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地区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了早期城堡，近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乌兰察布市凉城县永兴镇北的老虎山南坡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早期城址。自春秋战国到明清，蒙古地区先后兴建的城市500余座，其中有历朝历代的都城、郡城、府城、路城、州城、县城和各种各样的军城[49]。战国时期，蒙古地区出现了多个城市，现经考古发掘的城市遗址就达十余个。云中、九原、平刚、延陵等城市都是略具规模的城市。在汉朝以前蒙古地区的主要居民乃匈奴人。匈奴被西汉击溃之后，蒙古地区先后由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控制。西汉初年，汉朝曾多次出兵北击匈奴，先后在阴山以北的广大地区设置了张掖郡、朔方郡、五原郡、上郡、西河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代郡、上谷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等[50]。东汉中期以后，战乱四起，蒙古一带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居民多不堪其苦，被迫弃城郭村镇而走，到东汉末年，蒙古地区的多数郡县已是人去城空，一度出现了行政建置上的真空。直到北方鲜卑民族建立政权后，才出现了新的地方行政建置。此一时期，蒙古地区建造的城市较少，仅部分旧城址得到沿用，如云中古城。北魏王朝建立后，在长城沿线修建了六座重要的军事城堡，即“北魏六镇”。六镇之中除了位于今河北境内的怀荒镇外，其余各镇都在今内蒙古境内。唐朝将蒙古纳入中国版图，后为中国辽朝版图。辽、金、元时期，是内蒙古地区历史上再度繁荣的时期，同时也是这一地区建城的又一高潮时期，在今内蒙古地区相继兴建了百余座城市。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地区的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元代漠北蒙古地区的城镇数量有很大的增加，漠南蒙古地区的城市也出现逐渐向漠南北部发展的趋势[51]。明朝建立，由于长期的战争，蒙古地区的大城市都毁于战争。其时，蒙古族也曾兴建过一些用于屯集军队，驻扎官员的城市，以及当地俗称为“板申城”的城池，如归化城、美岱城等。
1644年，清王朝建立，再次统一全国，蒙古地区纳入中国版图，恰克图以南的蒙古地区归中国，以北归俄国。清代蒙古地区分为内、外蒙古，被统称为塞北，都是中国领土。蒙古地区大多数城市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遭到破坏，故而其后内、外蒙古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清代建立的。清中期以来，清王朝为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措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在内蒙古地区，清王朝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融合政策，促进汉蒙贸易发展，允许人口流动，从而对内蒙古地区城市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于20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朝统一全国后，在内蒙古设立将军、都统，以监督和控制内蒙古各盟旗，先后设立有绥远城驻防将军、热河都统、呼伦贝尔副都统、察哈尔都统等。这些将军、都统衙署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此外，内蒙古地区佛教盛行，寺院广建，而这些寺庙多建在交通便利、蒙民集中的地区。寺院规模宏大，僧人众多，前往朝拜的蒙古人络绎不绝。手工业者和商人便在其周围造屋建铺，逐渐形成以寺院为中心的集镇；17世纪末18世纪初，大量内地移民流入内蒙古地区，仅“山东民人或行或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52]。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为内蒙古地区城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清代漠南蒙古的城市主要沿驿道分布，较著名的城市有归化城、多伦诺尔、热河、丰镇等；漠北蒙古则沿中俄贸易商路分布，重要城市主要有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
近代以来，伴随着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国内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不断增长，以及清政府蒙禁政策的松弛、废止，农业区扩大带来的农业定居人口急剧增加，推动了内蒙古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原来主要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牧业产品，已愈来愈多地成为商品，被卷入贸易市场。蒙旗原有的传统庙会集市，也有很大发展。库伦喇嘛旗的庙市，随着绥东县的设立，已转变为周边地区的重要商业城镇。呼伦贝尔南部的甘珠尔庙集市，已具有上万人的规模，十分繁盛。
商业贸易活动的增加，直接导致原有商业城镇规模的发展扩大和新商业集镇的成批出现。新出现的商业城镇，西部主要有丰镇、武川、包头，东部主要有经棚、绥东（原库伦喇嘛旗，今通辽市）、辽源、洮南、海拉尔、满洲里等。
清代二百多年间，蒙古地区的城市虽有较大发展，但相对于内地各区域的城市而言，无论是用地规模还是人口数量都相差甚远。
清代蒙古建立的重要城市一般为多核组团式，分别由驻防城、买卖城和寺庙区组成。驻防城为城市的核心组团，往往规模不大；因管理的需要，驻防城内一般不准建立市场，故商业集市等只能在城垣外另建。同时，由于蒙古地区喇嘛教盛行，喇嘛不把自己的房屋建在街上，而是独立成区，寺庙自成体系，往往形成以寺庙为中心的聚居区，从而构成多核组团城市。如乌里雅苏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乌里雅苏台城堡本身，里面集中了许多固定衙署机关，还住着一部分中国军队；另一部分是乌里雅苏台买卖城，离城堡约一俄里远，中间隔着一条扎噶苏图河。”[53]库伦城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库伦主城区，以行政机构和军营为主；二是喇嘛城，由几座喇嘛寺和喇嘛僧房组成；三是买卖城，即商业城，中外商人在那里成交大宗的牲畜、骆驼、布帛、丝绸、蜂蜜等，商人包括俄国人、蒙古族人和汉族人。
但是，蒙古地区相当部分军事城镇如鄂尔斋图杲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以及大部分因治而兴的城镇和因商而兴的城镇仍然是规模较小的单核城镇，其功能也较单一。
蒙古地区作为行政中心或军事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城市，一般都有着较为严整的布局规划；但即使有规划的城市由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故也显得凌乱。例如，乌里雅苏台买卖城两条老街交叉成正十字形，“两条街道外表几乎一样，都同样紧密地排着一家家店铺，都同样地狭窄，同样地坑坑洼洼，布满了车辙，十分脏乱，一到下雨时也都同样地无法通行，因为路上的稀泥至少有四俄寸深，有的地方甚至更深”[54]。
蒙古地区城市与内地城市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有买卖城。“买卖城”来源于“买卖人”，“买卖人”是蒙古族人对旅蒙商人的称呼。买卖城一般不在主城区内，而是在主城区外，或单独成城。自发形成的蒙古厅城与买卖城，多缺乏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水平较低，质量较差。如多伦诺尔也“不是一个建造比较规则的城市”，而是随着商贸活动和商民增多自发建立的城镇，除了寺庙以外，买卖城内的建筑不甚讲究，住宅区分布不整齐，也很简陋。
