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第一节　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国际经验借鉴

中国对于传媒业的定位是“既有一般行业属性，又有意识形态特殊性，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宣传思想阵地”。因此对于传媒业的改革和发展始终强调“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尽管如此，政府在制定传媒业改革和发展的政策时，也仍然认为要“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1]。事实上，中国传媒业在借鉴国外经验方面非常坦率。原则上，一切国家的经验都在考虑之列，并不存在事先排除特定国家经验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事实上能够从任何国家的经验中受益，因为中国必须检验哪些经验是否适合中国。在具体场合，只有那些最适合中国情况的经验才能被吸收。^[2]

对欧美国家来说，传媒正式进入市场化阶段是“二战”以后的事情。^[3]传媒的产业结构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欧美国家传媒产业结构升级有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以制度变革为标志；二是90年代中后期至今，以数字技术变革为标志。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纷纷强化市场机制在传媒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核心的改革，尤其是在广播电视领域。这场改革以自由化、商业化、非规则化为主要内容。^[4]制度的变革导致传媒迅速商业化，传媒产业结构随即发生巨大的变化。进入90年代中后期，以数字技术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导致传媒的数字化。数字化彻底改变了传媒的产业结构，到目前为止，这个改变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进行中。

把制度和技术两个因素概括为促进欧美国家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主要因素，并不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80年代的制度变革也是在传媒技术进步的影响下发生的。如有线电视技术和卫星传播技术的引入促进了广播电视产业的发展。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数字技术革新对传媒产业的影响也跟资本市场、政府管制的革新以及传媒产业组织的调整有密切的关系。之所以把80年代的制度变革和90年代以来的数字技术革新看作是促进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标志性因素，主要是因为80年代之前政府对传媒的控制是制约传媒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而到90年代，随着制度性的制约因素逐渐消除，资本、人力资源等发动因素也可以通过市场的途径来解决，技术进步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