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新变化

三、中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新变化

（一）中美关系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利用访问泰国之机，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洲”，亚洲事务将在美国议事日程中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一年来，美国为重返亚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以“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为契机，在对朝鲜武力威慑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的同时，分别与韩国和日本举行规模空前的联合军事演习，要求日韩承担更多的集体安全责任，进一步加强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将美日韩同盟作为其亚洲安全战略的基石，威慑朝鲜，遏制中国、俄罗斯的崛起。

2.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国迅速崛起的复杂心态，大力加强与东盟、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借出席第16届东盟地区论坛之机，一方面与东盟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一方面公然介入南海问题，首次公开表态支持越南。8月，美国在南海海域与越南展开首次海军联合演习，出动了包括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多艘大型舰艇。10月，希拉里首次获邀列席东亚峰会，并将与俄罗斯一起在2011年正式加入东亚峰会。在对印度的关系上，美国全面加强与印度在政治、经济及军事领域的合作，力图建立基于所谓共同民主制度上的美印伙伴关系。11月，奥巴马在访问印度期间，与印度签署了总价100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并明确表示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上述美国为重返亚洲所采取的一系列举动无疑会使亚洲地区的局势更趋复杂，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也将更趋严峻。

当前中美关系的主要特点:一是经济合作增多，政治摩擦减少，气候合作成为中美关系中日益突出的问题。二是意识形态干扰明显减少。奥巴马上台以来，美在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指责明显少于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并且对中国提出的一些利益关切表示认同。在中美对话中，双方的谈判地位向平等方向发展，加强合作已成为双边对话中出现最频繁的关键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月访华期间，刻意淡化人权问题，将访华重点放在金融和气候合作上。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将重点放在人权和西藏问题上，可能会破坏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付出的努力。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素有“反华斗士”之称，但她在5月访华的过程中，避谈人权问题而大谈气候问题，希望中美在气候合作问题上达成共识。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5月访华，向中国政府保证中国所持的美元资产是安全的，目的是消除中国对所持美债贬值的顾虑，说服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为了这个目标，盖特纳一反新上任时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的态度，搁置了这些可能引发矛盾的议题。

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变化，主要源于美国在金融危机方面的紧迫利益和应对气候变化的长远利益，而这些利益的实现又与中美关系紧密相关。在金融领域，美亟需与中国合作。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美经济严重受损，如何克服金融危机，尽快使美经济恢复，已经成为美国政府最为紧迫的课题。现阶段最佳的救市方案是鼓励美元资产丰裕的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美原先的第一大债权国日本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减持美元资产，各国在购买美国国债问题上的态度也都更加谨慎。作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在购买美国国债问题上的态度影响到美经济复苏的程度和速度，美对中国的金融需求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以往中美谈判中“美主中从”的模式开始向中美平等方向变化。美在对华政策上不得不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暂时搁置人权、汇率和贸易逆差问题，积极支持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希望增加对华出口。与中国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是奥巴马政府的长期战略需求。气候合作可能成为推动未来中美合作的主要动力之一，直追经济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力。奥巴马政府将气候合作提升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出于对长期政治收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

1.奥巴马政府视气候合作为契机，将发展新能源作为美经济新的增长点，希望通过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扩大美在国际环保市场中的份额，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2.奥巴马力图通过积极的气候政策，挽回布什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僵硬政策所造成的对美国际形象的严重损害。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迅速增加，中国也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中国需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和资金，逐渐降低减排成本。

虽然中美可就气候合作达成原则性共识，但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仍然很大。减排在短期内要求付出巨大的经济成本，这超出了中国接受限制排放总量具体标准的能力。美认为中美应承担同等责任，根据排放量同时减排。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临近，两国可能在这一问题上不断发生矛盾。

另外，中美在安全领域中的摩擦甚或冲突有可能增多。主要原因是美对中国增强军力表示担心，尤其是对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担忧较大。美方不断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提高军事透明度，同时美还频繁派遣军事力量到中国近海，侦查中国的海军力量。如2011年3月中国船只与在南海国际水域活动的美海军监测船“无瑕号”发生冲突，同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中国军力报告。这些都将增加中美发生军事摩擦的概率。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测，在下半年，中美关系的对称性将进一步加强；在经济、环保和地区安全问题上，美对中国合作的需求将进一步上升。为此，美国会在人权、汇率和贸易等问题上采取较为克制的政策。但是，两国的根本性战略矛盾并不会因此而减弱，美对中国的战略防范重点将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两国的军事摩擦可能随着中国军力不断增强而增多。

尽管两国关系几十年来情况一直如此，但当下这两方面的表现都突出化了:第二轮经济与战略对话所体现的合作前所未有，而军事互动中的频频亮剑也前所未有。所以会呈现这样的局面，从结构的角度进行解释，是因为决定两国关系的双重动因强化了。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不断加深，而金融危机则一步把双方利益联系在了一起。2009年第4季度，美国对华出口首次超过了200亿美元。2010年前5个月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39%。这种情况表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互动，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中美在金融上的利益纠结，特别是中国手中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更使双方形成一种所谓的“金融恐怖平衡”。除了经济关系，两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反恐等全球性问题上也都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地位和核大国地位，在东亚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地位，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的外交影响力，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地位等，决定美国在解决这些最迫切的国际问题时，必须与中国进行合作。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也构成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基础。当然，中国国力的增强，也导致了另外一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即美国与中国的权力政治关系的紧张。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表明中国的分量又上了一个台阶。与中国的发展相对应，中国的利益必然会扩展。伴随着中国经济活动向全球的扩大，中国保卫自身安全利益的需求也扩展了。近年来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中国已日益表现出了进一步捍卫自己的利益特别是海洋利益的决心，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发生冲突。