清代，蒙古地区人口总量较少且分布分散，占人口多数的蒙古民族多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农业经济不发达，故除归化、绥远二城外，几乎所有城市的经济腹地都较小，不能承载太多的城市人口，城市经济也较为落后，因缺乏产业支撑，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也十分有限，因而蒙古地区的城市人口普遍较少，军事人员在城市人口中所占比例较高，这是蒙古城市与内地城市的不同点之一。
归化和绥远城为漠南蒙古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内蒙古重要的集市贸易场所和物资储运站，同时又是西北诸部、喀尔喀蒙古来往贡使必经之地，因而无论城市人口还是城市规模都较大。归化城建于明隆庆年间，由土默特蒙古部阿拉坦汗建造，初名“库库和屯”，明廷赐名“归化城”。该城因地居要冲，遂成为漠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到康熙中叶，“外番贸易者络绎于此，而中外之货亦毕集”，“货物齐全，商贾丛集，马驼甚多，其价亦贱”[55]。乾隆二年（1737），随着绥远将军的设立，在归化城附近建绥远城，城内建有衙署官房3083间，土房165间，兵士土房1．2万间，商业铺房1530间。绥远城建立后，迁入大批的满、汉、回、蒙、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人，城内寺庙林立，也出现了清真寺。清朝乾隆以后，归化城商业大发展，位居塞外诸城榜首。声名赫赫的大商号如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敦等入驻这里，年贸易额能达500～1000万两白银。
库伦是清中前期外蒙古地区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56]。库伦主城区以蒙古族人为主，人烟稠密，有3万余众，多喇嘛僧徒，土人以运货为生，或打牲猎兽。作为库伦城市重要组成部分的“买卖城”大约有男女计5000人，其中有1800名汉人，其余则是蒙古族人。[57]清后期，库伦“买卖城”内居住着较多内地汉族人和俄罗斯商人，其中“晋人十之六，顺宜人十之一，俄人十之三”[58]。库伦另有驻防兵两千余名，统于办事大臣。[59]
另外，多伦诺尔、乌里雅苏台等城市人口规模也在万人以上。多伦诺尔是蒙南地区的宗教、经济中心。汇宗寺建成后，汉族商人即向多伦诺尔汇集，不久形成了与寺庙相望的兴化镇，又名旧买卖营。康熙四十年（1701），买卖营规模“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主要街道有十三条[60]。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巡幸此地时，多伦诺尔已是“居民鳞比，屋庐望接”[61]。雍正九年（1731），再建善因寺；次年，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迁住多伦诺尔，内外蒙古的朝拜者和各地经商者更多。乾隆六年（1741），在旧买卖营东北一里以外的地方，建新盛营，又名新营，南北长一里，东西广半里，主要街道有五条。此后，旧买卖营和新营逐渐连成一体。乾隆二十三年（1758），多伦诺尔已是“东西宽四华里，南北长七华里，分十八甲，有大小八条街道的市镇”[62]。清后期，多伦诺尔“市长三十里，广十八里。汉蒙异居，道路狭隘，多寺院”[63]。
有清两百多年间，蒙古地区的城市虽然较明代有较大的发展，但城市人口规模始终都较小，没有形成大城市，也未形成首位型城市，因而城市的聚集力和辐射力都不大，对区域的带动力也较为有限。
清代蒙古地区的城市与内地相对发达的省区比较，其规模显然普遍甚小，江南地区10万人口的府城和数万人口的县城比比皆是，城垣周长在10里以上的府城也不在少数。但是如果以蒙古地区的城市与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甘肃省和山西省相比较，则差距较小。清季，甘肃大部分城市都在万人以下，1000～3000人的城市所占比例甚高，达18个，另外还有500人以下的城市4个[64]。它表明，在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各省区城市发展水平都具有滞后的共性。
有清一代，中国内陆边疆藏、新、蒙地区的城市较明代有较大发展。藏、新、蒙地区城市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为藏、新、蒙地区的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国家的统一，消弭了内地与边疆的敌对状态，促进了内地与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开发，清政府在统一了藏、新、蒙后，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治理；此外，全国性统一市场的建立和交通的发展促进了藏、新、蒙城市的兴起；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人口的大增长，促进了人口的大流动，移民开发有力地促进了藏、新、蒙地区城市发展。藏、新、蒙地区城市的发展也是这些地区各族人民努力的结果，是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但由于藏、新、蒙地区受到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落后的生产方式、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的影响，以及落后的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制约，边疆城市发展举步维艰。直至今天，边疆地区蕴藏的广大富源还有相当部分没有得到开发。
作者：何一民
本文原载《民族学刊》2011年6期
【注释】
[1]参见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80年；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96年，第486页。
[2]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文献译注》，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7页。
[3]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10页。
[4]陈耀东：《中国藏族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5]（清）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舆地》26，第10697～10698页。
[6]黄玉生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7]（清）刘锦藻纂：《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30《舆地》26，第10697～10698页。
[8]姚莹：《前藏三十一城考》，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1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9]［日］山县初男著：《西藏通览·区划》，四川西藏研究会出版，宣统元年（1909），铅印本。
[10]嘉庆《大清一统志》卷547《西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2003年。
[11]洪涤尘：《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年，第42页。
[12]（汉）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年。
[13]（汉）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年。
