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利用外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3.2　中国利用外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

3.2.1　内部条件的变化

1.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对外商投资提出更高要求

2011年中国GDP达到73 011亿美元，实际增长9.2%，连续两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0年间，中国实际GDP保持了平均超过10%的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在保持经济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人均GDP也在快速增加。2011年中国人均GDP5 342美元，是2001年的5倍多。发展理论认为人均GDP4 000美元至6 000美元的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同时，我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实现了同步快速增长，2011年上升至7 476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的加速扩张大大缩小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1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0.477%。经济规模虽与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相比尚有较大差距，但已是日本的1.24倍，德国的2.04倍，法国的2.11倍。

东道国宏观经济环境已是国际直接投资流动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一国经济走势往往与吸收外资趋势相一致。经济发展缓慢，国内投资不足，利润不高，自然无法保持对FDI的吸引。相反，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活跃，全世界的资金都会趋之若鹜。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因素。连续30年的高增长早已使中国经济的“双缺口”消失，投资环境也大为改善。在中国经济实力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市场规模还在逐步扩大，形成对市场驱动型外商投资持续的吸引力的同时，对外商投资也必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技术进步、结构升级和制度变迁已是必然的要求。

2.生产成本上升，制约外资流入

中国的生产成本已经出现全面上涨的趋势，对中国的利用外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人民币升值

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宣布实行汇率改革后，截止到2011年底，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幅度超过30%。在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持续高涨的条件下，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币种的升值压力也很大。人民币大幅升值，出口产品价格自然上升。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出口价格上升还会造成其他非出口产品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和价格。人民币升值，出口企业利润空间受到压缩，利润率下降，一些外资企业特别是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的外向型投资企业受到影响，可能或撤离中国市场，或选择国内其他低成本区域投资，以降低成本上升压力。

(2)劳动力成本上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 049元，而2008年这一数据是1 340元，三年增长了52.91%。《德勤中国竞争力调查报告2011》显示，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力成本约为中国的50%。从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来看，越南是每月大约1 000元，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达到了2 500元至3 000元。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仍处于上升通道，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的竞争优势。^[1]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已获得了飞速的发展。既想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又要劳动力价格长期不上升是不现实的，永久保持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是不可能的。未来我国劳动力价格的长期走势应该是向上的。

(3)土地成本上涨

针对我国土地严重短缺的现状，我国建立了相当严厉的土地管理政策和管理措施。国家新的土地调控政策实施后，征地补偿安置费、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大幅提高。国家还统一制定颁布了各地工业用地最低价格标准，再加上我国经济增长快速，房地产项目与工业园区对建设用地强烈需求的拉动作用，土地市场供求关系日趋紧张，价格不断攀升。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以2000年为基期，2011年全国重点监测城市平均综合地价指数为193，较基期上涨了93%。各用途地价指数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且连续增长，其中商服地价指数为202，比基期上涨了1.02倍;住宅地价指数最高，为224，较基期上涨了1.24倍;工业用地地价指数为157，较基期上涨了57%。同时，我国对外资土地优惠政策也进行了调整。自2007年1月1日起，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被确定为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义务人，开始缴纳土地使用税。土地成本的上升必将对外资企业投资特别是新建投资产生影响。

(4)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

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生产加工能力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对能源、原材料、矿产品、水资源等的需求越来越多，但是石油、矿石等能源和原材料的增产又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难以充分、及时地满足需求，资源压力日益凸显。从长期趋势看，资源类产品价格可能会持续上涨，并且由于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传导到下游的加工制造业领域，制造业成本也出现上涨的趋势。2001年至2011年的十年间，中国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增长了66.32%。其中，燃料、动力类上涨119.40%，翻了一番还多;黑色金属材料类上涨69.27%，有色金属材料类上涨122.39%。

成本上升可能会阻碍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成本驱动型外资的流入，也可能导致很多外商投资向成本更低廉的国家或地区转移。生产成本低廉的越南、墨西哥等国开始实行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外资。有学者认为墨西哥、越南等国可能会成为取代中国的下一个制造业基地，尽管这种说法还言之过早，但我们对面临的挑战要有清醒的认识。