2010年中美在安全上不信任加深，并形成以军演为形式的对抗性互动，正是这种结构性矛盾发展的产物。与这种矛盾的发展相对应，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外交博弈也尖锐化了。中方向美方明确表示了“南海为中国核心利益”的观点，但美国却宣称对于化解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主权争议具有“国家利益”。为了拉东南亚国家阻击中国南进，美国在东南亚开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并特别加强了与越南的关系，包括开展前所未有的军事互动。上述种种都反映出美国对于中国的迅速发展加强防范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也仍然得以维护和继续。4月，胡锦涛赴美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并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会谈；5月，中美两国在华盛顿举行人权对话，在北京举行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方共签署了8个合作协议，取得26项具体成果，总体来看成果大于预期；12月，应美国国防部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率团赴美，参加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2011年初，美国防部长盖茨将访问中国，胡锦涛将访问美国，这无疑会给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可以说。2010年的中美关系，淋漓尽致地反映了中美之间既接触又防范、既合作又斗争的典型特征，它将成为今后一个较长时期里的中美关系的常态。

（二）中俄关系

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从普京手中接过俄罗斯总统权杖。时至今日，其本届总统任期已经过半。在梅德韦杰夫执政两年半的时间里俄罗斯的内外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方面，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兄弟”———格鲁吉亚兵戎相见，不但俄格两国成为敌对国，而且导致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跌至新低；国内方面，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严重拖累了俄罗斯的经济，致使其经济出现了近10年来的首次大幅下滑。为尽快摆脱经济危机，梅德韦杰夫在积极调整国内政策的同时，也极力采取措施缓和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总之，在梅德韦杰夫执政的这段时间，其内外政策调整的幅度十分明显。但两年多来，中俄关系的发展态势并未因梅氏政策的调整而受到大的影响，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并保持了加速发展的良好势头，双方相互支持和互信水平不断提高，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也不断扩大。

冷战结束后，中俄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利益汇合点不断扩大。中俄双方在签署边界东段补充协议后，两国安全利益冲突的潜在爆发点已经彻底消除。然而，双方的利益分歧同样不容忽视。与其他国家间的利益分歧不一样，中俄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利益分歧实际上主要是观念认识上的分歧。中俄两国有着数千公里的共同边界，并且俄罗斯曾经在历史上从中国夺取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尽管这些领土在近十年里通过一系列的边界协定得以确认，但是俄罗斯总有一些人担心中国在重新强大后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过去一二十年间，中俄两国的综合实力在近代以来首次出现大逆转。尽管俄罗斯依然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强大核武器，但是若论经济实力，俄罗斯根本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这是俄罗斯社会一直存在“中国威胁论”的根本原因。

俄罗斯战略界的担忧实际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误解，也是对中国现实国情的误读。中国不仅在自身弱小的时候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将来即使强大了也将继续奉行和平发展的外交和安全战略。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所决定的。因此，与其说中俄两国的安全利益冲突是现实存在的，还不如说是一种幻象。这种幻象来自于俄罗斯某些人对历史负罪感反省得不彻底和对中国日益强大的担忧。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已经放下了两国关系的历史包袱，决定开辟两国的未来反而俄罗斯解不开自身的历史心结，纠缠于自身的历史负罪感。

1.主张对华深化合作呼声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国内作祟，加之俄罗斯院外利益集团及一些对华有成见政客的游说和掣肘，在对是否要对华深化合作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使中俄各领域合作特别是科技、经贸、军事和资源等领域的深入合作受到极大干扰，难以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在优势，与两国日益增长的政治关系水平不相吻合。经过多年“论证”，先前一些自欺欺人的“中国威胁”论调已不攻自破。单就石油出口来说，俄罗斯石油年出口量为2.6亿吨，每年对华出口最多也只有1500万吨，其余的都供应给了西方。从这一角度看，如果说俄罗斯成了原料附庸也首先是西方的原料附庸。可见，俄可能成为中国的原料附庸完全是危言耸听。也正因为如此，特别是在经济受金融危机重创下，俄主流社会反思过后开始淡化在所谓“中国经济扩张”上的一些顾虑，主张加强对华合作的声音逐渐增强，其高层也在顺势加快两国在一些领域的合作进程。

2.开始接受中俄“角色”上的“历史性”转换。

在两国长期交往过程中，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政治影响力一直不及俄罗斯，俄也从未把中国的发展和壮大看在眼里。但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让俄经济“乍兴又止”，令俄不得不开始正视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接受两国“角色”上的“历史性”转换和中国已成为具有“先进技术工艺”国家的现实。俄罗斯专家坦言，自苏联解体近20年来，其机械工业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状态，缺乏高附加值产品，国际竞争能力低下。

