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前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变迁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神州板荡，波澜叠生，中央政权更替频繁，这对西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加之英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侵略、干涉，以及西藏极少数上层僧俗分子的分裂活动，造成西藏地方的长期动乱和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紧张。但是，从北京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从蒙藏院到蒙藏事务委员会，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对西藏地区的管辖。此一时期西藏城市沿着清代城市的轨迹继续发展着，但是中央政权的更迭，外来因素的影响，内部分裂分子的蠢动等等因素叠加，使得西藏城市的发展又有别于清代。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早期现代化转型，西藏地方也逐渐对外开放，与外界接触日渐增多，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解放运动思潮在西藏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这些影响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并以城市这一重要载体一一呈现。

（一）民国建立与西藏地方政治变迁

西藏自13世纪正式纳入元朝版图以来，就一直置于中央政府的治理之下。其后，中国虽经历改朝换代，但无论是哪一朝代或是哪一个民族的统治者执掌中国中央统治大权，都对西藏地区有效地行使主权，根据西藏地方的历史、现状、自然因素，制定并实施了发展西藏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项事业的方针政策，与藏族等民族一起共同开发建设西藏。

但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却在清季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清末西藏两次抗英战争中，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清廷，不但未能帮助西藏抵御英国势力的入侵，反而实行妥协退让的投降主义政策，导致了噶厦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严重分歧。光绪末年，康区发生巴塘事件，川边大臣赵尔丰凭借军事力量在巴塘、里塘地区推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川边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社会进步，但是，赵尔丰在处理“巴塘事件”中滥杀无辜，大大削弱了川边地区藏民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增强了康区乃至卫、藏地区的藏族僧俗上层对清政府的敌对情绪。而清政府为进一步扩大驻藏大臣的权限，在卫藏地区实施政教分离改革，力图剥夺达赖喇嘛的政治权力，直接触犯了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僧侣的利益，遭到了西藏僧侣集团以及世俗贵族集团的强烈反对。在推行新政过程中，清政府为了保障新政的实施，从四川派兵入藏弹压，最终导致了达赖喇嘛外逃，进一步造成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对立，也为英国插手西藏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潮迅速席卷西藏，驻藏川军迅速分裂，打着所谓“革命”“共和”口号的驻藏清军，动辄杀戮，强索饷款，抢劫商贾僧众，导致了藏民排汉情绪高涨，造成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次驱汉事件，西藏的所谓“分离”运动也由此开始。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从此进入了将近半个世纪不正常的历史时期。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号召建立汉、满、蒙、回、藏等民族为一体的共和国——中华民国。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统一。”^[1]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2]，“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3]。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在总统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4]，并在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中设立蒙藏事务局。同时，下令册封达赖、班禅，积极修复清末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紧张关系。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后，主动给贡桑诺布写了一封信，派蒙古族喇嘛罗布桑东珠尔为代表，前往北京。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发表了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的命令，称“共和成立，五族一家。前达赖喇嘛诚心内向，从前误解自应捐释，应即复封为‘诚顺赞化西天大善自在佛’，以期维持黄教，赞翊民国，同我太平”^[5]。1913年4月1日，北京政府又发布加封班禅令：“额尔德尼实赞共和，效忠民国，维持藏事，备著勤劳，本大总统实感嘉慰。应即加封‘致忠阐化’名号，以彰民国优待忠勋，尊崇黄教之意。”^[6]同时，民国政府还奖励西藏驻京代表，在西藏地方选派国会议员，参与政治活动，派员与出走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沟通。

在中央政府一系列举措下，清末出走流亡印度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2年12月中旬重返拉萨，并接受中央政府的封号，赞成“五族共和”等政治主张。民国的成立，给封闭的西藏带来了“民族平等”的新观念，在短时间内暂时缓解了清末极度紧张的“藏汉”关系，促使了精神领袖达赖回归祖国，为宗教至上的西藏政局的稳定创造了可能性；同时也为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

