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第四节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

1.经济危机的实质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期间最根本的现象和典型特征是商品生产过剩，其他许多现象，如生产量下降、工厂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生产过剩这个根本特征所引起的。

经济危机的根本特点是商品生产过剩，但这种过剩并非与劳动者的实际需要相比的生产绝对过剩，而是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与劳动者的货币购买力相比的生产相对过剩。因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

2.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当这个矛盾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时，就会引起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可通过这个矛盾的具体表现反映出来。

（1）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表现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都竭力加强企业内部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以便提高生产效率和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并在市场竞争中战胜对手，保存自己。同时，生产的社会化也迫使企业改进经营管理，加强生产的组织性和计划性，以使企业生产顺利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却使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属于各个资本家所有，各个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完全是资本家的私事，整个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政府调控和政府干预，在相当程度上使生产无政府状态有所改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较长时期中，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性和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使社会资本再生产基本比例关系的失调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引起大量商品过剩时，便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2）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另一个表现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和参与市场竞争，总是竭力扩大生产的规模。而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又为生产无限扩大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资本家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加深剥削程度，从而使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社会生产的扩大相比在缩小，导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矛盾，当这个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市场上商品大量积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遭到严重破坏，便会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

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巨大的混乱，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抗性矛盾，充分表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

1.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原因

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时刻都处在经济危机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爆发的，即每隔若干年才爆发一次。

经济危机之所以周期性爆发，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非始终处于尖锐激化程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16世纪产生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因而当时没有爆发经济危机。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逐渐发展到十分尖锐时，才在1825年于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此后，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如影相随的“伴侣”。但是，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运动，也是有时较为缓和，有时尖锐激化，只有在矛盾尖锐激化时才会爆发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既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同时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的代价下，又会使这个矛盾得到暂时的、强制性的缓解，使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比例关系暂时地达到平衡，从而便会逐渐渡过危机，经济重新恢复和发展。然而，在渡过经济危机和经济获得恢复及发展后，经过一定时期，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又会重新激化，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所以，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地、不断重复地爆发。

2.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阶段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具有周期性。从一次危机的开始到下一次危机的开始，其间所经历的时间便是一个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一般来说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

危机阶段是再生产周期的决定性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商品销售困难甚至被销毁，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生产量下降，物价下跌，大批工人失业，货币信用制度被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陷于瘫痪和混乱，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萧条阶段的特点是：生产不再下降，企业停止倒闭，失业人数不再增加，但商品销售仍很困难，信贷关系呆滞。

复苏阶段的特点是：市场销售逐步扩大，生产逐渐回升，企业利润增加，就业日益增多，信贷关系逐渐活跃，当社会生产赶上和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时，便过渡到高涨阶段。

高涨阶段的特点是：市场繁荣，生产量上升，企业规模扩大或新建企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社会购买力提高，信贷关系兴旺，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会落后于生产的增长，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重新激化，市场上的商品再度严重过剩时，就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爆发经济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的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加强，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加剧，这些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使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出现许多新的特点。

1.经济危机的同期性和非同期性交错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以及资本主义国际联系日益加强，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运动逐渐趋同，经济危机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趋于同期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进程不同，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宏观政策措施不同和干预经济生活的力度不同，因而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再生产周期长短不一，削弱了经济危机在国家之间的连锁反应程度，产生了经济危机非同期爆发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1957—1958年、1974—1975年、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爆发，具有同期性，其他时期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多次经济危机，则不具有同期性。

2.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小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工业生产下降幅度是衡量和反映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一个基本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较大，下降持续的时间也较长，特别是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46%，工业生产连续下降50多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性仍很大，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相比，破坏程度相对较轻，经济危机对经济生活的冲击不如战前严重，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多则下降20%左右，少时仅下降百分之几，整个再生产周期的起伏，不像战前那么大。

3.再生产周期各阶段的交替进程不甚明显，各阶段的特征减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再生产周期各阶段顺序交替，每个阶段的特征明显。战后，危机阶段生产下降幅度一般较小，危机阶段持续时间较短，萧条阶段与复苏阶段不易明显划分，经济复苏缓慢无力，经济回升到危机前的最高点非常困难。而在高涨阶段，生产上升缓慢，增长乏力，经常存在企业开工不足。

4.生产能力过剩和大量失业成为再生产周期中的经常现象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当发生经济危机，生产下降，设备大量闲置，企业开工不足或倒闭，同时工人大量失业，失业率急剧上升，高涨阶段又会使失业率明显下降。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和失业现象不仅伴随危机阶段，即使在高涨繁荣阶段，也存在开工不足、设备闲置和大量失业人口，高失业率日益成为长期的、结构性问题。这一现象在欧洲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79—1982年经济危机以来，欧洲国家的失业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也不下降，甚至继续上升。经常性的失业率在10%左右，有的国家甚至超过20%。危机阶段的失业率上升不多，与经济危机的冲击力减弱有关，而经济危机冲击力的减弱，又使经济危机强制性地破坏一定生产力的作用未充分发挥，导致经常性的企业开工和设备利用不足，从而使较高的失业率也随之经常化了。