3.确信搭乘“中国快车”可以拉动俄经济发展。

俄罗斯自苏联解体改制以来一直致力于回归欧洲、融入西方体系，但其并没如愿以偿。残酷的现实迫使俄不得不摒弃对中国的疑虑和偏见，把对外战略和经济合作重心逐渐向东转移，寄希望于搭乘“中国快车”拉动其低迷的经济发展。俄罗斯专家向“梅普政府”建议，如果俄罗斯能成功利用中国经济潜力，这将会成为俄罗斯的有利因素，尤其是原料销售问题。梅德韦杰夫总统更是反复强调，中国是俄罗斯“最重要、在经济上最有发展前途的伙伴之一。中国不仅是我国工业的大市场，还拥有巨额资金，可以为我国经济投资。我们应该把对华合作定为重点。”事实也是如此，中国不但是俄罗斯稳定和可靠的战略后方，也是拉动其经济的巨大引擎。

4.对华科经贸合作由消极被动变为积极主动。

一定时期以来，俄罗斯全面深化对华合作“雷声大，雨点小”、“上热，下冷”现象较为明显，更多注重两国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合作，轻视或消极对待其他领域的交流，担心没有选择地一味扩大对华合作会“壮大他人，削弱自己”。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心态调整，2009年俄罗斯的对华深化合作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由先前的消极和被动变为积极和主动，开始全面推进对华各领域合作，长期对华虚掩的大门进一步敞开。中俄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美欧深受金融危机、伊拉克和阿富汗等问题困扰，需要中俄支持与合作的层面增多，对两国的遏制与打压程度相对减弱。尽管美国和西方主流社会对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仍存疑虑，但也不希望两国关系出现倒退。良好的中俄关系既是维护欧亚大陆的重要保障，也是全球安全的稳定因素。虽然中亚、南亚和东北亚地区的国家对中俄日益紧密的关系感受不一，但一个稳定和睦的中俄关系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稳定和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为中俄不断走近营造了有利的客观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两国关系更趋实际和务实。在投资、能源、核能、科技、航天、环保、交通、人文、救灾和地方等领域的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高层往来更趋密切。中俄元首互访、总理会晤、议会合作和战略安全磋商等机制运转顺畅，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走出“磨合”进入常态、机制化和规范化轨道。双方领导人继续保持密切往来，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理相继成功访俄和访华，中俄元首在国际多边舞台多次磋商和会晤。

2.战略互信空前提升。两国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和配合，就双边关系和重大国际问题及时交换意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两国签署了有关发射弹道导弹和商用舰载火箭的通报协议和开通两国最高领导人在“正常及紧急状态下”密码通信线路的政府间协议。这种国际上往往只有少数盟国间才设立的“元首专线”，凸显中俄战略安全合作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政治互信的空前提升。

3.军事合作不断深入。由于中国对俄大宗武器装备和一般性军事技术需求趋于饱和，2009年俄对华军售规模有所收窄，但两国的军事合作仍然保持高质量的发展态势。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同俄罗斯签订了进口100台歼-10战机发动机合同，这是俄本年度对外军售的第一个大订单。目前，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已经不是单纯的武器和军事技术设备的买卖关系，而是上升到了武器售后维修保养、按许可证生产以及联合研制高技术军事产品的水平。中国不仅可以继续按许可证生产苏-27和苏-30歼击机，而且还将同俄方在包括苏-35战机在内的一系列机型方面的合作；乌鲁木齐七五事件后不久，中俄两国即在中国境内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9”联合军事演习，极大地震慑了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嚣张气焰。这是战后俄军首次进入我东北与中国军队进行的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对两国联合完成跨境反恐行动具有重大意义。

4.能源合作突飞猛进。两国正式签署石油领域合作的政府间协议、《关于天然气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基本条件的框架协议和俄罗斯恢复向中国供电等协议。中俄原油管道建设、运营合同、原油购销合同和贷款协议等一揽子合作文件正式生效。在中方向俄方提供250亿美元贷款基础上，中国进出口银行又分别向俄天然气工业银行和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提供3亿和7亿美元两笔定向贷款，用于从中国采购管线设备等。俄方则承诺积极开发新油田来保障对中方的满负荷供油。天然气管道合作正式提上议事日程，俄方承诺在2015年前铺设完通向中国的管道，实现“东西”两线对华供气。未来，俄罗斯每年将向中国输送700亿立方米天然气。俄中“东方能源公司”（俄方持股51%，中方持股49%）运转顺畅，已在伊尔库茨克州取得了两个区块的开采许可证，目前已完成前期勘探，进入钻探作业阶段。俄罗斯石油公司还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达成在天津市联合建炼厂协议，并拟在中国境内联合兴建大型石油基地。中俄在石油和天然气“两线”合作上双双取得重大进展，长期影响两国能源合作的油气管道建设问题实现历史性突破；两国在煤炭领域的合作也进展顺利，双方签署了《关于煤炭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俄罗斯开始向中国出口煤炭，2009年的双边合作总额达到10亿美元；中俄领导人还一致表示要继续扩大煤炭及核能领域的合作，商定由中方银行提供资金，在俄远东产煤地区建设数座热电站，将对华供电能力增加到50亿度，长远对华年供电600亿度；双方还签署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关于田湾核电站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俄方参与的江苏田湾核电站后期机组建设项目谈判在继续，兴建两座快速中子反应堆的合作项目也在洽谈之中。

