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诺思对制度的重要性的研究。道格拉斯·C.诺思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首先，认为没有投入要素的增加，而只有制度创新的情况下也能产生经济增长。由此诺思指出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

其次，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因素。诺思与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在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做了重新的考察的基础上，批驳了那种把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产业革命的结果的传统观点。认为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等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或者说，产业革命不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真正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因此，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思和托马斯从制度角度论证了西方世界兴起的奥秘所在，得出的结论是，“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

2.产权和交易费用为核心的制度分析

诺思认为建立产权体系的意义在于：简化了交易，节省了人力和社会资源，有利于提高社会财富；节省了交易费用。

诺思的产权演进理论可归结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变迁。也就是说，一种产权制度的创新才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和降低交易费用，然后才有总产出的提高，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出现新的降低交易费用的产权制度的过程。产权制度的不同在于保障个体或集体占有、使用、转让、分享他们努力成果方面的专有程度、明晰程度和自由流动性程度的不同。那么，个人的所有权越高、明晰程度越强以及流动性越大，对个人的激励越显著，结果经济增长的动力越大，所谓私人成本接近社会成本也就是一个逐步实现彻底所有权个体专有化的过程。

3.有效率的制度与无效率的制度

（1）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呢？

按照诺思的观点，首先，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并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搭便车”（free ride）的可能性。

其次，能够给每个社会成员以发挥自己才能的最充分的自由，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当一项制度在不减少社会收益的同时，使得私人收益超过了私人成本，个人通常愿意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活动。

（2）无效率的制度特征。

无效率的制度的特征是不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不能使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趋于一致，降低人们对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产生大量的“搭便车”现象。而且无效率的制度也使广大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活动的自由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同时存在着某些特殊利益集团进行寻租行为，把大量的资源引入寻租领域，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3）人们为什么会选择无效率的制度呢？

诺思提出有两个普遍的原因：一是缺乏技术阻止“搭便车”现象及负的外部性的产生；二是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费用可能超过收益。同时诺思指出，“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及其他学科的发展，诺思进一步的研究对这个问题作出解释：

（1）专制制度的存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高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当两者的利益不相容时，后者的利益要服从前者的利益。诺思认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而由此造成的较高的交易费用会导致很普遍的无效产权，这就解释了历史进程中和现在广泛存在的不导致经济增长的产权。

（2）不完全信息和主观主义。诺思认为“行动者常常根据不完全信息行事，并且他们常常通过想象来处理信息，这样就可能导致无效的路径”。

（3）相对价格的变化。一种制度在建立之初，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即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这种制度也可能逐渐变成无效率的。

（二）制度变迁与长期经济发展

1.制度创新与路径依赖

（1）诺思等使用了均衡分析框架来分析制度创新。他们认为制度创新是制度从非均衡到均衡的演变过程中，通过创新活动，创新者或创新集团取得因制度变革带来的潜在利益。在市场规模扩大、生产技术发展及由此引起的一定集团或个人对自己收入的预期的变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当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一项新的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现有制度与新的制度安排之间可能存在的利润差称作“外部利润”，在新制度条件下，这些利润实现后，制度达到一个均衡。制度在均衡—非均衡—均衡的不断循环中推动经济增长。

（2）进行制度分析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制度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分析，单方面的强调制度因素也是不可取的。②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有一个生命周期问题，制度会出现“制度瓶颈”，没有永远适应经济发展的永恒制度。③制度从外生变量转变成一个内生变量是制度学派的一个贡献，制度也是一个稀缺性因素，当经济发展中的制度是一个瓶颈因素的时候，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都会带来经济的发展。

（3）路径依赖与经济发展。诺思关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性质的论述是对长期经济变化作分析性理解的关键。

路径依赖决定了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方向和强度。在制度变迁如同技术变迁一样也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关于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中已论述），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思指出，“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如果弄得不好，它们还会被锁定（lock in）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一旦进入了锁定状态，要脱身就会变得十分困难，既有方向的扭转，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如引入外生变量或依靠政权的变化。

竞争性的、完全的市场制度变迁是良性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只要随之而来的市场是竞争性的、完全的市场，制度变迁的轨迹将是有效的，经济长期运行的轨迹也是有效的，即经济总会保持增长的势头。反之则会使制度变迁的轨迹呈现发散的状态，并使无效的制度保持下去，从而贫困的发展实绩不可避免。

（4）诺思路径依赖的两种极端情形：

诺思路径依赖I：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一系列的外在性、组织学习过程、主观模型都会加强这一轨迹。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性下选择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引致长期经济增长。

诺思路径依赖II：一旦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并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进一步进行投资，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轨迹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能鼓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再分配，却给生产活动带来较少的报酬，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特殊知识。结果不仅会出现不佳的增长实绩，而且会使其保持下去。

2.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

（1）没有制度保障，技术引进是徒劳的。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诺思和托马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认为制度比较优势比其他要素的优势更重要。一些发展中国家花了不少钱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环境，这些先进的技术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有的甚至是低效使用，还给这些国家带来沉重的债务包袱。

