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中的国际安全外部环境

第一节　变动中的国际安全外部环境

作为世界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相互作用广泛领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际安全透过自身折射出了这个领域中新的进程和新的现象。当今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和主要的进程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特点是，在世界相互作用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其他领域，相互依存的密切度和深入度都有了实质性的加强。这里的“密切度”表示跨国界相互作用的数量、种类的不断增加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深入度”则表示相互依存对社会内部组织作用及与作用的程度。这个世界正在被不断“挤压”，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

由此可以得出国际安全行为者与国际安全职能部门之间相互依存度在不断加深的结论，国际安全作为一个整体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在个别情况下，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比重超过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加深了对内和对外安全方面的相互作用。全球化促使积极的和消极的非国家行为体更加广泛和有效地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由传统行为体国家造成的传统威胁，正在得到由消极的非国家行为体引发的威胁的补充。

另一个重要的新现象是世界的民主化。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民主化“第三次浪潮”，在冷战结束后取得了特别重大的进展，极大地改变了资产阶级民主和独裁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根据2002年底的情况，可以确定政治自由(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部分自由(转型国家)和不自由(专制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全球画面。^[1]按国家数量统计:自由的占46(29)%，部分自由的占29(25)%，不自由的占25(46)%。按居住在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人口数量统计:自由的占44(35)%，部分自由的占21(18)%，不自由的占35(47)%。按汇率统计，全球生产总值的份额如下:自由国家生产89%的产品，部分自由的国家生产5%的产品，不自由的国家生产6%的产品。高科技领域的生产潜力分配也大致如此。尽管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受阻或发生逆转，但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运动中，这种倒退得到了补偿。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达到了一个没有下降迹象的新“高度”。

如果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间从不打仗或者彼此之间很少打仗，那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这些国家之间的和平区。此外，在全球相互联系密切、“力量对比”有利于民主的条件下，大多数专制国家也愿意在“和平共处”原则下同民主国家建立联系。最近10年来的实践表明，军事冲突的地区已被限制在一个扇形区内，那里的冲突主要发生在某些民主国家(基本上是美国和它的主要盟国)和一些急进的专制国家(如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米洛舍维奇统治下的南斯拉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之间。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国际民主社会(甚至包括部分专制国家)承认，上述专制国家对国际安全构成威胁，但却往往在使用武力反对这种威胁的正当性和合理性问题上意见相左。

除此之外，国际民主社会在通过变更专制国家现行制度、强制向这些国家输出民主的办法是否可行和必要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裂。专制国家原则上都反对这样的做法，因为这种实践在未来会涉及它们中的每一个国家。大多数民主国家和转型国家也都把它看做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破坏，即对在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制度下的自由选举的破坏。许多人认为，不顾内部条件成熟与否便从外部输入民主的做法是无效的。人们也强烈怀疑，作为民主输出者的国家是否会在扩大监督和影响(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方面，用崇高的意向掩盖自己的私利。尽管在关于输出民主是否合法、是否必要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分歧，但还是形成了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即必须限制专制国家的极端主义。从国际安全的立场出发，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类似的分歧会导致在国际民主社会中产生政治外交矛盾，然而却不会变成军事对峙的先决条件，尤其不会成为成员国之间公开的武装对抗。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之间潜在的武装冲突地区，将缩小到人们所希望的范围。

全球民主化的另一个结果是，关于人权及其原则的自我价值的共识在不断增加，并被提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由于有了这样的共识，人权状况将不再只是主权国家的内部特权，在一定程度上它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对象和采取具体措施进行干预的原因或理由。就国际安全领域而言，就是指出现了“人道主义干预”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一大后果是使用武装力量的“人道化”要求在不断增加:要求减少平民的“附带伤亡”，要求禁止使用“不人道的”或者“未经选择的”武器。这样就明显地产生了矛盾，即反人道的战争和要求使用武力捍卫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使用暴力取胜的使命和这种暴力的“人道化”之间的矛盾。正是这样的矛盾，导致在试图实现“人道主义干预”的对立统一时，出现了许多冲突。

