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主要进出口商品构成

这一时期中国出口的商品有纺织品、生丝、陶瓷、茶叶、中草药、烟草、日用品、工艺品、景泰蓝、象牙、漆器、农具、食糖、金银、矿产品等。

中国进口的商品有鸦片、织物、毛布、棉制品、皮革、金属、牲畜、玻璃制品、香料等。

在鸦片战争前50年间，英国是对华贸易总值(进出口之和)最多的国家。1764年，该国对华贸易总值为白银2 905 697两，占西方国家对华海上贸易总值的52.4%;1805年，贸易总值升至18 874 732两，占82.3%。其次，最初的中英贸易交往中，中国货物出口多于进口，处于出超地位，形势喜人。不过，阴险的英国商人用一种特殊的商品改变了自己所处的不利贸易地位，这种商品便是鸦片。1700年中国消费了几百担鸦片，到1800年为几千担，到1900年，已超过40万担。

重商主义，以至于任何贸易保护，都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获得有利的贸易差额。清政府却正好相反，对进口无所限制，而对出口却管理严格。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商人用有价值的商品、货币换取了既无价值，又毒害国民身心健康的毒品——鸦片。正如林则徐所说，鸦片贸易“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6]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婪欲望，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这种毒品。最后，为了维护可以给英国政府带来巨额财富的鸦片贸易，英国商人不惜借助武力，给摇摇欲坠的清政府以沉重打击。鸦片战争为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中国的商品，特别是茶叶进入英国，对当地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饮茶的习俗从英国上层社会，逐步普及到一般老百姓。这样，下午茶的英国开始形成，并流传至今。

另一方面，中国对外出口的传统商品，如瓷器、茶叶、丝绸等则因为生产和加工技术的停滞不前，以及贸易路线的阻塞，无法为国库带来足够的收入。中国对处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

二、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应

在清前期，在西方殖民扩张、殖民贸易迅速发展及国际市场日渐形成的外部环境下，故步自封、长期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做法难以为继，中国也因此而被迫卷入了世界市场。这一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不仅贸易伙伴增加，而且贸易规模也不断扩大，而所交易的商品种类更加多样，从而对中国的封建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东南沿海港口的发展

清代中国开展对外贸易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很明显，首先体现在东南沿海贸易港口的扩大和北方外贸城市的发展。据研究^[17]，清朝统治者实行开海政策后，仅广东省就有不同规模的口岸40余处，江苏、浙江、天津、山东、辽宁等地也都与海外有贸易往来。其中，沿海的广州、厦门等港口更是加速发展起来。

1.广州

在公元15世纪至19世纪初这段时间，中国明清政府基本上实行了“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海外贸易政策，禁止沿海商人出海与国外直接进行贸易。但是，却对广东实行了特殊政策。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出于加强封建统治的考虑，下令停止全国各口岸的运行，独留广州这个唯一的口岸进行贸易，广州对外贸易也因此而迅速发展，市场一派繁荣，特别是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向全球扩展，不仅实现了广州与世界的海上运输大循环，而且也使广州成为当时世界海上运输网络上的一个重要节点。自此，广州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对外通商口岸、东西方交往的中心。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清政府与外国的贸易往来主要还是沿袭明代的朝贡贸易。为管理日趋兴旺的中外贸易，处理与此有关的各种交涉和交往，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建立洋行制度，客观上也有助于发挥广州在清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城市的作用。由于地理上近便，中国和西方的几乎全部贸易都云集在广州。在长达156年间，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位，处于中外贸易交往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

广州作为清代中国贸易的中心市场之一，“十三行”在其中扮演了重头角色，独揽对外贸易业务达85年之久，这为广东商人的成长壮大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清政府为了发展集中于广州的对外贸易，除了设置粤海关进行管理外，还“官设牙行，与民贸易”^[18]，以至后来发展成为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团体“十三行”等，同外国商人直接贸易。在当时外国商人不熟悉中国情况、不懂汉语以及不了解中国政府管理外贸的制度的情况下，此种商业团体的设置，成为外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的中介者，使外贸做得更为灵活。所以，当时外国商人普遍感觉到在广州做生意比在世界其他地方更方便、更好做，说明当时外部世界对于广州的商业环境普遍认可。