5.边区合作重大突破。2009年，两国在地方和毗邻地区的合作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双方签署有关改善两国移民制度协议，正式确定了两国地方和边境地区的合作重点，设立了200余个重要合作项目。两国还决定在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框架下设立海关合作分委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和俄罗斯联邦海关署关于规范通关监管秩序的合作备忘录》。这表明一直困扰两国的“灰色清关”问题有望得到较好解决，两国的边贸走私违法行为将得到有效控制，双边贸易秩序会有更大改善，地区合作法律保障将进一步完善，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发展将更加顺畅，民间贸易往来也会有更大发展。

6.经贸合作蓄势勃发。在胡锦涛主席访俄期间，两国元首批准了《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确定了两国相互投资的优先方向。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部关于促进双边机电产品贸易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09年，两国签订的能源及大批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之大、涉及领域之多、合作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为两国今明两年及更远期的贸易增长打下坚实基础；俄罗斯对深入发展对华贸易认识上的提高以及开始打破影响两国各领域深入合作羁绊的积极姿态，预示着后危机的中俄双边贸易水平将会有更大提高。

7.人文合作成果显著。2009年，中俄人文领域交流高潮迭起，胡锦涛主席和普京总理相继出席在对方举行的俄中建交60周年庆祝大会和中国“俄语年”闭幕式，并宣布2010年在俄罗斯举办“汉语年”活动，将两国人文领域合作推向新的更高层次。两国签署了《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纪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中国“俄语年”的260多项大型活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了解和重温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带动两国的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和新闻媒体的合作与交流不断走向深入。

（三）中欧关系

2008年11月28日，中国政府因法国总统萨科奇将会见达赖而推迟原定于12 月1日举行的第11次中欧领导人峰会。12月6日，萨科奇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以欧盟轮值主席国元首身份在波兰会见了窜访波兰的达赖并号召欧盟国家团结起来，“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作为回应，德国、英国、捷克和波兰等国都在主要报刊上发表言论，把推迟峰会的责任归因于中国。此后，中欧关系经历了一场近年来少有的困境。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的春节期间访问了欧盟总部并商定要尽早举行中欧领导人峰会，而英、德两国则相继缓和了对华关系，中欧关系正在走出困境，恢复正常。

中国和欧盟的关系在1995—2004年的十年中经历了一个良性发展、关系不断提升的“蜜月”时期。以1995年欧盟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个对华政策文件为起点，欧盟的对华政策走出了1989年后对华制裁和冷淡的阶段，开始强调与中国发展长期合作关系。1998年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则将中欧关系提升到“全面伙伴”关系，而以2003年欧盟委员会和中国政府各自发表的政策文件为契机，双方更提出要发展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除了双方不断提升中欧关系在各自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到2004年，欧盟超越美国和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在各个领域发展了20多个对话机制，并在1998年建立了年度中欧领导人会晤机制。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基本避免了公开对抗，而通过中欧人权对话机制寻求合作。中欧双方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加强了在各种国际机制中对美国单边主义外交的联合牵制。法德等主要欧盟国家更提出了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的倡议。欧盟还和中国签订协议，邀请中国投资并参与欧盟伽利略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中欧之间的日益亲近，令一些学者，如美国的沈大伟，一度声称“中欧轴心”已经出现。

中欧“蜜月”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存在四个主要原因:

1.双方都在对方身上找到了发展经贸合作的巨大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于双方经贸合作的高度互补性。就贸易而言，双方都视对方为巨大的市场，且双方的贸易产品高度互补，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欧盟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国需要引进欧盟的资本和技术，而欧盟也需要扩展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2.在政治上双方之间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如上世纪90年代初法国对台湾地区销售幻影战机问题，英国在香港回归前的突击政改问题，而“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互不构成威胁”。这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3.长期在德国和法国执政的科尔、施罗德及希拉克等领导人对发展中欧关系具有战略眼光，从欧盟方面为推动中欧关系不断发展提供了政治领导。

4.以法德为首的一些欧盟国家在美国单边主义对外政策不断强化的背景下，试图与中国合作来牵制美国，并与中国的战略诉求相契合，从而在2003—2004年间将中欧关系推向了“蜜月”的最高潮。

自2005年开始，中欧关系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趋势。尽管双方高层互访不断，经贸关系不断加强，并新建立了副部长级的战略对话机制（2005年）和副总理级的高层经济对话机制（2008年），以及在2007年启动了中欧伙伴合作协定的谈判，然而中欧之间麻烦不断，在一些领域出现了关系倒退的现象。中外专家纷纷认为，中欧关系的“蜜月”已经结束，一个新的更为复杂的阶段已经开始。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观察中欧关系复杂化发展的表现:

1.中欧在推进战略伙伴关系方面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中欧关系的“蜜月”期，双方都期待通过加深合作来解决一些各自的重要关切，来深化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比如，中国提出欧盟应该取消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欧方虽然作出了积极回应，但这两个问题至今都未能得到解决。在欧盟一方，欧盟也对欧盟—中国人权对话未能产生欧方期待的效果而表示失望，并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多有怨言。在国际问题上，双方领导人表达了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广泛加强合作的强烈愿望。但是，近年来的合作实践表明，双方未能在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上真正展现中欧合作的战略意义。比如，在被欧盟列入首要外交议程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中欧虽有重要合作但在诸如发展中国家是否应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设定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年份、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等方面立场差距不小。中国参加了欧盟三国主导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六方会晤机制，但中欧之间就是否应该强化对伊朗的制裁等问题上分歧明显。