1913年4月2日，袁世凯任命陆兴祺为护理驻藏办事长官。同年6月14日，又任命陈贻范为西藏宣抚使、胡汉民为副使入藏，疏通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关系。1916年6月，袁世凯因称帝而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郁愤中因肾衰竭病死。其后，北洋军阀分裂，中国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但是，北洋政府作为中央政府仍然采取了多种积极措施，力促达赖倾心向内，修复与西藏的正常关系。1919年，北京政府通过甘肃督军张广建，以各界社会名流朱绣、李仲莲及红教喇嘛古浪仓等组成甘肃代表团，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8月，甘肃代表团抵达拉萨，受到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格外优待，代表团与西藏僧俗上层广泛接触，交换意见，达赖喇嘛和班禅都开始认识到英国欲将西藏作为殖民地的企图，因而主动表示倾向共和，向中央靠拢，使“中藏交情从此断而复续，甚愿照旧和好”^[7]。因而甘肃代表团为疏通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这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和内地社会各界第一次冲破英国的阻挠，直接派社会名流和官员入藏，恢复了中断近9年的直接联系。但由于其时中国南北军阀争夺权力和地盘的斗争正激烈，政潮频起，尤其是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的矛盾已经开始表面化，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因而北京政府对藏事无暇顾及，“遂将达赖文件以及朱（绣）之报告，置于高阁”^[8]。1922年5月，大总统徐世昌委派巫明远协同达赖派驻北京人员顿柱旺结入藏，疏通藏事，途中得知奉军失败，便中途折回，中央与西藏的联系通道再次中断。

民国前期，由于清末西藏兵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上层统治者受到英国的拉拢，一方面“亲英”与“排汉”，另一方面也表示倾向共和，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因而直到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西藏与内地的关系皆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特殊状态。西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西藏与内地相邻省区的关系都处于不正常状态，因而严重地影响了西藏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西藏与内地的商道受阻，与周边各省区贸易大幅减少，人口流动也减弱，因而严重地制约了西藏城市的发展。

（二）康藏冲突对西藏城市的影响

西康地区在清前期属于西藏，乾隆以后改归四川管辖，民国以后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多方面原因，川藏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与纠葛，先后发生过三次康藏纠纷。从民国初年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西藏与内地毗邻省区一旦发生矛盾都是兵戎相见，这种局面对民国时期的西藏城市，尤其是康区城市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第一次康藏纠纷对西藏城市的影响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拉萨，“三数日后，消息传遍全藏”^[9]。在西藏，拉萨驻防的川军首先哗变，紧接着江孜、日喀则等地的驻军纷纷响应，西藏地方一片混乱，是为第一次康藏纠纷的开端。此后，藏军与驻藏川军展开激战，藏军先后两次围攻拉萨，攻打汉军住地第穆、哲蚌两寺，攻陷扎什城，焚烧驻藏大臣官署，造成拉萨城内“老弱饿毙及投河者日有所闻，每日大炮隆隆，枪弹如雨”^[10]，“日久食尽，遂有烹子而食者”^[11]。川军在拉萨大肆烧杀，掳掠妇女，抢劫商贾，大昭寺周围之房屋亦被川军焚毁殆尽^[12]。“各处警报频来，工布、江达汉民约400家被焚杀尽绝。”^[13]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驱逐”拉萨、江孜、日喀则等地的汉军，同时，又派遣藏军进攻康区。藏军乘势围攻康区重镇昌都，“殿宇壮丽，广阔数里，石楼参差，光彩耀目”^[14]的强巴林寺被焚。藏军既而攻陷定乡、稻坝、乍丫、三坝、理塘、波密等20余县。此次纠纷以1912年9月四川都督尹昌衡、云南都督蔡锷率川、滇军队次第收复，并划西康为川边特别区，设置镇抚使而告终。

第一次康藏纠纷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对于西藏城市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小觑的。战争造成人口减少、寺庙焚毁、建筑破坏、商业停滞，对本来就不甚发达的西藏城市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康藏纠纷虽然表面得到了解决，但是却扩大了康藏之间的矛盾，影响了康藏地区的局势，使得西藏城市的发展环境发生了变化。