5.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相互交织，危机阶段物价仍然上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危机阶段物价大幅度下降。战后的危机阶段中，造成物价下降的因素如商品供过于求、现金短缺等，仍然存在和发生作用。但是，由于经常性的通货膨胀和危机期间资产阶级国家采取扩张的金融货币政策措施，造成危机阶段通货膨胀更为严重，再加上垄断资本人为地保持垄断高价，这些因素抵消了物价下落因素的作用，导致物价上涨。这就使得大量过剩商品不易迅速消散，削弱了通过经济危机强制性地缓和再生产的各种矛盾的作用。

阅读并思考

新中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¹⁾

在1953—1957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提出重点发展重工业是与当时中国重工业极不发达、比例偏小相关的。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轻工业占22.1%，重工业占7.9%；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重工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1953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3.1%，轻工业占29.4%，重工业占17.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7%，重工业占37.3%。“一五”计划结束时的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55%，重工业占45%。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合理，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1.4%。

1958年，在“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下，中国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为期3年的“大跃进”，使经济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了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国民收入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第一次大调整，调整的主要任务是使失衡的农轻重关系恢复正常。但这又被随之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洋跃进”运动破坏，至1978年中国工农业产值比为72.2∶27.8；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之比为43.1∶56.9，经济结构表现出“重重，轻轻”的弊端。为此，国民经济从1979年开始，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进行了为期3年的结构调整，同时，针对人民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状况，中央提出了轻工业发展“六优先”的方针：在政策上采取了鼓励轻纺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即能源、原材料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银行信贷优先；基本建设优先；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这一措施使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80年的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提高到47.2%，1981年底提高到51.5%。

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总结了建国32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以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其中有5条方针是直接与产业结构有关。由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价不合理，造成加工工业价格不断上升，使得各地方政府都争取建设“价高利厚”的加工工业项目。产业结构逐渐由传统的“重重，轻轻”向轻型化方向转化，高加工度化倾向明显。为了缓解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从1991年开始，国家重点加强了对基础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为导向，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在实现再次重化工业化的同时提高了加工度化。例如：煤炭采选业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3—1995年为0.73%。明显高于1991—1992年的0.4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相应比重，也由0.33%提高到0.42%；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则由0.29%提高到0.48%，1995年发电量增长7.8%。代表高新产业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新增产值，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3—1995年分别平均为10.44%和7.47%，比1991—1992年平均水平高3.29和1.57个百分点，表现出很强的成长性。1995年这两个行业的工业增长贡献率（新增产值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高居工业各行业的前两位。特别是计算机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若干著名品牌及高成长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对面临衰退的传统产业进行了逐步地调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面临着国际产业大重组的严峻挑战和国内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的历史机遇，我国又一次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这次调整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企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资源严重闲置；企业经济效益滑坡，负债率居高不下；地方重复建设严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据估算，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率为97.7%。为改变我国产业结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走跨越式产业结构升级道路的战略思路。在产业政策作用机制调节下，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至1999年底，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27.1%下降到1999年的17.7%；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其中，工业由37.0%增加到42.7%，建筑业由4.6%增加到6.6%；第三产业由1990年的31.3%上升至1999年的33.0%。这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极大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思考题：

1.试述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革关系的分析。

2.结合实际，说明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本章关键术语

产业资本（industrial capital）　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

生产资本（production capital）　商品资本（commodity capital）

资本循环（circuit of capital）　资本周转（capital turnover）

资本周转时间（turnover time of capital）

资本周转次数（frequency of capital turnover）　生产时间（production time）

流通时间（circulation time）　劳动时间（labor time）

非劳动时间（the labor time）　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

流动资本（circulating capital）　流通资本（circulation capital）

固定资本磨损（wear and tear of fixed capital）

固定资本折旧（depreciation of fixed capital）　折旧费（depreciation expense）

折旧率（deprecition rate）　年剩余价值率（annual rate of surplus value）

单个资本（individual capital）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社会总产品（aggregate social product）

社会生产两大部类（the two major categories of social production）

外延扩大再生产（extended reproduction）

内涵扩大再生产（expanded reproduclion）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Capitalist economic crisis）

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cycle fluctuations of capitalist reproduction）

本章思考题

1.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形式是什么？

2.产业资本循环为什么是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

3.实现产业资本连续循环的条件是什么？

4.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是什么？

5.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有何区别？

6.怎样考察预付资本的总周转速度？

7.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有什么影响？

8.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两个基本原理是什么？

9.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实现条件是什么？

10.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现过程和实现条件是什么？

11.为什么生产资料生产要优先增长？

1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根源是什么？

13.经济危机为什么是周期性地爆发？

14.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的特点是什么？

本章自我检测

海尔是“怎样让石头漂起来”⁽²⁾

海尔在1998年实行了一场“业务流程再造”工程。在一次关于“业务流程再造”的高级经理人培训会议上，海尔集团CEO张瑞敏目光炯炯地看着讲台下的中层干部们，提出了一个像脑筋急转弯的问题。