（2）美国的成功在于制度的先进。小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一个范围不很广的研究中论证到，美国工业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对技术变迁可能实现的潜在规模经济的经济收益的回应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场机会扩张所诱致的制度变迁的产物。钱德勒论述道，由这些结构性创新所导致的制度效益的收益，又创造了一种传导技术创新的环境。在他看来，美国工业中的规模经济更多的是制度创新的产物，而不是技术变迁的结果。

3.禀赋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初始禀赋在新制度安排及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谓初始禀赋包括天气、地域、植物、动物和矿产，它们的差异产生了各个原始部落不同的从制度和技术变化中获利的机会。随着经济发展并持续，其影响力会逐渐减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智慧传递、科学创造和物质投资来增加禀赋，禀赋的增加和改变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少依赖初始禀赋，从而提高了经济中内生因素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同时经济发展的持续也减少了禀赋的来源地对禀赋的使用地区和使用者的控制。

（2）德姆塞茨分析了初始禀赋、禀赋、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

首先，制度变迁与它预期能产生的回报相关，资源禀赋是影响制度预期回报的一个因素。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是在非制度因素（如资源禀赋）的背景下起作用的。

再次，随着制度的产生、成熟和消亡，每一代从所获得的禀赋中都包含了从过去历史继承下来的制度，因此制度成为更广泛定义的资源禀赋集合中的一部分，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重要。

最后，人类在刚摆脱原始状态时只拥有少数制度安排，因而在发展的早期，资源禀赋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更大的并经过更多实验的制度集合出现，从而影响了以后经济发展的时间和模式。这就是说，在开始阶段，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可能很小，但在现在和以后的作用可能更大。

小结：禀赋的提出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了制度变迁如何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其模式是：初始禀赋（以自然资源为主）——经济发展，新制度产生发展和消亡——旧的制度并入禀赋作用于经济发展，新制度继续产生发展和消亡。

这个过程周而复始，每个阶段的经济发展都在原有的禀赋上进行。这也就是一个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提法更清楚地说明了路径依赖的程度的变化，当禀赋越来越多时，对它的依赖也就越来越强，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而制度的影响也可以从禀赋的内涵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禀赋从以包含自然资源为主到包含由制度转化的资源占越来越多的比重。

4.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制度变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特征决定了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机制。

（1）制度变迁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来自规则和习惯的相对稳定性，尤其是习惯并不会与规则同步变迁，由此会产生粘滞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性并不否定制度变迁的可能性。

诺思认为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的组合所作的边际调整。所谓边际是指，执行规则的成本限制了规则的适用范围，执行成本越高，规则的边际就越大。在边际上，规则的执行成本通常很高，使得它实际上不起作用，而习惯在此发挥了协调作用。习惯即非正式规则，之所以取代正式规则是因为这时习惯的动作成本小得多，行为可以在边际上逃避规则的约束。

因此诺思认为日常大量的制度变迁即是边际上连续发生的非正式规则的变迁，而正是这些缓慢无形的变迁造成了人类历史中有限的几次正式规则的重大变迁。

稳定性可能是停滞的根源。诺思对出现长期停滞的现象给予了这样的解释：一个制度框架的总体和定性使得跨时间和空间的复杂交换成为可能。但这种稳定性不一定是实现效率的一个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结构可能是无效的，所以会出现长期停滞。

（2）制度变迁的连续性。诺思区分了连续变迁和不连续变迁，一般说来制度变迁是连续渐进变迁；非连续变迁是指规则变迁的根本改变，发生这种变迁的条件是出现革命和武力征服。

我们认为后者是经济发展中的非常态，前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因此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机制是以渐进连续为主。集体学习（collective learning）和非正式规则的研究的拓展使制度变迁体现出某种连续渐进特征，成为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过程。

诺思运用集体学习的研究探讨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作用中的机制，所谓集体学习是动态地获取、积累、筛选和传递知识的过程。跨越时间的集体学习作为一个文化积淀和观念调整的过程，它不断改变人们对于机会、选择和制度合法性的认识，产生制度变迁的持续动力：

一方面，集体学习是人类生产知识与制度知识的积累沉淀，是非正式规则的缓慢累积，它决定了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过程。一个经济中制度变迁是由制度与组织的相互作用完成的，制度是博弈规则，组织则是博弈者，每个组织的集体学习所积留下来的非正式规则构成制度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式规则的边际上是由集体学习和非正式规则在发挥协调分工的作用，只有当集体学习过程中产生观念转变时，非正式规则在边际上的连续变迁才会形成正式规则的变迁，由此改变经济发展的秩序和结构特征。

另一方面，现行制度对集体学习提供的保障和诱导决定了集体学习对经济发展构成的实际影响。从集体学习到经济发展的转化不是自发实现的，尽管人类的集体学习是持续不断的，但其速度与方向却差异很大，要想促使人们更多地从事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那些学习，就要依靠适当的制度安排来矫正集体学习的方向。因此集体学习所产生的思想模式是人们解释环境的内在框架，而制度安排是个人制造出来的规范和控制环境的外在机制，正是通过制度的作用，集体学习才得以保留并固定下来，以意识形态和信念体系的形式存续，有效地影响经济发展。