2．第二次康藏纠纷与西藏城市

第一次康藏纠纷的战火未熄灭多久，昌都西北类乌齐的驻防川军与藏军因越界割草再起纠纷，并于1917年7月引发了第二次康藏纠纷。纠纷发生时正值中国内地各省军阀混战不断，南北分裂对峙，北京政府忙于内争，无暇顾及康藏纠纷，康区防卫极为空虚，为藏军东进提供了可乘之机。藏军于1918年1月初攻陷类乌齐，2月初攻陷恩达，4月兵分三路合围昌都，随后攻陷之。藏军占领昌都后，继续兵分两路东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德格、白玉、石渠、瞻化、宁静等县纷纷沦陷，全边震动。

此次纠纷以英国的介入调停，签订《汉藏停战条约》和《藏汉停战退兵条件》而宣告结束，但却使原本在民国初年动乱后遭到破坏的康区城市再遭浩劫，人口流失，城市被毁，原本脆弱的康区城市发展变得更加举步维艰。而所签条约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康藏间的纠纷与矛盾，藏军仍时常在边区滋扰，“戕害驻防边军，焚毁行政官署”^[15]，康区城市发展之路仍然踟蹰。

3．第三次康藏纠纷与西藏城市

1930年6月，甘孜县大金寺与白利土司因争夺庙产发生纠纷，藏军借机向康区进发，并与驻康边防军发生武装冲突，第三次康藏纠纷随之爆发。这次纠纷持续的时间颇长，军事行动的规模也颇大。后经中央政府派员调解，双方多次谈判和反复交涉，历时十载，于1940年才终告结束。

三次康藏纠纷历时数十载，“耗帑巨万，而人民之损失，官兵之伤亡，更无论矣”^[16]。对于康藏间的贸易往来、民族关系之间的正常交往，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康藏纠纷对西藏城市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对川藏交通沿线城市和商业贸易所造成的破坏等方面。昌都为“北通隆庆、玉树，东通德格、甘孜，东南通巴安及云南各地之唯一枢纽”^[17]，曾经十分繁盛。但民初以后发生的多次战争使得川藏商道受阻，西藏与周边各省区的贸易有所减少，内地商品除少数取道青海外，多数改走海路，经印度转口进入西藏，故而昌都渐失贸易枢纽地位。“至民国以来西藏开放，凡土特产悉由江孜出口，其北部皆就玉树县交易，南部直达阿墩子自行商贸，以本县市场日渐萧条而小本经营仍然如是，犹不如昔，此商务转移之概略也。”^[18]此外，战争对昌都的直接破坏也十分严重，“藏军前队入昌都，奸淫掳掠，十室九空，复于各官署掘出藏鏹（银）20余驮，衣物无算，于是所有新墓均被藏军劫掘殆尽”^[19]。随后藏军在昌都清查户口，凡民国后降汉之藏人皆处以酷刑。南京国民政府致祭专使黄慕松在1934年间过昌都时，看到“该地建设，日无进步”，而且“向之宏大壮丽之昌都喇嘛寺，今已破败不堪。而商业素著茂盛为滇、青、川、康、藏五处贸易之中心地，现因驻军军风纪废弛，军饷无着，军事当局苛征结果，已日渐萧条，而人民迁徙他所者亦多夥，现人口仅有七百户”。黄慕松认为“如长此不图挽救，则昌都之不景气恐有甚于今日也”^[20]。然而地方政府忙于战争，自然是无暇也无力进行城市重建。

三次康藏纠纷导致政局的长期动荡不安。战火的洗劫，使得西藏部分城市残破不堪，建筑破坏，人口骤降，田地荒芜，农业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川藏贸易线基本阻断，使得西藏商贸城市，尤其是川藏沿线城市经济遭受严重损失甚至毁灭性的打击。社会的动乱与战争的频发，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拉大了西藏城市与内地城市发展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