“石头怎样才能在水上漂起来？”

“把石头掏空”，有人喊了一句，张瑞敏摇了摇头。

“把石头放在木板上”，又有人答道，张瑞敏又摇了摇头。

“做一块假石头”，这个回答引来了一片笑声，张瑞敏还是摇了摇头：“石头是真的。”

“速度”，海尔集团见习副总裁喻子达回答道。

“正确”，张瑞敏脸上露出了笑容：“《孙子兵法》上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速度决定了石头能否漂起来。网络时代，速度同样决定了企业能否越上新的高峰！”

这一细节形象地表明了海尔“业务流程再造”是解决企业的循环与周转的速度问题。

海尔“业务流程再造”主要是从采购和销售这一资本循环的两个重要环节入手。海尔采购和配送，过去是各个事业部各自采购，现在成立物流本部，实行集团统一采购。这一改革效果显著。其一是降低了集团对外采购成本，仅1999年当年降低的采购成本就达5亿元，2001年在1999年的基础上又降低了10亿元。其二是，择优采购，带来了零部件产品质量的整体提高。其三是库存减少，其中零部件仓库存放面积减少了32万平方米。目前在海尔开发区的物流中心，原材料只有不到7天的库存，成品24小时就发往全国的42个配送中心，呆滞物资减少了90%，原材料库存资金周转天数从30天以上降低到不到10天。海尔过去的销售是在市场布阵上各自为战，造成资源浪费。现在实行商流整合，全国销售人员减少了30%，全国的营销网络增加到2 000多家。这一改革使营销成本降低，与用户实现零距离，对客户需求快速响应。海尔接到客户订单，在10天内即可完成从采购、制造到配送的全过程，而一般企业完成这个过程要36天。

思考题：

1.为什么“速度”对一个企业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2.在现代社会，企业更加注重资本循环的哪一环节？为什么？

新中国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³⁾

中国在1953—1957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提出重点发展重工业是与当时中国重工业极不发达、比例偏小相关的。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轻工业占22.1%，重工业占7.9%；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重工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1953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3.1%，轻工业占29.4%，重工业占17.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7%，重工业占37.3%。“一五”计划结束时的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55%，重工业占45%。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合理，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1.4%。

1958年，在“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下，中国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为期3年的“大跃进”，使经济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了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国民收入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第一次大调整，调整的主要任务是使失衡的农轻重关系恢复正常。但这又被随之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洋跃进”运动破坏，至1978年中国工农业产值比为72.2∶27.8；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之比为43.1∶56.9，经济结构表现出“重重，轻轻”的弊端。为此，国民经济从1979年开始，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进行了为期3年的结构调整。同时，针对人民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状况，中央提出了轻工业发展“六优先”的方针，在政策上采取了鼓励轻纺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即能源、原材料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银行信贷优先；基本建设优先；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等。使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80年的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提高到47.2%，1981年底提高到51.5%。

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在总结了建国32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以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其中有5条方针是直接与产业结构有关。由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价不合理，造成加工工业价格不断的上升，使得各地方政府都争取建设“价高利厚”的加工工业项目。产业结构逐渐由传统的“重重，轻轻”向轻型化方向转化，高加工度化倾向明显。为了缓解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从1991年开始，国家重点加强了对基础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为导向，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在实现再次重工业化的同时提高了加工度化。例如，煤炭采选业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3—1995年为0.73%，明显高于1991—1992年的0.4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相应比重，也由0.33%提高到0.42%；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则由0.29%提高到0.48%，1995年发电量增长7.8%。代表高新产业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新增产值，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3—1995年分别平均为10.44%和7.47%，比1991—1992年平均水平高3.29和1.57个百分点，表现出很强的成长性。1995年这两个行业的工业增长贡献率（新增产值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高居工业各行业的前两位。特别是计算机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若干著名品牌及高成长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对面临衰退的传统产业进行了逐步地调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面临着国际产业大重组的严峻挑战和国内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的历史机遇，我国又一次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这次调整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企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资源严重闲置；企业经济效益滑坡，负债率居高不下；地方重复建设严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据估算，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率为97.7%。为改变我国产业结构落后的状况，中央提出了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走跨越式产业结构升级道路的战略思路。在产业政策作用机制调节下，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至1999年底，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27.1%下降到1999年的17.7%；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由1990年的41.6%上升到1999年的49.3%，其中，工业由37.0%增加到42.7%，建筑业由4.6%增加到6.6%；第三产业由1990年的31.3%上升至1999年的33.0%。

思考题：

1.分析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革的关系。

2.结合实际，说明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

【注释】

(1)夏兴园，李洪斌.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结构理论的发展［C］//2001年全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谢然浩，等.“海尔再造”［N］.经济日报，2007-07-23.

(3)夏兴国，李洪斌.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结构理论的发展［C］.//2001年全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讨会论文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