2.厦门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这为废除“海禁”创造了条件。同年，康熙帝又下令展界。虽然康熙帝所说的“展界”仅是“开展沿海边界”，为的是“令民耕种采捕”，^[19]但是开拓沿海边界势必促进了开海贸易的实施。自康熙二十三年到二十五年，清政府先后在福建、广东、江南、浙江四省设立了闽海关、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并且实行开海之后，随着海关在厦门等地设立征税口岸，这些港口也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自开海与设关之后，厦门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渐入高潮。自1684年起设立厦门海关在此后的60年里，约有50余艘的英国贸易船只到达厦门，这些商人带有数量不等的现款，在厦门购买大量的丝织品和茶叶。1757年，由于洪任辉事件^[20]的原因，清政府下令关闭各通商口岸，仅剩下了广州一口，禁止除了吕宋、西班牙船以外的西洋船到其他各口贸易，从此厦门口岸的对外贸易再一次受到了限制。

总之，随着对外贸易的兴盛，关口所在城市和周边市镇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在福建沿海地区，海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沿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不仅扩大了这些城市的商业活动范围，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

3.澳门

在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澳门是作为广东开展海外贸易的中转港而发展起来的。广东地方政府允许外商于每年春夏两季到广州参加为期数周的定期市(相对于交易会)，直接在广州向中国商人购买丝货、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澳门，然后再转运到日本以及东南亚、欧、美洲的一些国家出售。同时，清政府也明文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事先向澳门的中国海关(清代粤海关设在澳门的分支机构)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这样一来，澳门也就成为中国广州对外贸易的外港和贸易全球化的中转港。因此，从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叶这段时间，在香港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的280多年，世界各个国家到中国进行贸易很多，或者中国到世界各国开展贸易活动，所开辟的航线，都必须经澳门港中转。其中著名的有:以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为代表的欧洲航线;广州—澳门—望加锡—东帝汶航线;广州—澳门—纽约航线;广州—澳门—俄罗斯航线;广州—澳门—大洋洲航线。

(二)华侨的发展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发展及清王朝针对对外贸易政策实施严格限制的同时，中国在海外的华侨数量激增，而这些华侨在沟通中外经济、文化联系及促进落后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清前期的华侨政策

受到政治、经济格局的制约，清前期的华侨政策从清朝初期对华侨施行刻意防范、密切监视的政策到乾隆对华侨采取“鄙弃政策”，基本上，都反映出清朝在自我保护的传统意识下，将本国海商视为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在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大背景下，清王朝所制定的侨务政策，也是清统治者实施海禁政策的派生物。清政府在当时之所以制定了近乎苛刻的侨务政策，是因为统治者认为海外华侨大多数都对清政府的统治感到不满，对满人怀有仇视心理。一旦放宽侨务政策，这不但会加强海外人士与国内汉人之间的联系与往来，而且会给清政府的统治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清政府在制定侨务政策时极力避免某些不利因素的产生。一方面，清政府禁止其统治下的国民出国。另一方面，对在海外的中国人加意防范，不允许他们回国或者是采取限期的方式令他们回国。在这样的出发点下，对于在海外发生的有损于华侨利益的问题，清政府则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态度。

2.华侨对于海外当地的经济贡献

清代出现了大量海外华侨，他们侨居东南亚等地，不仅为当地带去了劳动力，而且还输出了技术，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贡献巨大，特别是推广了中国原有的先进造船技术，对所在地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在农业垦殖、农产品加工、矿业开采以及印刷和各种日用品的制造上，都带来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因而，华侨对南洋各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华侨对国内的经济资助

南洋华侨解决了侨眷的生计问题，帮助侨乡人民安排生活。我国在18、19世纪人口大增，而耕地增加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极其有限，因而在封建社会制度日显不合理的同时，人民生计问题也特别严重，几百万华侨到南洋谋生，不仅解决了自身的衣食问题，也给国内减轻了人口压力。