2.中欧在原先相互合作的领域中出现竞争关系。中欧经济关系一直被称为互补性合作关系的典范。中欧贸易过去大致平衡，欧盟在中国的投资促进了中国的发展，欧洲企业也取得了市场，加强了全球竞争力。但是，当2004年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后，经济关系中竞争性成分也迅速凸显出来。欧盟方面不断抱怨中国急剧扩大的对欧贸易顺差，频繁采取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保护主义措施。同时，欧盟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欧盟在2006年发表的对华政策文件里更是将中国视为“对欧盟贸易政策的最大挑战”，进而提出一张要求中国让步的长长清单。连美国学者也认为，欧盟新的对华政策风格出现了美国化的倾向。此外，中国参与欧盟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曾被认为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如今，由于欧盟方面不断在该计划中排挤中国，中国已经加速发展其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并在频率占用上和欧盟形成正面竞争关系。

3.中欧在原本不相关的问题上形成了新的摩擦点。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在2005年前几乎未引起欧盟及其成员国方面的关注，因而与中欧双边关系基本无关。然而，从2005年开始，中欧之间围绕中国的对非政策不断产生摩擦。在政治问题上，欧方指责中国与苏丹和津巴布韦这类欧方所谓的专制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对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津巴布韦的人权纪录不闻不问，还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西方国家提出的制裁两国的决议。欧方也大肆渲染中国在非洲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的投资活动，大力将中国塑造为掠夺非洲资源的新殖民主义者。在发展援助方面，欧方指责中国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行为损害到其坚持政治条件性的对非援助政策，增强了非洲国家抗拒欧方政治压力的讨价还价能力。可以说，非洲问题突然成为中欧关系的一个新的摩擦点。从中国的角度而言，中方对欧盟在亚洲安全事务中试图扩展影响的努力也不乏关注。欧方对中国军事透明化问题的高调关注，将台海局势与解除对华军售的努力相联系的企图，以及欧盟国家军队在北约名义下在阿富汗展开的军事行动，不得不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

4.中欧在原本受控的矛盾领域重新发生争执。政治制度差异一直是中欧关系发展中的一个制约因素。冷战后初期，西方国家认为自己的制度赢得了最后胜利，因而在政治上对中国也试图“以压促变”。随后不久，认识到外部压力没有发生明显作用，且欧盟需要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所带来的经济机会，欧盟采取了建设性接触的前瞻性政策，大力发展和中国的各方面合作，同时争取以对话的方式来表达欧方的一些政治关注。考虑到美国时不时采用施压的方式，欧方的这种策略受到中国方面的高度欢迎，这也是中欧关系这些年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最近三年来，中欧在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矛盾又再度凸显，成为侵蚀中欧互信的一个关键因素。欧洲议会和欧洲媒体一直是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的阵地，即使是蜜月时期也是如此。这并不奇怪，关键问题是欧盟许多成员国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人权问题置于更为重要的外交政策议程。

欧盟对中国在人权领域的责难涉及多个方面。在中国对外关系方面，欧洲对中国与苏丹、津巴布韦及缅甸等国家的关系提出责难，把中国塑造成独裁国家的支持者。在中国国内问题上，欧洲国家纷纷为达赖喇嘛提供政治舞台，领导人不断提高与达赖会见的层级或官方色彩。德国总理2007年9月在总理官邸会见了达赖，法国总统萨科齐则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会见了达赖。2008年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欧洲国家的亲达赖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歪曲报道，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并严重干扰了当年4月在伦敦和巴黎举行的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有关国家的领导人还以是否出席奥运会开幕式为条件在西藏问题和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这些举措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反对，从而使得中欧关系在最近一段时期风波连连。一直到2009年4月1日中国和法国发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联合新闻公报，这些风波才暂告一个段落。

基于力量均势的考虑，作为次等力量的欧盟和中国，除了内部制衡外，如欧盟通过推进欧洲一体化和中国发展综合国力，也运用外部制衡，通过加强相互合作来牵制美国。因此，我们需要承认冷战后中欧关系发展中的这一基本战略思路。然而，在美国深陷伊拉克战争，且国家经济不断虚空，近来又深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情况下，美国的支配地位受到明显削弱，也减弱了其他二等力量相互联合的动力，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更加容易爆发出来。

美国的多边主义回归也是一大变化。按照威胁制衡理论，国家将联合起来对付最具威胁性的国家。“9 · 11”事件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黩武政策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不稳定的源头，欧洲不少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具有相互联合共同牵制美国的意愿。因此，在力量制衡之外，中欧之间又发现了威胁制衡的需要，从而大大强化双方合作的意愿，促成了中欧“蜜月”高潮的出现。不过，从2005年开始，美国意识到单边主义和黩武政策的限度，转而强调去寻求与传统盟友的协调与合作，从而消解了其他一些国家对美国意图的担忧，进而降低了它们联合牵制美国的意愿。因此，从2005年开始，国际体系的这两个方面变化都减低了中欧加强战略合作的动力和意愿。

