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贸易的主要内容是西方科学技术

一、图书贸易的主要内容是西方科学技术

西学东渐以及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客观上推动了中外图书交流和贸易，并决定了图书贸易的主要内容是西方科学技术。

1.林则徐、魏源的译书

从1839年2月起到1841年，林则徐在他的钦差行辕，组织人力翻译西方报纸和书籍，借以了解“夷情”和学习自己迫切需要知道的知识。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林则徐又命人从西方报刊上摘译评论中国的资料，编辑成《华事夷言》一书;由袁德辉和伯驾从瑞士人滑达尔1758年出版的欧洲近代国际法权威著作《国际法》摘译有关内容辑成《各国律例》，成了中国最早的国际法中译本，比美国牧师丁韪良1864年(清同治三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中译本还早了25年。林则徐还命人摘译了英国僧侣地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尤其重要的是，自1839年下半年至1840年，林则徐亲自主持翻译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于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新书《世界地理大全》，并将其中译本定名为《四洲志》，这部世界最新政治、地理与国情著作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布朗牧师赠送给林则徐的。它的译著问世意义非同凡响，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探索研究西方——西学东渐之风。

1842年年底，49岁的魏源遵照好友林则徐的嘱托，在林则徐译编《四洲志》的基础上，增补其他材料，完成《海国图志》50卷57万字的撰著工作，随即在扬州雕版印行。

2.洋务派的同文馆和各兵工制造局引进西方图书

同文馆是清代最早培养译员的洋务学堂和从事翻译出版的机构。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总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同时恭亲王奕等人建议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立同文馆。据统计，京师同文馆师生翻译的西书共有数十种，重要的译书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和《格致入门》;法国人毕利干译的《法国律例》和《化学指南》、《化学阐原》;汪风藻译的《新加坡律例》、《英文举隅》和《富国策》;联芳与庆常译的《公法会通》;德贞译的《全体通考》;卫三畏和学生译的《天学发轫》;俄文馆学生译的《俄国史略》等。从上可以看出，同文馆翻译的书籍以国际公法和各国律法为主。

3.外国传教士的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是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在上海创建的书馆。书馆坐落在江海北关附近的麦家圈(今天福州路和广东路之间的山东中路西侧)的伦敦会总部。它是上海最早的一个现代出版社，为上海最早采用西式汉文铅印活字印刷术的印刷机构。铅印设备的印刷机为铁制，以牛车带动，传动带通过墙缝延伸过来，推动印刷机，因此在机房内看不见牛车。墨海书馆培养了一批通晓西学的学者如王韬、李善兰，他们和艾约瑟、伟烈亚力等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墨海书馆设有宿舍，当时麦都思和王韬都住在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在1863年停业。

4.改良主义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目表

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东洋和西方图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

1897年，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列举了许多日人译著的章节体世界史和国别史教科书。这些来自西方和日本的新体史著，无疑给中国学者以相当影响和启发，他们顺应改革的潮流，学习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方法，或译著、或改编、或自撰，章节体史书自此纷纷问世，突破了封建传统史书体裁独占史苑的局面，推动中国历史编纂学向前跃进了一大步，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

19世纪末，梁启超借鉴欧美自强途径，重视宣传图书，启迪民众，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为了介绍西学，提倡变法维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在《时务报》上刊登《西学书目表》。

《西学书目表》著录译书约300种，分西学、西政、杂类3大类。西学类又分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汽学、天学、地学、全体学、动植物学、医学、图学13类。西政类包括史志、官制、学制、法律、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10类，与其新政内容相符。杂类包括游记、报章、格致、西人议论之书、无可归类之书5类。该分类体系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定为“永制”的四部分类体系，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3大部类的雏形，对中国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分类法的产生有一定影响。《西学书目表》每书著录书名、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值，表上加“圈识”，表下有“识语”，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等。《西学书目表》还收录了《通商以前西人译著各书》、《近译未印各书》、《中国人所著言外事书》。书后附《读西学书法》，介绍各书之长短及某书宜先读、某书宜缓读等读书方法，以指导治学门径。《西学书目表》中介绍的图书和编制这一目录的方法，在当时都有积极的意义。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继作者不断。

5.清政府的图书进出口管理

由于图书进出口贸易的增多，清朝政府开始注意对图书进出口的管理，曾规定在国外印制地图及书籍进口可以免税，但在中国印制地图必须纳税。1910年上海书业商会批准地图、书籍出口可以免税。可见早在1910年以前，上海地区已广泛开展对外图书贸易活动。

6.上海的近代图书出版发行

上海是现代出版中心，也是国际图书贸易的中心，拥有多个图书出版和发行机构。

(1)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近代印刷出版机构中，规模最大、影响深远，是中国近代印刷出版事业中发展功勋卓著的民办印刷、出版企业，它的出现，打破了以美华书馆、申报馆为主的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局面，促进了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发展，是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全面崛起的标志和动力。