最近10年来，在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人类活动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科技进步，是世界政治的重要因素。计算机的普及和信息革命为军事领域的科技革命开辟了道路。高科技的运用，实质上改变了常规武器、军队侦察和指挥系统的性质与条件，研制出了高精确度的武器，扩大了远距离作战的能力，保障了军事装备“不被发现”的能力(“隐形”能力)，等等。近年来，武器质量的作用在不断提高，这种作用靠数量越来越难以弥补了。技术先进的国家与技术落后的国家之间的鸿沟在不断扩大，这种状况客观上促使科技落后的国家或者与高度发达的国家结成同盟，或者利用“穷人武器”的优势去寻求平衡。今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成为这样的“穷人武器”。此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交际、交流自由度的提高相结合，对于那些危险的非国家行为体和具有威胁的跨国联合来说，它们进行某些方面的“军事革命”明显变得更容易了。

日益尖锐的国际法危机如今变得愈来愈明显，这种危机对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的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大型国际战争，通常都以签订和平条约和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体系而告终。冷战的结束成了这一规则的例外。国际社会致力于恢复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体系的有效性，这个体系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核心为联合国。今天，关于这个体系(包括联合国)的无效性的观点已成共识。但是，如果比较一下联合国在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的效率，特别是其安理会的效率，那么毫无疑问，它的效率明显提高了。安理会在大多数关于国际安全的重要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明显增多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使用否决权的减少就是明显的标志。然而，与此同时，为解决当今特别是未来国际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在评价联合国的效率时，悲观的评价也是完全有道理的。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为恢复《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原则所达成的共识并不充分。1999年和2003年，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对南斯拉夫和伊拉克进行武装干涉，严重降低了联合国的效率和国际安全领域协调原则的效率。“人道主义干预”的实践表明，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对待主权的立场;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把“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一最新问题提到了重要地位。频繁使用武力打击非国家行为体(恐怖主义分子、分离主义分子、叛乱分子)的实践，致使有选择地使用武力并减少和平居民伤亡的问题更加突出。为适应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的最新现实，国际法的发展和联合国的改革已成当务之急。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关于对联合国进行根本的机构改革，包括对安理会的改革，关于国际法体系的实质性发展，包括国际安全领域的协调原则的发展，已被列入议事日程。

当代国际法体系和联合国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国家首先是美国，企图超越法律范围采取行动，其中包括在国际安全领域。采取一系列重大国际武装干涉行动时有意规避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参与重要的国际法机制，如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国际刑事法庭，忽视国际努力去建立监督细菌武器公约的机制等，就是最好的证明。

世界经济实力的分布也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进行的研究表明: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情况，主要经济中心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分布如下:美国为18%，欧洲联盟为25%，日本为14%，中国为3%，俄罗斯为1.2%。其他的研究，比如西方进行的研究，数据有所不同。根据它们研究的结果，俄罗斯的份额为2%～4%，美国和欧洲联盟大致相等(20%左右)，中国为6%，而日本为9%。进入21世纪，由于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经济的快速增长，情况开始有所变化。然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总的次序基本上不会改变。

这里同世界军事平衡对比没有直接的和硬性的联系，因为不同的国家用于安全目的方面的经济力量的条件各不相同。例如，中国和印度就不得不把自己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用于保障它们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居民的生存——13亿和10亿人口。核能力的拥有正在大量地消除源于经济实力不平衡的不协调现象。技术，其中包括军事技术方面的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俄罗斯，尽管在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保持了巨大的科学潜力和整个军事工业，具有在广泛领域里生产各种武器的能力。某些国家的政府和社会舆论要求在国际安全领域实施积极政策的政治意愿，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因素。这种情形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例如，在比较美国和日本的作用时。尽管如此，世界经济的发展趋于平衡，是世界主要大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潜能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忽视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全球议程的重要变化。虽然保持国际军事政治安全问题的优先地位已成共识，然而，与国际军事政治安全问题压倒一切的冷战时期相比，世界相互作用的其他非军事领域，即经济领域、生态领域和人道领域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例如，同艾滋病作斗争、“南方国家”的稳定发展、全球变暖、保障人类能源资源和淡水、遗传革命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的比重在增长。因此，国际安全问题外部环境的变化给整个国际安全问题从总体到部分都将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