另外中欧双方在双边和全球范围内因利益扩展和影响延伸而产生正面碰撞。在双边层面，中欧之间的利益碰撞主要体现在中欧经济关系的变化，从分工互补到竞争合作，在合作中出现了不少竞争性成分。在贸易方面，中欧贸易长期以来是欧方顺差。不过，进入本世纪后，中方实现了顺差，且顺差不断扩大。在2002年，中欧贸易额为867亿美元，中方顺差约97亿美元。到2008年，中欧贸易额增加到4255亿美元，是2002年的近五倍；而中方顺差扩大到1602亿美元，是2002年的十六倍多。来自中国的劳动密集型进口产品的大量增加引发欧盟内部竞争力较弱国家（特别是南欧和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的提升，也被传统出口大国（如德国）视为潜在挑战，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本国市场，更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此外，欧洲也不满中国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在过去几年中，欧方认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但对欧元贬值，造成中国对欧出口急剧扩大、顺差飙升。所有这些因素使得一向发展较为顺利的中欧经济合作受到不时出现的贸易摩擦的干扰，并连带影响到中欧关系的整体氛围。

在全球范围，中欧利益碰撞在双方的周边地区表现愈益明显。欧洲一向视非洲和中东地区为自己的后院。由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渗入，欧洲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削弱。不过，在非洲，冷战结束后欧盟国家一直是主要的发展援助方。借助这一有利地位以及欧非之间的历史纽带，欧盟成为对非洲大陆具有最大影响的外部力量。随着中国等其他新兴大国与非洲经贸关系在过去十年中的蓬勃发展，欧盟国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面临新的挑战，使得非洲问题成为中欧之间新的摩擦点。同样，欧盟在确立了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机制后，也试图在中国周边地区扩展影响。其中一些行动也遭到中国的反对，如欧盟在国际社会中推动对缅甸制裁的努力。

中欧关系还受到第三方因素的牵制，这里主要是美国的因素。欧美的同盟关系是根深蒂固的，近年来虽说出现了一些裂痕，拉开了一些距离，但并不动摇这种关系的基础。欧美在经济上的依存关系很深，不是他国所能替代。在安全问题上，欧洲更是严重依赖美国。因此，欧盟对中国的政策，特别是事关政治与安全事务，深受美国因素的牵制。换句话说，不管欧洲如何重视对华关系，也不会让它动摇欧美关系的基石。美国因素的作用在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表露充分，可以肯定的是欧盟绝不会为了中国而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或得罪美国，同时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和国际作用的加强，欧美在对华政策上的磋商与协调也将更加频繁。处理与欧盟的关系，美国因素无时、无事不在，是我们必须充分估计的。

尽管在发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上会有许多困难和阻力，但深化与欧盟的关系恐怕是中国唯一和必然的选择，而且也并非是不可作为的。

1.在经济合作上，中欧之间存在着最大的共同利益，而且仍然有巨大的发展余地应该成为发展中欧伙伴关系的主攻方向。中欧贸易摩擦与争端有增多的趋势，尽管无需大惊小怪，但应认真对待。欧盟对外贸易基本是平衡有余的，因此对中国有逆差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双边贸易的这种不平衡终究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有所控制。为使贸易更加平衡，我们应适当扩大从欧盟进口，同时以要求欧盟放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为回应。那种“突击采购”的做法，花了钱却并不讨巧，应该考虑免行。对于欧盟在经贸方面的其他要求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环保条款等方面，我们应该以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的承诺为底线，积极回应，但以让步换取让步。发展中欧经贸关系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拓展合作空间和深度上。

2.营造内部支持。无疑，中欧关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积极的对华政策在欧盟国家内部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为此，中国应该针对欧盟机构、成员国和民间社会采取多层次的协同努力，来争取提升欧盟内部对发展积极的中欧关系的支持力度。在欧盟机构层面，中国要优先重视发展和欧盟委员会的合作。欧盟委员会是负责欧盟对外经济关系的核心机构，长期以来在推动中欧关系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在成员国层面，中国应该提升与那些主张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加强中欧关系的成员国的合作，同时也要联合那些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经济上主张加强中欧关系的成员国。在主要大国方面，英国的布朗政府似乎表现出明确的政治意愿，寻求与中国发展更加密切的关系。继2008年10月英国政府首次肯定地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之后，2009年1月英国外交部又发表了题为《英国和中国:接触政策的框架》的政策文件。在文件中，英国首相布朗明确表示，英国要跟中国合作来应对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并争取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德国默克尔总理一度在政治上采取对华强硬的立场，在遭到中国的有力阻击后，中德关系回归正常但并不亲密的状态。在新的中右联合政府组成后，也可谨慎期待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出现更加务实化的趋势。中法关系在经过了4个多月的冷淡后，中法首脑在2009年4月伦敦20国集团会议上举行了会晤，从而实现了初步和解。在中小国家方面，中国最近明显加强了与中东欧新成员国家的外交互动。2009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的几次欧洲之行都安排了对中东欧国家的访问。而且，中国企业对中东欧的经贸和投资活动也在迅速升温。考虑到《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仍采用全体一致的决策程序，发展与成员国的关系依然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中日关系

菅直人内阁成立之初，继承了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撞船事件后日本国内出现批评鸠山外交的论调，在对外经济关系上转而重视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最初始于2006年新加坡、新西兰等四国之间缔结自由贸易协定，2009年奥巴马总统表明美国参加该协定的方针，使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引起世界瞩目，建立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设想再度受到关注。目前已有美国、澳大利亚、秘鲁及马来西亚等九国正在就缔结协定进行谈判，预定2011年11月达成协议。日本在对华关系遭遇挫折后，对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表现出浓厚兴趣。菅直人内阁把“开国”作为施政首要方针，要改革落后的农业体制，扩大贸易等对外交流。2011年1月14日日美首轮缔约磋商结束，美国提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目标要高于以往自由贸易协定，要求日本原则上取消农产品关税，并对进口美国牛肉、汽车和外国企业进入邮政等民营化领域表示关注。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将拒绝与日本进行谈判。日本政府正式在国内展开协调，于6月决定是否参加谈判。为推进参与缔约谈判，菅直人第二次改组内阁任命对参与该协定态度积极的海江田万里担任经济产业相。

