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发展滞后原因考察

西藏历史悠久，在数万年前就已有了人类生存的活动，3000多年前就形成了早期聚落，但由于西藏高原的自然环境条件相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要差，开发难度远大于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金属工具的利用未出现以前，自然条件对人们的活动制约作用特别大，因而西藏高原相比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稍迟，文明的发展也相对缓慢。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西藏也是文明出现较早的地区之一。西藏早期城市的雏形——堡寨在西藏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分散的部落向部落联盟的转型，并促进了国家政权的形成。由于多种原因，西藏城市作为比较完整的形态出现远较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晚，直到松赞干布在西藏高原建立统一的吐蕃民族政权，修筑都城拉萨，功能相对较为完善的城市才在西藏高原出现。而同时期的唐朝城市文明已经进入农业时代的高级发展阶段。吐蕃后期，政权出现分裂，拉萨等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元代，西藏被纳入到统一的版图，城市开始出现不同行政层级的发展，部分区域政治中心和宗的所在地城市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清代，西藏结束了分裂割据局面，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人口也较前有所增加，可以说此一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进入吐蕃王朝以后的最好时期。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同时也是中国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过渡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清代前期，西藏结束了分裂割据的局面，被纳入到统一的中央王朝有效管理之中，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进入更加紧密融合的状态。由于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重新确立了拉萨在西藏的中心地位，拉萨得到新的发展。西藏初步形成了以首府拉萨城市为首位型中心，日喀则和昌都等城市为次中心，康定、江孜、亚东、噶大克等城市为区域分中心的城市发展体系。但是囿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宗教、民族等因素，西藏城市的发展演变极具突出的个性。从城市分布来看，高原特殊的自然地理状况决定了其独特的城市空间分布特征，西藏城市早期大都分布在一江两河流域的河谷地区，如雅鲁藏布江中下游的河谷地区。但随着清代西藏地区与内地商贸往来的频繁，川藏贸易沿线兴起了一批商贸城市。晚清的开埠通商又使得边贸繁荣，产生了以亚东为代表的新兴边境城市。从城市数量来看，西藏城市由于受到了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制约，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只有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等少数城市略具规模，其余城市均规模较小，且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从城市功能来看，城市的政治功能较为突出，除少数城市具有较强的经济功能外，一般城镇经济功能都十分薄弱；而清以后所形成的政教合一制度使西藏城市的宗教功能十分突出，这是广大内地城市所不具有的。总的来说，清代西藏的城市充满了民族性、宗教性、封闭性，发展相对内地滞后。清季，在中国内地早期现代化的影响下，西藏城市也开始了初步的变革。

民国时期西藏城市的发展，受到持续动乱的国内环境和英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侵略、干涉，以及西藏极少数上层僧俗分子的分裂活动与内地关系“时好时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加之西藏地区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落后的文化观念、动乱的社会环境、宗教至上的民族观念，使得西藏城市发展十分滞后，与内地城市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城市数量较少，规模偏小，仍然是西藏城市的突出特点。但是，面对现代化这一历史潮流和空前的政治、经济危机，西藏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客观上触动了西藏腐朽的政治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传统的宗教观念，启动了西藏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

与此同时，面对外国势力的渗入与内部分裂分子的蠢动，政权更迭频繁的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放弃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不断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来调和西藏地区内部矛盾，积极修复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此外，民国时期的西藏城市发展还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一方面，以英国为代表的外来政治势力渗入，客观上为西藏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早期现代化因素；另一方面，尼泊尔等国商人长期活跃在城市中，不仅增加了城市人口，更繁荣了城市工商业。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的西藏城市出现新的发展特点，一是西藏区域中心城市拉萨进行了一系列早期现代化变革，城市功能结构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二是江孜、昌都等次区域中心城市有所发展，聚集力和辐射力都有所增强；三是初步形成了区域城市行政等级体系，为其后西藏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藏城市体系、空间分布、城市形态形制等诸多方面都趋于定型。

从纵向历时态来看，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城市有较大发展；然而从横向比较来看，西藏城市的发展也极为有限。此一时期西藏城市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城市数量少，规模小。清前中期，清代藏区的城市密度大概为0．6个／万平方公里^[1]。而近邻的四川省按照与西藏相同的标准进行计算，其城市密度大概为2．46个／万平方公里^[2]。西藏城市虽然号称数十上百个，但真正功能较完善，具有一定规模的只有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等寥寥数个，其余皆为小城镇，有些小城镇人口仅数十户。即使作为西藏首府的拉萨在人口规模方面也不大。雍乾时期，拉萨城市人口规模不到5万，市区人数23488人，僧俗人数总共36688人^[3]。嘉庆至光绪年间略有一些变化，清季，拉萨全城人口除居民2万外，有各大寺之僧侣共4～5万人^[4]。拉萨的人口规模只与新疆省会乌鲁木齐、甘肃省会兰州相接近，而与东中部的大多数省会城市人口规模相比都有甚大的差距。同期长江下游的江苏省除省会江宁和苏州人口在20万以上外，另有5万～20万人口的城市达6个，而上海因为开埠通商已经发展成为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与西藏相邻的四川省省会成都市城市人口在30万人左右，重庆府城的人口也达30万人。因而西藏在清代民国缺乏大城市，首府拉萨的城市中心性仍然不突出，对区域的聚集力和辐射力不够强大，对区域发展的带动性也严重不足^[5]。制约和影响西藏城市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又有社会经济因素；既有内部因素作用，又有外来影响，本文重点对各种制约因素略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