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新解读

经济危机的新解读

伍新木^[1]

我讲五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们对国际金融危机存在预测失误、解读失误和经验教训的吸取失误。全球的经济学家对这次金融危机的预测是失误的。全球的经济学家、全球的聪明人面对这次国际经济危机时都失察了，都失聪了，都失明了，都失误了，都集体失败了。我们全球的经济学家都应该反思和反省。这说明我们几十年来学的经济理论、金融理论，所谓的预测模型、预警模型及方法和工具，都暴露出了大大的缺陷，应该系统地反思和反省。

第二我们对金融危机的解读是有缺陷的。一说是货币政策的宽松；二说是金融创新的结果；三说是金融腐败；四说是美国的消费方式不好，超前消费，借贷消费，奢侈消费；五说是新自由经济主义理论的破产；六说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的缺陷引发的危机。这些解读都是有缺陷的，或者说都是失误的。第三个失误更糟糕，我们对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的吸取是失误的。第一，美国搞了一点国有化，中国大幅度的国进民退，这是对金融危机教训的错误吸取。其实，中国仍然要继续推进民进国退，国有经济应该要有一些战略性的调整。我们在金融危机中采取了很多超计划化做法，并使之常态化、固有化，这是第二个错误的经验教训。中国仍然是市场化远远不够，仍然还要继续推进市场化竞争。第三个错误教训吸取在于，美国佬是金融创新过头，创了几十年，一直风投多如牛毛，金融创新对美国高科技产业、新兴产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而中国是金融创新远远不够，所以中国应该在加大金融监管的同时，大力鼓励金融创新。所以说存在预测失误、解读失误，吸取经验教训也是失误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我们要把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常态化。不要宣传得那么恐怖，我告诉大家，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后会常态化，这个社会瘟疫会经常伴随我们。就是七八年来一次，第一个危机的终点就是下一个危机周期的起点，没有什么奇怪的。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危机就不可避免：第一，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这个方面中国具备；第二，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矛盾，形成了一边财富的积累，另一边贫困的积累，中国是贫富差别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第三，单个企业的高度计划性与全社会的无政府的矛盾。中国不但具有单个企业的高度计划性，还存在着单个政府的高度计划性以及全社会的无政府放任的矛盾，中国生产的盲目性是世界之最。所以这三条原因加起来，危机没什么奇怪的，我们应对经济危机应有一个常态化的认识。经济危机并非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是如何正确解释美国的经济危机。马克思所讲的三个前提条件没有变，在这个大前提背景下，金融深刻化了、金融国际化了、金融创新化了。金融国际化的反面是什么？经济泡沫化，财富泡沫化了。我们应该用全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危机，不要老是停留在机器时代的理论，不要老是停留在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时的理论，我们一定要认识金融深刻化、金融国际化、金融创新化背景下的全新危机的特点、危机的表现、危机的后果，这样才能正确解读这一场危机。所以我的第三个观点是危机有三重革命性作用。马克思讲了危机有三个革命性作用：第一个是淘汰过剩；第二个是淘汰落后，解放出巨大的市场要素和空间，所以危机过后必然酝酿着一次全球化的高新技术革命；第三个是任何制度都会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马克思称之为自疗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刻认识危机的三重革命性作用。

第四个观点是，中国式的应对出现了中国式的后果。什么叫中国式的应对？国际上的应对，马克思讲得很清楚，忍受巨大的社会经济阵痛，使市场经济强制平衡，强行销毁过剩的生产力，强行销毁过剩的产品。这是西方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法制国家发生的过程。中国不能这样，中国式的应对是保增长、保民生、保就业，最终的目标是保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我们为稳定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价，这就发生了中国式的问题。所以西方的发达国家在忍受社会经济的阵痛的时候，无非是经济危机演变成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演变成政党危机，政党危机演变成执政党危机。中国的选择是对的，但这就带来了中国式的问题，即扶持了更多的过剩，扶持了更多的落后，而且我们体制改革倒退，就是三个革命性的作用没有让它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十二五”规划中的这些新的理念是正确的，调结构，扩内需，转型，以及继续地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动力。中国式的应对产生了中国式的问题。

最后一个观点，第五个观点，什么是中国之谜？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之谜、中国模式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困难。我解释中国之谜、中国模式很简单，中国的发展是由三组动力组成的，一组动力是马克思讲的，全世界的企业家都一样，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冲动，所以千万家企业发展的冲动叠加在一起，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另外两种动力是中国特有的。第二种动力是13亿人的创业和创富的冲动，世界上几乎没有这种国家，很少很少，13亿人的创业和创富的冲动叠加在一起，你们想想是什么概念？中国人穷怕了，中国人在邓小平先富的号召和指引下，千万人奔上了致富之路。浙江人就是一个例子，有大钱当大老板，小钱当小老板，没钱借钱当老板，借不到钱做梦当老板，这不就是中国的现实吗？这种创富的冲动世界上有吗？很多资源型国家富得流油没有创富的冲动，很多富裕国家发达国家也没有创富的冲动。南亚、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虽然很穷，但是他们也没有创富的冲动。他们信佛教和印度教，印度教认为这辈子你是一个穷人，安分守己，下辈子绝对富，他们坚信这一点。所以唯独我们中国十三亿人都充满创富的冲动。第二种动力世界上没有，第三种动力世界上更没有，中国各级政府都充满了创富的冲动，从下级政府到县市政府，到省市政府，到国务院。一级的政府比一级的政府创富冲动更大。这种动力世界上有吗？这三种动力叠加在一起，中国的发展不快行吗？不快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问题都是这三种动力叠加起来的结果。经济的盲目扩张、重复建设、扶持落后、恶性竞争、高耗资源、破坏环境，不都是这种结果吗？所以中国式的困难也是由中国式的模式引来的一个事物的正面和反面。

【注释】

[1]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水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