(三)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构成及其影响

清朝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地位，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远销世界各地。一直到乾隆辞世的18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仍然超过整个欧洲5个百分点，大约相当于英国的8倍、俄国的6倍、日本的9倍，而那时美国刚刚建国。从当时清王朝的贸易结构来看，清代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三大外销商品，即为茶叶、丝绸和瓷器。例如，茶叶贸易是18世纪国际贸易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特别是中国的茶叶进入英国后，对当地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影响。英国人的饮茶习俗也因此而形成，茶叶的主要消费群体也开始扩大，从英国上层社会逐步普及到一般老百姓。这样，下午茶的习惯在英国开始形成，并流传至今。又如，自古被西方人迷恋的丝绸，直到18世纪仍是海外通商的原动力，在公元18世纪和19世纪，产自中国的丝绸以色泽滑润、轻薄飘柔、华贵高雅而著称，成为西方上流社会不惜以重金争购的奢侈品。此外，占据欧洲市场的“广彩瓷”，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产瓷器在使用价值与艺术价值上的完美结合，给西方世界的餐具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在欧洲被当做了富裕和地位的象征。

总的来看，在前清时代，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纺织品、生丝、陶瓷、茶叶、中草药、烟草、日用品、工艺品、景泰蓝、象牙、漆器、农具、食糖、金银、矿产品等种类，而进口的商品主要有鸦片、织物、毛布、棉毛制品、皮革、金属、牲畜、玻璃制品、香料等种类。

(四)商帮崛起及其对外贸易活动

在前清时代的对外贸易开展过程中，商帮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不同于行会的是，商帮即经商集团，具有地区性(均可分别以国、省、市论之)、集团性(成员关系、活动范围、合作措施、利润分配等)、专营性(经营项目集中并具垄断性)、人文性(经营理念、策略、风格等)这四大特征。这四大要素不可或缺，浑为一体，尤以人文性为世人瞩目，因而可以被认为是区别商帮的重要标志。

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商帮主要是五大商帮，即山西商帮、徽州商帮、浙江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分别简称为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粤商。晋商是山西商人。徽州是旧地名，在皖南。浙商又分为宁波帮、温州帮。应当指出的是，一些商帮在从事国内贸易的同时，还走出了国门，开展了对外贸易活动。如晋商、徽商、闽商及粤商等在国外市场便颇为活跃。

山西商人开拓了国外市场，是我国从陆路开展对俄贸易最早且业务规模最大的商帮，同时它也在与东南亚及东亚国家的海路贸易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作为地处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的商帮，是清代最为强大的商帮之一，以自己雄厚的财力和物力参与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从开展对外贸易过程中不断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在利益的驱使下参与到对外走私活动中。徽商的对外贸易和走私情况是整个清朝对外交流的缩影和代表。

闽商开展海外贸易最早可追溯至唐宋时期。闽商商帮的形成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由于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商人被排在末位。一旦从商，则不得仕官为吏。但福建由于远离中原文化区，受中原风气影响相对较弱，商人的地位不仅未受到挑战，恰恰相反，中原那种贬抑商人的传统制度和观念在福建受到强有力冲击。至明清时代，闽商中的许多商帮由于得到地方势力和乡族势力的有力支持，成为有能力左右地方势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

粤商在前清时代经营海外贸易非常活跃，其海外贸易活动不仅经营范围广泛，而且经营形式多样，从而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海外进行贸易经营活动，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粤商保持了较大的贸易竞争优势。当时粤商在东南亚地区采用的主要经商形式包括直接贸易、中转贸易、行商经营、海陆联运、跨国贸易等方面。他们的贸易活动，既具有国际性，又以点带面，网络延伸，形成了海外诸国特别是东南亚地区大小不一的区域性商业市场。而他们所具有的良好的经营策略与稳健的经营作风，更为海外贸易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影响。在经营海外贸易的活动中，粤商发扬中国传统优秀的经营思想与策略，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经营特点，从而在海外商业市场的竞争中能够站稳脚跟，不断发展。

