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与外部环境的变化

二、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与外部环境的变化

随着中国商品国际市场份额的扩大以及国际竞争的加剧，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来看，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仍有一些有利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继续增长；在WTO的推动下，贸易自由化进程不断推进；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由此带动了国际产业转移向纵深发展；服务业业务流程外包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大，并加快了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步伐。然而，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国际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我国对外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对外贸易增长的外部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

1．国际竞争加剧

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制度逐步演化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制度，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选择市场经济作为其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特征之一，竞争的主体增多，竞争的领域不断扩展。各国、各企业也把竞争力摆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地位。一方面，跨国公司通过建立一体化生产体系，加紧了对全球资源的争夺，主宰着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形式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各国政府不仅在国际竞争中维护自身的产业与贸易利益，甚至直接介入本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竞争，当出现危及本国企业的并购等外部竞争时，即使发达国家的政府也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维护本国企业的市场地位。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目前，高技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创新能力仍然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和大跨国公司手中，发达国家和大跨国公司为了防止技术扩散，对高技术领域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零部件出口实行严格控制。这将使我国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制造业的装备水平面临着诸多困难。

2．能源、原材料的价格在高位波动，国际商品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

2002年以来，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出现了新一轮的上升行情。这一轮行情的主要特点是初级产品价格涨势明显，特别是能源、原材料价格受需求旺盛、投机活动增多以及地区安全、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大幅攀升，并在高价位上持续波动的态势。其中，尤以原油、铜、铝等有色金属、原糖以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价格涨幅较大，而大米、小麦、棉花、生丝以及苯、乙烯等化工原料的价格则有较大幅度的波动（见表13-6）。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世界市场上一些工业品的价格也有所上升。2005年，石油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了29.4%，棉纱、布的价格也分别上升了3.5和2.1个百分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近期国际商品市场需求仍有一定的扩张潜力，但随着一些工业原材料产能的释放，部分商品的供求矛盾将有所缓解甚至出现过剩，使虚高价格理性回调。同时，引发石油等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并未完全消除，并对相关产品的价格变动产生一定的波及效应。未来一段时间内，能源、原材料价格将在保持较高价位的情况下出现较频繁波动。受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2005年，我国一些商品的进口价格大幅度上涨。据商务部统计，2005年，我国原油进口价格同比上涨了36.3%，成品油、钢材、合成橡胶、铜及铜材、铝及铝材分别上涨了36.1%、34.4%、27.7%、22.9%和19.9%。国际市场上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和波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对外贸易和经济运行的成本和风险。

表13-6　2005年国际市场部分原材料及原油价格的变化

资料来源:http://www.price.mofcom.gov.cn

3．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

随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深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以中国、墨西哥、马来西亚、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出口规模迅速扩张，并逐步成为世界制成品的重要供应者，特别是在中低端工业品市场上，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出口竞争力，并逐步取代发达国家原有的市场份额，其在国际制成品贸易中的地位显著提高。据WTO统计，2004年，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制成品出口国，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土耳其分别排在全球制成品出口的第9位、第12位、第13位、第14位和第15位。2004年，这6个国家制成品出口额占全球制成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了14.9%，分别比1990年和2000年提高了9.7和3.2个百分点。尽管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际贸易不平衡增长的局面，但其出口实力增强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冲击。①发展中国家大量的低价工业品进入欧美市场，对其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了一定冲击。为缓解由此形成的贸易逆差和各种国内矛盾，发达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强权，对这些发展中出口大国实行各种贸易制裁，贸易争端此起彼伏。②随着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国际贸易地位的提高，这些国家在WTO多边贸易组织上越来越强调自己的声音，并在一些谈判议程中形成了合力，从而强化了多边贸易体制中利益多极化的趋势。③由于这些发展中大国的出口优势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的技术密集型产品，因而其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相近，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近年来，这些发展中出口大国之间的贸易纠纷已经成为国际贸易摩擦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与印度等发展中贸易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摩擦也呈上升趋势，这势必使我国未来对外贸易关系更趋复杂，需要应对处理的矛盾和问题也相应增多。

4．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我国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

经济全球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演进共同促进了世界范围内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贸易保护主义。但随着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各国纷纷采取更新、更隐蔽的保护手段维护本国的利益。进入21世纪，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主要表现在:①打着公平贸易的旗号，利用WTO规则，实行贸易保护。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利益，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口实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②依据国内法履行国际条约。从一般意义上讲，国际条约高于国内法。但现阶段，由于各国对如何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缺乏统一标准，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并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如根据美国贸易法案中的“301”条款，美国可以对来自国外的“不公平”和“不合理”的贸易活动采取单边制裁。近年来，为维护本国的贸易利益，美国多次启动或威胁启动该条款处理贸易摩擦，公开向WTO的有关规则挑战，严重损害了WTO的权威性。③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利用“内外有别”的政策和集体谈判的方式，在为成员国创造更有利贸易条件的同时，却往往对非成员构成了歧视，实际上起到了对成员国贸易保护的作用。④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首先，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传统保护手段仍被频繁应用。以反倾销为例，据WTO统计，WTO成立近10年内，各成员国启动的反倾销调查达到了2743件。不仅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利用反倾销进行贸易保护，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大量采取反倾销措施，其中印度发起的反倾销调查达412件，为WTO各成员之首。同时，遭到反倾销调查的成员更加集中，中国、韩国、中国台北遭受的反倾销调查占全部反倾销案件的比例由2001年的26%上升到2004年的44%。其次，技术标准、绿色壁垒、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等贸易壁垒花样翻新，应用范围更加广泛。由于这些新型贸易保护手段具有良好的定向性和隐蔽性，其中一些技术和环保方面的要求甚至可以视为中性的贸易标准，而且WTO对这些贸易措施应用的限制并不统一，因而，其保护效果更为突出，进而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贸易摩擦。