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由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高凤池四人集资创办于上海，馆址设在上海北京路。初创时的商务印书馆，合股集资3 750元，雇了十几名工人，备有三号手摇印刷机两台、脚踏圆盘机三台、自来墨手扳压印机三台、手揿压印机一台，还有一些中、西文铅字和零星器材。当时因设备简陋，只能印刷诸如商业簿册之类的简单印刷品。但由于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昌、鲍咸恩和高凤池于创办前都是基督教会设立的“清心小学”的工读生，先后在《字林西报》和《捷报》当过排字工，熟悉排字等印刷技术和业务，加之书馆采取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者的精明干练，使得商务印书馆的业务蒸蒸日上，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很快进入它的全盛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设备先进的、大型印刷出版企业。此时的商务印书馆，不仅在上海总馆设有制度完备、机构健全的总务处、编译所、发行所和技术设备先进完善的印刷总厂，而且还在全国各省市和重要商埠设有85个分馆以及相应的印刷分厂。同时还跨出国门，在新加坡、吉隆坡设立了分馆。职工总数多达3 600余人。规模之大，人员之多，为当时国内印刷出版企业之冠，为世界印刷出版界所罕有。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路，不仅为当时同行所效仿，在中国民族近代印刷业崛起中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印刷工业高速发展之今日，也颇有借鉴意义。

商务印书馆能得以迅速发展，除以夏瑞芳为首的经营者们的经营有方之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华有识之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救国富存”而发起的向西方学习的维新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全国处于维新运动日益高涨之中，到处学新学、兴学堂、谈维新。商务印书馆决策者瞄准新学堂的广泛设立急需大量新式教科书这一现实情况，迅即将英国人编写的印度课本翻译成中文并加上白话注解，印成《华英初级》和《华英进阶》出版发行，极为畅销，获利颇丰。随后，商务印书馆又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延聘张元济(菊生)先生担任编译馆的馆长，以日本明治三十七年教科书为蓝本，开始编辑国文、历史、地理等小学教科书，并于当年出版了《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数月间，销售十余万册。可以这样说，这些教科书的出版发行，使商务印书馆居于全国新兴教科书出版之首，首战告捷，声利俱获，为商务印书馆在全国印刷出版业界中的中心地位的确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于印刷出版新兴教科书之后，商务印书馆着眼于印刷出版颇具实用价值的西方学术著作、文学著作和各种工具书。翻译印刷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群学肄言》、《法意》，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和日本鹑滨渔史撰写的《罗马史》、英国默尔他的《万国国力比较》、日本清浦奎吾的《明治法制史》、日本黑田茂次郎的《日本明治学制沿革史》、日本末冈精一的《比较国法学》……图书多种。这些图书，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之潮流，使因清朝政府长期闭关锁国而不谙世界情况的中国人耳目一新。合乎潮流，顺乎民意，为万千学子所欢迎。同时也使商务印书馆获利剧增，一跃而成为全国屈指可数、实力雄厚的印刷出版企业。

(2)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于1912年(民国元年)创办于上海，1954年迁至北京，现在位于王府井北大街的原中国文联大楼内办公，与商务印书馆同处一楼。中华书局是我国整理、编校、出版古籍读物的权威出版机构，在国内外知名度颇高，影响深远。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出生于出版世家，其祖父曾担任过《四库全书》总校官。清宣统年间，陆费逵在上海“文明书局”任职时，被商务印书馆用高薪挖走，委以出版部部长。当时，废除私垫，兴办新学的呼声很高，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王朝的革命运动，也如火如荼，“民国政府”建立在际。陆费逵以出版家的远见卓识，认清了这一形势，提出革新教材，重编一套适应新形势的教科书的建议，并联络一批同道者，着手编出了一套小学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的新课本教材。但其时主持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些负责人，思想保守，对新的革命形势抱悲观态度，唯恐新教材不被世人接受，经济受损，否定了陆费逵的建议。加之陆费逵早已不满足寄人篱下之地位，于是，1912年，辛亥革命甫一成功，“民国”始建，陆费逵便联络了原商务印书馆的一批同仁，宣布脱离商务印书馆，成立了中华书局，并自任中华书局总经理。

中华书局一成立，当即出版了《中华新教科书》，为辛亥革命成功后普遍改制的学堂提供了各类新教材，受到各地欢迎，一时供不应求，中华书局一炮打响。这时，商务印书馆追悔莫及，也赶紧编印新教材，与中华书局展开竞争。上海“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也纷纷加入出版教科书的竞争行列。各家都在编辑出版中，力求精善，降低定价，争夺市场，这无形中促进了新教材的革新和普及。此后，中华书局又在编印工具书、辞书及整理古籍书方面，投入精兵强将，成绩斐然。他们于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图书集成》等辞书、工具书，编校严谨、印制精善，后经多次修订，已成为我国出版史上的经典之作。