3.外资享受的超国民待遇逐步取消

所谓超国民待遇，是指外国人在某些方面不仅享有与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还享有高于本国国民的权利，是一种对外国人的优惠待遇。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为了发展经济，吸收外国资金，利用其带来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曾给予外资企业诸多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进出口权限政策、用汇优惠政策、土地优惠政策、注册资本认缴时限放宽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资金短缺，吸收FDI的投资环境较差，因此通过实行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是完全必要的。事实上，这些外资优惠政策对我国吸收外资具有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在利用外资的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投资环境持续改善，通过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形式吸引外资开始产生负面效应。对外资的倾斜间接损害了内资企业的利益，使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制约了内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为获得外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国内企业化身“假外资”的现象大量涌现，也产生了很多的消极影响。加入WTO后，随着国民待遇原则的全面实施，对超国民待遇的质疑不断增强，我国开始逐步取消对外商投资企业所实行的超国民待遇。

2007年3月16日，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新税法从2008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新税法规定，外资企业将不再享有比国内企业低十几个百分点的优惠税率，与内资企业一样要缴纳统一的25%的所得税。此外，外资企业单独享受的税前扣除优惠、生产性企业再投资退税优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上的优惠等，今后也将与内资企业统一。分治十余年之久的企业所得税法终获统一，在国家层面上外资在华享受的最主要超国民待遇已经基本消失，这标志着我国利用外资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逐步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成为发展趋势。

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可能在短期内对中国吸收外资数量造成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看对中国的利用外资是有益的。一是有利于消除外商投资结构的扭曲、制约外资惯用的避税手段、缓解“假外资”现象等中国利用外资长期存在的问题;二是将推动地方政府由依赖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转向通过优化行政服务、规范市场环境来提升投资环境，更有助于增强对外资的长期吸引力;三是让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对提高内资企业竞争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更为有利。总之，逐步取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将使中国的利用外资真正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上来。

4.对外资的需求从“来者不拒”到“有所选择”

改革开放30年后，资金匮乏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转方式、调结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吸引外资政策由引资规模为主逐步转向以引资质量为主，在产业结构、区域布局、创新利用外资方式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引导政策。2010年4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优化利用外资结构、引导外资向中西部转移、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做了具体部署;2011年9月，发布了《关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2011年12月，发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增加了鼓励类条目，减少了限制类和禁止类条目;2012年，国家有关部门正抓紧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进一步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中国加强对外资的引导，有选择地利用外资，这对那些劳动密集型或“两高一资”的外资企业可能会带来一定影响，但对那些拥有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高的外资企业来说是一个发展机遇。

3.2.2　外部环境的变化

1.全球经济情况不容乐观，各国对外投资趋于谨慎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一直在艰难中前行，复苏乏力。2012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了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该报告将2012年、2013年的全球经济预测增长率分别下调为3.5%和3.9%，其中发达经济体2012年增速为1.4%，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降为5.6%。2011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扩散，已经波及欧元区核心国家，且短期内很难解决，严重拖累了欧洲经济发展步伐，并将对世界经济复苏进一步产生不利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新一轮经济周期增长点的行业短期内可能很难显现，因而这些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复苏还将经历一段较长的艰辛历程。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12年1月发布的《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中指出，2011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恢复到1.5万亿美元，仍低于2008年的水平，预计2012年国际直接投资可能小幅增长但仍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型新兴经济体总体上仍对国际资本保持吸引力，但投资者对其经济增长放缓、内需减弱等风险和负面因素的认识加强，对外投资也会趋于谨慎。^[2]同时，国内的高失业率引发一系列担忧，即FDI流出可能会导致就业出口，削弱国内工业基础等。有些国家还采取FDI流出限制以及外商投资遣返激励等政策措施。世界经济的持续低迷必将导致各国对华投资热情下降，成为制约我国吸收外资的一大因素。

2.国际引资竞争加剧，加大中国吸引外资的压力

在中国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利用外资政策转向国民待遇的过程中，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始加强利用外资。特别是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作为低成本产地的区位优势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吸引外资形成竞争力。根据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前景调查(WIPS)，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经济体的排名上升显著。2011年，流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FDI增长了14%，达到3 360亿美元。该区域占全球流入总量的比例已经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2%提高到22%。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吸引外资实现了同比27.6%到48.2%不等的增幅，成为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增长点。同时，在国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部分发达国家急需资金回国。如美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吸引境外投资企业回美国本土投资，美国积极加入全球争夺国际直接投资的行列，虽然其效果还不显著，但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