1.资源外交是撞船事件后日本经济外交的重点。

为保证稀土等战略资源的稳定供应，日本除要继续保证中国供应稳定外，也要拓宽进口渠道，已经加大对蕴藏丰富的蒙古、哈萨克斯坦、澳大利亚、越南的投资和调查。日本决定由国家战略局负责管理战略资源的进口。

菅直人内阁对华政策和自民党政权对华政策一样，存在一个矛盾，即在经济上加强联系而在安全上加强防范。在国内经济停滞和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给与中国经济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日本带来希望。菅直人内阁的经济振兴计划把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市场一体化，创造新的增长机会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如简化签证手续，希望吸引中国游客访日，扩大地方就业和需求就是一例；但同时也防范中国国力增强对亚洲目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造成冲击，特别是会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菅直人首相在2011年初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就直言不讳:“崛起的中国正在为世界和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但缺乏透明性的国防能力增强和海洋活动活跃也令人担忧。”

对于中日关系中的这种矛盾现象，宫本雄二如是表述:中日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框架已经形成，即战略互惠关系，但构成这一框架的基础是经济，所以这一框架的脆弱性之一是安全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首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扩充军备值得注意却不现实，但不排除军事力量的矛头转向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今后必须关注中国军队的动向。前引《新时代日本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的将来构想》报告中有关中国部分袒露了当前日本对中日安全关系的基本想法。报告认为，让日本担心的倾向是中国军事力量快速现代化，海空力量和导弹、宇宙活动、海洋活动及信息技术有质的提高，与台湾地位的军事平衡整体上向对中国内地有利的方向转化；随着军事力量现代化，中国的海洋活动越过东海和南海，扩展到太平洋，在日本近海的活动也日趋活跃；中国军事能力的扩充及其能力和意图的不透明性、不确定性是问题；日本要确保离岛的安全，防止武力攻击于未然，平时加大投入，发挥机动抑制力的作用。可见菅直人内阁在安全政策上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并非始于钓鱼岛撞船事件，而是继承和延续自民党政策，撞船事件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2.对华加强防范，在政策上向美倾斜也是必然趋势。《新时代日本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的将来构想》报告认为美国的优势在下降，但日美同盟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仍具有战略意义，是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支柱。日本仍需在中长期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单独不能解决和应对的问题仍需获得美国的支援。因此，日本要不断和美国协商“共同战略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作用和提高能力；要协助美国保证国际体制的安全，长年担负起周边海域、空域的不间断的监视作用；也要给予保证日本安全的驻日美军提供适当的经费和支持。除加强日美同盟外，日本还要与以美国及其盟国韩国、澳大利亚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结成安全合作伙伴，加强合作，特别是加强日韩合作，形成日美韩合作网络。尽管报告强调日本的安全目标应当通过自身努力去实现，成为通过外交、安全政策等综合手段实现本国安全目标的“创造和平国家”，但报告反映的日美同盟观说明日本把日美同盟作为安全支柱的思想并没有因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政而发生变化。特别是日本明确把中国作为安全防范的对象，日美同盟成为应对中国“威胁”的靠山，这从撞船事件后日本迫切希望得到美国关于日美安全条约范围适用于钓鱼岛的保证可以证明。事实上撞船事件后，日本加强日美同盟和日韩安全合作等政策走向与报告揭示的思想完全吻合。这也说明无论是否发生撞船事件，日本都会为防范中国而加强与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合作。菅直人内阁的对美倾斜又正好迎合了奥巴马政府扩大对亚洲参与的政策，美国顺势缓和对日关系，在钓鱼岛问题上公开支持日本，在冲绳基地搬迁问题上也同意不设期限。这也使美国加强了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

在对外经济政策上，菅直人内阁重视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面临一个重要决定。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反映了在东亚合作迅速发展形势下，东亚区域内外国家也要求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愿望，特别是区域外国家对参与东亚经济发展进程，分享东亚经济发展成果具有前所未有的热情。长期以来在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的经贸合作进展缓慢，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可以看作是在东亚合作带动下太平洋两岸合作出现的新动向，而美国积极参与和谋求主导这一进程表明不甘心自外于东亚合作，是对东亚合作包括日本试图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牵制，是其加大对亚洲战略投入的一部分，同时美国的参与也成为影响亚太经济合作以至地区形势的新因素。日本是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使日本看到地区经贸合作的新前景，也感到必须积极参与的紧迫性。而美国态度积极和要发挥主导作用，也使日本把参加这一合作看作是密切日美关系，以至建立政治价值观和经济体制相同国家联盟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态度积极的同时，菅直人首相最近的讲话中没有提到东亚共同体构想，有评论说菅直人内阁放弃了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但这一结论似乎言之过早。中日关系虽然没完全恢复到撞船事件前的水平，但并未影响两国参与地区合作，中日韩合作仍在向前发展，日本的地区合作和亚洲外交并没有脱离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框架。对日本来说，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其多边贸易战略的新选择，却并非是一定要以其取代东亚共同体构想，至少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本原则不会变。菅直人内阁的《一揽子经济合作协议基本方针》称:日本要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虽然没有提东亚共同体，但基本方针包括缔结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建立东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推进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并认为这将成为在2020年前建成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核心之一。