（三）制度差异与经济发展

1.制度绩效的衡量

目前关于制度绩效的量化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案例分析。如对一些重大的制度变迁在能排除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一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的绩效进行量化分析，如对庄园制（诺思）、船运制度（诺思）、奴隶制度（巴泽尔、福格尔）等制度绩效的分析。这一分析是比较成功的。

（2）模型分析。如运用现代经济分析模型对制度变量的经济绩效进行分析，但制度不同于一般商品，难以给予准确的定义和模型化，而且由于制度变迁通常过程漫长，因此统计资料一般不完备，尽管新经济史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缺憾，但仍然难以进行严谨的计量分析。

2.制度促进一国经济发展可以从两个层面分析

（1）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为一国有效的制度环境及制度安排大大地减少了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

（2）从微观层次来看，主要表现为有效的制度能解决激励和约束两大市场经济中的基本问题。制度包含着激励与约束的双重功能。制度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地配置，在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我们最缺乏的就是具有激励功能和约束功能的制度。

3.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绩效差异研究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默瑞尔和奥尔森指出，为更准确地衡量一国经济的真实绩效，需要考虑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即良好的经济绩效意味着一国能尽可能地挖掘该国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缩小其实际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差距。

结论：计划体制的绩效不如市场体制。

在1965-1980年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的差距（1.76%）和上一时期（1.74%）相比基本相同。但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差距从上期的1.62%扩大到2.48%，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仅扩大了2%，而计划经济国家的差距则扩大了86%。

宏观层次上的制度差异的分析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通过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落、荷兰和英国的经济增长的历史案例，对制度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了生动的比较。

诺思和托马斯认为这是四个国家的所有权结构差异造成的。法、西的衰落是因为它们没有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制度，而荷兰和英国却发展了有效的经济组织：

（1）“在法国和西班牙，君主制逐渐夺取了代议制机构的权利，发展了一套税收制度和标准，这套税收制度提高了地方性和地区性的垄断，抑制了创新和要素的流动性，导致生产性经济活动在法国相对下降和西班牙绝对下降”。

（2）荷兰在这期间更新了所有权体系，较明确和排他性的个体所有权受到社会的承认和法律的保护。诺思从搜寻费用、谈判费用和实施费用三项考察了荷兰的交易费用情况，发现荷兰的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都是有效率的。永久性的大交易所降低了成本搜寻费用，标准的交易方式降低了成本谈判费用，法院和政府公证人使用权实施费用降低和提高了实施合同的效率；同时有利于资本所有权的制度也被创新出来。这些都保证了荷兰成为第一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持久经济增长的国家，其繁荣和较高的人均收入持续了几个世纪。

（3） 18世纪的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由于当时的所有权结构远远比以前的或其他地方的更有利于发明的产生和大规模的推广，所有权的法律结构是这次革命的真正原因。

在历史中寻找不同制度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的案例很多。

微观层次上的制度差异

微观层次的制度差异包括企业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等的差异，我们以下例来说明。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并不仅仅主要表现在财力和科技水平，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制度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哈比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了组织的差异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异。他指出50年代埃及的工厂在工艺技术上和美国的工厂相同，但其劳动生产率却只是美国的1/6到1/4。他把这种差异归因于组织的质和量：埃及的“管理资源稀缺，管理方法极其原始”。

4.经济全球化中的制度竞争

（1）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制度的竞争。在当今经济一体化的世界里，当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能在世界更自由流动时，但是作为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却难以转移，这是因为其具有专用性质，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强制性地照搬发达国家的某一制度，但这种制度移植往往变形，甚至低效，有的还比不上原有的制度。尽管许多移植的制度增进了对产权的保护，但没有理由相信殖民地移植制度可以自动生效。过去人们往往从技术、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去比较不同国家的发展差异，而忽视了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等无形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制度比较优势比其他要素的优势更重要。制度好象是软的、看不见的、无形的，但是它对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影响、人民福利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不可低估的。有人讲，如果发展中国家出现内乱和不重视人才的现象，那么美国的资金和人才就增加。美国以它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势吸纳了世界不少国家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本）。

（3）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最主要的是制度上的差异。德索托在考察了多个拉丁美洲和非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之后得出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没能成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没有启动资本，而是因为没有能够长期促进和保障资本积累的法律制度环境（详见《资本的秘密》）。换言之，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因为没有促进和保障钱生钱的制度。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从表面上看，是产品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但在这些竞争的背后都包含着制度的竞争。

（4）发达国家以利用其制度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并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制度歧视”。目前，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利用知识产权抢占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市场。据统计，从表面看，这是一种技术上的竞争，但实质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竞争。

结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制度的竞争。这主要表现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地降低这个地区的交易成本，吸引更多的生产要素流入这个地区，有效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大大地提高要素使用的效率。谁的制度好，资源就会流向那里。人才、资金及技术等都会流向那些制度环境好的地方。我国在加入WTO后，制度竞争对于我们的挑战已更加明显。认识制度的重要性，是我们寻找一种好制度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