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构成了极大危害。随着中国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我国企业频繁遭遇反倾销、反补贴、各种保障措施以及技术、环境、劳工等贸易壁垒的限制，涉案金额猛增，国内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根据中国贸易救济网的统计，截至2005年10月，外国（地区）对我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案件共计844起。另据WTO统计，1995～2005年6月，WTO成员对我国提请的反倾销调查达434起，约占WTO全部反倾销调查的16%，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成员国，涉案损失每年高达300亿～400亿美元。其中，纺织品服装是我国遭受反倾销最多的产品。1995～ 2005年6月，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共遭受WTO成员的反倾销调查102起，其次是金属及制品97起；机械及电子设备44起；杂项制成品31起；鞋、帽、伞等30起，这5类产品占我国遭受WTO成员反倾销调查的七成以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与我国的贸易摩擦各有侧重点。印度、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增长较快。1995年以来，这4个国家共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178起，占我国遭受反倾销调查的41%。发达国家则更倾向于使用技术壁垒，近年来，美国对我国的知识产权调查即“337调查”成为美国对中国出口限制的重要手段，1996～2004年，美国对中国发起“337调查”36起，占美国“337调查”案件总数的23%。

2005年，美国和欧盟对我国纺织品实施的特保措施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达到了高峰。尽管通过反复磋商谈判，最终我国采取主动配额暂时平息了这场争端，但在配额时代结束的第一年，中国纺织品出口未能充分享受到纺织品自由贸易释放的市场空间，却仍要受主动配额的约束。同时，2005年纺织品服装贸易谈判谈了8次，关税调整了5次，谈判进程的波动和政策的反复不仅暴露了我国应对这类贸易摩擦准备不足、手段不成熟等一系列问题，而且给企业传递了不确定的政策信号，严重干扰了纺织服装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目前，欧美对我国设限已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参照，巴西、南非、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等发展中国家也向中国纺织品提出特别保护限制或磋商要求，这必将使未来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形势更加严峻。

我国贸易摩擦进入高发期有一定的必然性。除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以及发达国家对我国长期实行经济歧视等外部原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出口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高，产品的技术标准低于国际先进标准，多数产品和行业尚不具备制定技术标准的能力。技术水平的制约使国内众多出口企业只能靠规模取胜，企业的出口产品和出口市场重叠，内部过度竞争。贸易摩擦频发不仅使企业蒙受了巨额损失，而且损害了“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我国出口的可持续增长。

5．人民币升值压力仍然存在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中迈出了重大、关键的一步。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出现了小幅升值，到2006年2月，人民币升值幅度约为3%。2006年3月，人民币汇率连续几个交易日出现下跌。尽管就此判断人民币汇率进入了“双向波动”的阶段还为时尚早，但这意味着汇改所传递出的政策信号已经在客观上稳定了市场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预期减弱。^[2]目前，在汇改初见成效、中美保持利差、中国利用外资增幅下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由于中美贸易逆差扩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不断，这些因素已经继续构成人民币升值的政治压力。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将有利于降低进口技术、设备和原材料成本；另一方面，将直接导致工业制成品一般贸易的出口价格上升，从而削弱其价格竞争优势，而且由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国际热钱内流，对中国金融运行造成冲击。

6．宏观层面的利益冲突凸现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虽然生产过程已经超越了国界，但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仍然存在。发达国家不仅加紧争夺石油等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而且还对核心技术和国际金融领域进行控制。中国经济的崛起，对全球利益格局的冲击在所难免。目前，中国出口增长引发的商品贸易摩擦开始向宏观层面渗透，并导致“中国威胁论”泛滥。^[3]中美贸易的巨额顺差已经成为影响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因素，2005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达到了1142亿美元，超过了当年我国贸易顺差的总额。美国由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制裁开始向人民币汇率、对华投资、技术出口等全面施压；欧盟各国政府对中国产品频繁设限，而由于中国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和社会文化习俗，其商务活动很难融入当地社会，造成当地企业与中国厂商的矛盾超出了经济领域，有的甚至升级为外交事件；中日“政冷”的常态化已经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两国对东亚地区区域合作主导权的竞争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当然，发达国家应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负主要责任，但利益对立的凸现无疑不利于我国外经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加了我国经济运行的外部风险和国际协调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