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地区、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从创立至1949年的37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数十年里，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在激烈的竞争中，艰难地生存，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著名学者的学术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3)文明书局

文明书局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由俞复、廉泉(廉惠卿)、丁宝书等创办于上海，初名“文明编译印书局”。初创时备有从日本买来的石印和珂罗版印刷设备，1904年又增设了彩色石印部。“民国”期间采用铅印技术设备印刷了《唐诗纪事》、《明清六才子文》、《宋元明文评注读本》等不少图书。创办人之一廉泉，号南湖居士，好尚风雅，家藏很多历代名画手册扇页，故对采用珂罗版影印书画手册颇为重视，并为其投入了大量精力和财力。该局赵鸿雪先生根据西文书刊登载的有关铜锌版的制作工艺和技术的文章，自行研制铜锌版，历数月而告成。此后，因日本人不肯传授珂罗版技术而自己潜心研究、试验，亦获得成功，为近代印刷史上颇受赞誉的一段佳话。

文明书局于印刷出版一般性图书的同时，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学堂章程，曾编辑出版过“蒙学教科书”，极为畅销。然最有成效的，当属用珂罗版影印复制的书画，总数多达570余种。

这在珂罗版技术传入不久的清末民初，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为珂罗版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17年之后，文明书局因业务萧条而盘给了中华书局。越十年，中华书局又盘给了傅湘臣。至此，原文明书局的印刷部分独立经营，改称“文明书局和记印刷所”。

(4)开明书店

开明书店是1926年在中国上海建立的民营书店。主要创办人是章锡琛，主持编辑工作是夏丏尊、叶圣陶。该店有一批得力的编辑，如王伯祥、周予同、宋云彬、傅彬然、徐调孚、顾均正等。在教育、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团结了一批有名的作者。出版物以青少年读物为主，刊物有《中学生》、《开明少年》等，也出版了许多新文学作品。因作风严谨，倾向进步，受到教育界、文化界的赞誉。胡愈之在《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中指出:在中国，“从办杂志开始，靠几个知识分子办起来的书店，开明书店是第一家”;“开明书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诞生的一个进步的书店”。在编辑出版工作、团结作家、联系读者方面，开明书店积累了不少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店于1953年与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其发行部门并入中国图书发行公司。

(5)世界书局

世界书局是20世纪上半叶设于中国上海的一个大型民营出版机构。

世界书局由绍兴人、原中华书局副经理沈知方创办于1917年。1921年规模扩大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沈知方任总经理。发行所设在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福州路320号(山东路口怀远里口)，1932年迁入福州路390号。印刷所初设在闸北虬江路，1925年失火，获得保险金后，在公共租界东区大连湾路建造总厂。1934年，沈知方投资房地产失利，辞去总经理职务，由陆高谊接任。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大连湾路总厂位于日本占领区内，被日本海军占用，损失严重。1938年11月日军在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爆炸案，造成职员一死一伤。1946年，由李石曾出任总经理。1949年，世界书局官股部分被没收;1950年2月，私股部分参加公私合营，世界书局宣告结束。

世界书局先后共出版各类出版物达5 580种。初期以出版通俗小说为主。例如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春明外史》、《金粉世家》，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程小青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等，以及《快游》、《红杂志》、《红玫瑰》、《家庭杂志》、《侦探世界》5种杂志，极为畅销，为世界书局打开局面。从1924年起，世界书局开始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形成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出版《英汉四用辞典》等工具书，“国学名籍丛刊”(包括《十三经注疏》、《说文解字段注》、《四史》、《资治通鉴》等)、《四库全书学典》等古籍，朱生豪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等外国文学作品，以及一些丛书，如“ABC丛书”、“生活丛书”、“世界少年文库”等，作者有陈望道、茅盾、傅东华、谢六逸、丰子恺、杨贤江等。还编绘出版了《三国志》、《西游记》、《水浒》、《封神榜》、《岳传》、《火烧红莲寺》等连环画。1920年，世界书局还出过一些配合国民革命形势的宣传小册子，如《农民协会问答》、《三民主义浅说》等。

世界书局的标记是圆形地球，四周环绕云彩，正中竖写“世界”两字。

世界书局的继承者为上海外文图书公司，仍设于福州路390号怀远里弄口。

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图书翻译出版深入社会层面，并且为政府允许;地区仅限于上海、北京、南京、广州、重庆、汉口等少数大城市，有一定规模，大部分由民营资本和外商分散经营;只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有较大规模的进出口量，其他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