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城市的复兴与发展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是中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清代，西藏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被纳入到统一的中央王朝的有效管理之中，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进入更加紧密融合的状态。由于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重新确立了拉萨在西藏的中心地位，拉萨得到新的发展。西藏初步形成了以拉萨为首位的中心城市，日喀则和昌都等城市为次中心，康定、江孜为代表的商贸城市和以亚东、噶大克等城市为代表的边境城市发展体系。但是囿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民族等因素，西藏城市的发展演变极具突出的个性。从城市分布来看，西藏城市大都分布在河谷地区，如拉萨河谷、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河谷地区，但随着西藏地区与内地商贸往来的频繁，川藏贸易沿线兴起了一批商贸城市。晚清的开埠通商又使得边贸繁荣，产生了以亚东为代表的新兴城市。从城市数量来看，西藏城市受到了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制约，城市数量较少，城市规模较小，只有拉萨、昌都、日喀则等少数城市规模较大，其余城市均规模较小，且空间分布较为广泛和分散。从城市功能来看，传统的政治、经济功能依旧明显，但由于西藏地区几乎全民信教，藏传佛教深刻影响着西藏城市的方方面面，城市宗教功能十分突出，是广大内地城市所不具有的。总的来说，清代西藏的城市充满了民族性、宗教性、封闭性，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相对内地滞后。清季，在中国内地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下，西藏城市也开始了初步的变革。

民国时期，面对动乱的社会环境和英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侵略、干涉，以及西藏极少数上层僧俗分子的分裂活动与内地“时好时坏”的关系等诸多影响因素，加之西藏地区本身固有的脆弱的自然地理条件，落后的文化观念和卫生条件，动乱的社会环境，宗教至上的民族观念，使得西藏城市发展十分滞后，与内地城市相比差距甚大，城市数量较少，规模偏小。但是，面对近代化这一历史潮流和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上触动了西藏腐朽的政治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传统的宗教观念，加速了西藏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面对外国势力的渗入与内部分裂分子的蠢动，政权更迭频繁的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中央政府调和西藏地区内部矛盾，积极修复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社会环境。此外，民国时期的西藏城市发展还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外来政治势力渗入，客观上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注入了近代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尼泊尔等国商人长期活跃在城市中，不仅增加了城市人口，更繁荣了城市工商业。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出现新的发展特点，一是西藏区域中心城市拉萨进行了一系列早期现代化变革，城市功能结构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二是江孜、昌都等次区域中心城市有所发展，聚集力和辐射力都有所增强；三是初步形成了区域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为其后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藏城市体系、城市空间分布、城市形态形制等诸多方面都趋于定型和成熟。

从纵向来看，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有较大发展，从横向比较来看，西藏城市的发展又极为有限，此一时期西藏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城市数量少，规模小。清前中期，清代藏区的城市密度大概为0．6个／万平方公里^[12]。而近邻的四川省按照与西藏相同的标准进行计算，四川的城市密度大概为2．46个／万平方公里^[13]。西藏城市虽然号称数十上百个，但真正功能较完善，具有一定规模的只有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等寥寥数个，其余皆为小城镇，有些小城镇人口仅数十户。即使作为西藏首府的拉萨在人口规模方面也不大。雍乾时期，拉萨城市人口规模不到5万，市区民户约23488人，僧俗人数总共36688人^[14]。嘉道至光绪年间略有一些变化，清季，全城人口除居民2万外，有各大寺之僧侣共4～5万人^[15]。拉萨的人口规模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甘肃省会兰州接近，而与东部和中部大部分省会城市人口规模都不可相比。清末甘肃城市人口规模普遍也偏小，甘肃有人口统计的46座城市中，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1个，即省会城市兰州；人口1万至3万的城市有4个，为高台县、甘州府、河州及肃州，但缺乏3万～5万人口的城市。人口在1万以下的城市有41个，占46个城市总数的89%，其中0．1万人以下的有8个，0．5万～1万的有7个，城市人口在0．1万～0．5万的城市数量最多，为26个，占46个城市总数的56．6%。然而同期长江下游江苏省5万～2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东南沿海则有4个，而上海已经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长江上游的四川省5万～20万人口的城市也有6个^[16]。正是因为西藏缺乏大城市，城市的中心性不突出，因而城市对区域的聚集力和辐射力不够强，对区域发展的带动性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