了较大的经济损失。

我国没有掌握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且国内期货市场发展不成熟，市场参与度缺乏，国内企业行业集中度较低，缺乏谈判议价的合力，因此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仅仅是一个被动的价格接受者，交易受制于人。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国内的期货市场，增大国内期货市场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加大“中国价格”的声音；要稳步有序地放开国内投资者和居民参与境外期货交易，从各个环节实现国内外现货和期货市场的“大融通”。另一方面，要加强国内厂商的协调，增强在“长期协议”谈判模式的商品贸易中的谈判合力。签订长期合同可以规避国际价格波动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支出，向国际市场传达更为明确的长期需求信息，避免国际资本的无端炒作与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