(五)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

进入明清时期，“粮食危机”一直是困扰国人的头等大事。我国的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但耕地面积增幅却很有限，由此造成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的局面，粮食短缺问题也因此而变得日益严重。不过，在这一时期，随着原产美洲的高产粮食作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引进与传播，增加了我国作物的种类，提高了农产品产量，有效地缓解了因为人口增长而导致的粮食短缺的压力，为我国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农业上，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客观上使得耕地面积扩大、粮食增产，这有利于人民生活中的基本温饱要求得到保障，同时使得经济作物得到了更为广泛的种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传统的农作物结构。在经济上，美洲粮食作物传入中国促进粮食的商品化，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商业手工业也得到了应有的保障。随着粮食短缺问题依靠引进作物品种而基本上得到解决，前清时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得到了保障，客观上有助于巩固王朝的统治。当然，也必然带来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繁荣。但是，在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利益驱动的影响下，在当时也造成了一些盲目、过度地垦殖现象，使得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最后反过来又对农作物产量造成了负面影响。

(六)鸦片贸易及走私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50年间，中国对欧贸易长期处于有利的贸易顺差地位。然而，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鸦片贸易及走私，使得中国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大量白银外流，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鸦片贸易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中不利的逆差形势，不仅维持和扩大了英国对于从中国进口茶丝的贸易，而且也换走了中国大量的白银，使中国在19世纪初就由出超转变为入超，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秩序、人民经济生活均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鸦片走私活动为美、英等国商人开辟了广阔的财源，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患。鸦片泛滥毒害摧残了中国人的精神和体质，造成了清政府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不仅严重损害了各阶层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也严重危及了清政权的稳固，因而在当时朝野，要求禁烟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总而言之，清前期对外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既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又存在着消极阻碍的作用。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100多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取得较大发展，大部分时间处于出口大于进口状态，由于大量白银流入中国，有利于为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这一时期，中国内部的商品经济更加活跃，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海外贸易的诉求变得更加强烈。但是从16世纪初西方殖民时代开始，西方国家向东方殖民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贸易伙伴纷纷沦为西方的殖民地，遭受到了西方的殖民掠夺。中国与欧洲殖民国家间的贸易也在此背景下渐渐发生了，西方的殖民贸易与对于殖民地的疯狂野蛮掠夺瓦解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对西方殖民国家的疑惧使其采取愈益封闭的政策，将中外经济贸易及文化交往活动置于政府严格管控之下。尽管对外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但中国却丧失了利用世界市场形成之际带来的机遇，没有做到充分发挥自身在丝、茶等商品上的绝对优势以及在航海造船上的技术优势，获得的国际贸易利益也较为有限。不但如此，在日趋封闭的政策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就会失去主动性，自身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不仅自身比较优势的发挥受到约束，而且也很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在西方国家近代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中国经济活力遭到严重束缚，经济发展日趋迟滞。

【注释】

[1]宋文蔚，张寿镛等:《皇朝掌故汇编》［M］.内编卷十九。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

[2]席裕福等:《皇朝政典类纂》［M］.卷117。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

[3]清代的江南省主要辖今天的上海、江苏及安徽。江海关后移至松江(今上海)。

[4]《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一六，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5]刘锦藻:《清朝文献通考》［M］，卷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6]赵之恒等:《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M］，卷21，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7]昆冈:《大清会典》卷629。

[8]《清实录·高宗实录》，卷533，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9]《清世祖章皇帝实录》。

[10]刘序枫:《清康熙—乾隆年间洋铜的进口与流通问题》;汤熙勇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七辑上册，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9年版，第111页。

[11]《大清律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2](乾隆)清朝文献通考:卷3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3]沙拉信·维拉尔:《清初的中暹走私贸易》［J］.南洋资料译丛，1991(1)。

[14]刘锦藻:《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M］.五，卷29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5]聂蒲生:《论中朝边境贸易的历史渊源》，北方经贸，2001(10);刘为:《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2(4);费驰:《清代中朝边境互市贸易的演变探析》(1636—1894)，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3)。

[16]《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01页。

[17]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18](清)王圻:《续文献通考》卷31.

[19]《清圣祖实录卷》卷116，康熙二十三年七月乙亥，北京:中华书局年1986年影印，第205页。

[20]《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八辑: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