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环境的新变化

综观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外部的经济、政治、安全环境正在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将对中国未来产生深刻影响。

（一）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第一，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和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下降，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发达经济体的财政紧缩，欧洲经济衰退远未解决。伴随着结构调整，世界经济低速增长，随时面临下行风险。

受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21世纪第一个十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减弱。2015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速明显放缓。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国际竞争空前激烈，各国加紧抢占战略制高点。虽然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增长质量不高、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制造”总体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第二，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保护主义强化，区域自由贸易体形成增速。一些国家为促进就业，扶持本国产业，设置各种贸易投资壁垒，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和投资审查行为增多，中国一些公司在海外的投资屡屡受阻。与此同时，区域内贸易增长迅猛。欧盟区域内贸易额已占欧盟总贸易额的66%，东亚区域内贸易额占东亚总贸易额的53%，美国贸易总额的40%多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产生。2013年2月14日，欧盟与美国共同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至此，美国在西太平洋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为依托，在大西洋以《美欧自贸协定》为依托，形成由其主导的两大自由贸易区。欧盟与日本也于2013年4月开启自由贸易谈判。美欧、欧日自贸谈判制订新规则，必然对全球贸易和经济格局产生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第三，中美经贸互补性下降。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国从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回归实体经济，重振制造业和出口。一些美国公司开始把海外工厂迁回本土。奥巴马总统誓言要让美国成为吸引新就业岗位和制造业的地方，确保下一次制造业革命在美国发生。美国制造业强劲增长，使其进口中国产品需求下降，向中国出口增加。中美两国产业重合度上升，贸易竞争性增强。

（二）外部政治环境变化

第一，西方政治制度与价值体系对中国的压力和挑战长期存在。

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推行其“普世价值观”作为全球战略的核心。2001年“9·11”恐怖袭击后，反恐成为美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此后十年，中美关系大体平稳。

美国集中力量反恐的十年，正是中国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的十年。2011年，中国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利益关系加深，形成相互交融的格局。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美欧经济，也使西方政治与价值体系遭到质疑，西方国家由此陷入战略焦虑：既坚决排斥中国的政治体系和社会制度，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感到震惊和恐惧；既需要借助中国经济克服自身危机，又忧虑中国超越自己；既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又担心中国话语权增大，发挥主导作用。这种矛盾心态，使其对华战略和政策更为错综复杂。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其第二任期时强调人权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在人权、涉藏问题和对台出售武器等方面上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长期对中国采取对话接触加对冲遏制的双重战略，在对话接触中实施对冲遏制，在对冲遏制的同时保持对话接触，并混合采取接触、防范、牵制、制衡等战略手段。其中，美国对台出售武器和拿我国西藏、人权说事侵犯我国主权的行径始终是影响中美关系深入发展的因素。2016年1月，台湾地区选举前夕，美国重启对台出售武器；2016年1月16日，台湾民进党胜选并上台执政，美台关系走向值得关注。现在美国又利用中日钓鱼岛争端和南海问题构筑对华战略包围：美国与日本、菲律宾高调宣扬防务合作并公开其介入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的意图。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矛盾、竞争和冲突将是长期的、尖锐复杂的。

中美经济利益加深虽然会对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形成牵制，但中美经济合作与利益分享不可能消除美国的这一全球战略，由此带来的战略压力，可能将伴随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全过程。

第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崛起。

2011年10月1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纽约发表演讲，提出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几乎所有国际舆论都认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对冲、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近两年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系列密集的外交和军事行动，印证了人们的这一判断。受此影响，亚太国家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中国外部的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三，中国的身份再定位。

中国正在由发展中国家的单一身份，转变为兼具发展中大国、经济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多重身份。经济体量不断增大，使中国面临身份再定位问题，即如何既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发挥作用，又以拥有较强的综合国力国家的身份发挥作用，是中国必须努力保持平衡的问题；如何在发挥大国作用的同时，继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周边邻国保持友好关系，也是中国面临的外交课题。

（三）外部安全环境变化

第一，中日钓鱼岛争端、南海部分岛礁主权争议，导致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严峻。

时隔40年后，钓鱼岛争端激化，起因在于日本政府否认1972年两国建交时就“搁置”争议所达成的共识，并于2012年9月对钓鱼岛实施所谓的“国有化”。对此，中国必然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钓鱼岛争端否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更深深地触痛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罪行的敏感神经，也是钓鱼岛争端极为尖锐的实质所在。

中国与相关国家就南海部分岛礁的主权争议凸显，与外部势力介入有关。美国以自由航行权问题为介入南海问题的依据，以军舰通过和军机飞越的行动为某些国家“撑腰”，导致局势复杂化，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中国强调，中方重视依国际法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中国一直耐心地与有关国家沟通，致力于通过谈判与协商解决争议。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国际因素，中国的良好愿望备受困扰。

第二，一些国家渲染“中国威胁论”，公开主张围堵、遏制中国。

近年来，某些国家多次指责中国军费增长快、支出不透明，认为中国军备快速现代化加剧了地区不稳定性。对此，中国一再郑重声明，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和平手段解决领土、领海争端，但并未得到有关国家的善意回应。某些国家强调“中国威胁论”，并刻意在中国周边编织所谓“第一、第二岛链”包围圈，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极力使中国陷入战略困境，威胁中国安全。

中国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使中国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必须尽最大努力，加快自身发展。一方面是要排除一切干扰，减少不利因素，维护好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另一方面是要调整我们自己的发展战略，实现对外开放格局的“再平衡”，破解外部势力对华围堵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