[14]（汉）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年。
[15]（汉）范晔：《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年。
[16]周伟洲：《两汉时期新疆的经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1期。
[17]（汉）班固：《汉书》卷96《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年。
[18]（清）椿园：《新疆舆图风土考》卷1，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19]（清）椿园：《新疆舆图风土考》卷1，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20]（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21]（清）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10《回疆各城事略》，清嘉庆十四年刻本。
[22]佚名：《西域地理图说》卷2《官制制度》，清代刊本，年代不详。
[23]（清）傅恒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天山南路图说四》，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24]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440页。
[25]（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26]（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27]（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28]（清）和宁：《回疆通志》卷8，文海出版社，1965年。
[29]（清）和宁：《回疆通志》卷10，文海出版社，1965年。
[30]（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2，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31]（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2，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32]（清）傅恒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32《屯政二》，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33]（清）傅恒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天山南路图说五》，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34]（清）祁韵士：《西陲要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35]（清）傅恒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2，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36]（清）傅恒等修：《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12，乾隆四十七年刻本。
[37]《乾隆御制诗五集》卷48《伊犁将军保宁奏伊犁各城户口耕牧情形·诗以志慰》，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09册，第236页。
[38]（清）赵尔巽等：《清史稿》卷76《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
[39]（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2，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40]（清）和瑛等：《三州辑略》卷3《户口门》，嘉庆刊本。
[41]［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36页。
[42]（清）椿园：《西域闻见录》卷2，乾隆四十二年刊本。
[43]（清）袁大化修，王树楠、王学曾总纂：《新疆图志》卷29《实业一》，宣统三年。
[44]（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49，中华书局，1984年。
[45]（清）刘锦藻：《刘勤襄公奏稿》卷12，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
[46]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47]黄达远：《清代新疆政区变革与城市发展》，《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
[48]齐清顺：《清代新疆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49]乔吉、马永真：《内蒙古古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50]参见郝维民，齐木德道尔吉：《内蒙古通史纲要》，人民出版社，2006年。
[51]孟广耀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1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70页。
[52]《清圣祖实录》卷173，康熙四十六年七月，戊寅。
[53]［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4页。
[54]［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页。
[55]《清圣祖实录》卷177，康熙三十五年乙未、丙寅。
[56]（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中国图书公司，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57]［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58]（清）李廷玉：《游蒙日记》，《历代日记丛钞》，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235页。
[59]（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60]（清）金志章、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风俗志》，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61]（清）金志章、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圣祖仁皇帝御制汇宗寺碑文》，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62]（清）金志章、黄可润：《口北三厅志》卷5《风俗志》，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63]（清）姚明辉：《蒙古志》卷2《都会》，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64]甘肃省档案馆编：《甘肃历史人口资料汇编》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9～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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