中国对日政策并未发生变化，而日本对中国的担心日益加剧，撞船事件发生后在对华关系上更缺乏自信。撞船事件后日本对华政策反映出对中国的担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为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另一方面，日本外交、安全政策进一步向美国倾斜。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日本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多，广泛而良好的合作关系对于日本经济发展和安全环境的改善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日本把与美、韩、澳和东盟国家合作对华实行接触政策作为对华安全战略的新内容，希望通过多边框架制约中国，或者“把中国纳入以日美同盟为主轴的多边框架中来”。正像《东京新闻》所说，对于对华外交来说，“对话、合作是最大的抑制”。

中日关系在“战略互惠”框架下是有良好发展前景，但日本对华防范和制约也使两国关系难以改变“脆弱性”的局面。

日本9级地震引发海啸，又导致福岛核电站发生核泄漏危机，大灾重创日本，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在第一时间，胡锦涛主席、吴邦国委员长分别致电日本天皇明仁、日本众议院议长横路孝弘和参议院议长西冈武夫，就日本东北地区发生特大地震灾害表示诚挚慰问，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祝愿日本人民早日克服困难，重建家园。温家宝总理3月14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则表示，“中国也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我们感同身受。在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的时候，日本政府派了救援队，并且给中国以物资上的支援。我们的救援队已经到达日本，运送的救灾物资也到达了日本。我们将根据日本的需要，愿意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

2011年5月2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了日本宫城县名取市和福岛县福岛市灾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灾区民众表示诚挚慰问。在“馆腰小学体育馆”灾民避难所和“吾妻综合运动公园”灾民避难所，他向在避难所的日本民众赠送了生活用品，向孩子们赠送了熊猫毛绒玩具和四川地震灾区青少年制作的千纸鹤。而此次日本之行，温家宝总理对中外记者发表讲话时说，我决定来福岛和宫城看望日本民众，是为了直接表达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慰问。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更要相互帮助，同舟共济，加强合作。我们没有忘记在中国发生重大灾害时，日本政府和人民给予的大力支援。中国政府和人民将继续为日本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支持。中日友好的基础在两国人民，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将不断改善和发展，这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民间也呈现出一种积极拉近两国民间感情的态势。例如，中国媒体对此次日本大地震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大量解读日本政府如何应对地震、日本的防震法律和预警系统以及日本媒体专业、客观的报道方式。日本人救助中国研修生但自己却被海啸卷走的事迹，日本灾民真诚感谢中国救援队等新闻屡见报端。中国民众对日本人在大灾大难中表现的冷静克制和日本社会的井然有序予以高度评价，对日本人的防灾训练、防灾意识以及自救互助赞赏有加。3 月16日，100名中国学者发出倡议，“伸出我们中国人温暖的手，奉献我们中国人仁爱的心”。

但是，中日两国究竟能否实现建立伙伴关系，进而实现战略互惠的目标呢？有利的因素是大量存在的，因为这从根本上符合两国的利益。但中日伙伴关系的利益基础与掣肘因素是同时并存于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和经济利益等领域的，很难将其彻底撇清。中日作为两个近邻大国，在西太平洋地缘政治格局中由于我国有正当利益要维护而存在竞争。如今这一竞争越来越围绕海洋权益和航道安全问题而展开。中日两国都把在本国周边地区营造对自己有利的安全环境视为本国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在经济上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一方面为两国加强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两国在经济领域竞争的加剧，进而使地缘政治与安全领域的矛盾相纠结。尽管如此，对于东亚地区的共同责任使中日两国在认真考虑和对待建立伙伴关系的问题。对于中日伙伴关系来说，共同利益和长期友好可以相辅相成。中日双方应共同防止过度竞争对双边关系造成损害，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积极发展能够长期和平共处的战略关系，大力增进安全上的相互信任，加强对外战略和安全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保持一个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政治氛围，避免把过多的资源投入相互防范的“零和游戏”之中。

（五）中印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不断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顺应民心和历史发展的潮流，高层互访不断，民间往来频繁，科技文化交流成果喜人，经贸往来更是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双边关系呈多元特色，涵盖的领域非常广泛。

中印关系中合作内涵巨大。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大国、“金砖五国”的主要成员，两国的合作内涵巨大。中国政府珍视中印政治经贸关系的发展。胡锦涛在2006年上海合作组织年会上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说，“2010年，中印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2011年是‘中印友好年’，双方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增进了传统友谊，促进了互利合作。中国致力于发展同印度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政府既定的政策。我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印关系一定会不断走上新台阶。”中印在能源领域、国际反恐、海上通道保护和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开展了许多的合作。2009年，中印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进行了很好的合作，共同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中印关系中存在问题很多。一是边界问题。二是经贸关系问题。三是与巴基斯坦的关系问题。四是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关系问题。政治经贸关系中不利的印度国内因素。中印两国虽有着坚实的合作基础、传统的友谊和共同的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国内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负面因素也颇多，一旦印度政局出现反复，它们将会阻碍中印政治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应引起我们的警惕。

中印边界问题仍是当前中印关系最大的死结。尽管年前温家宝和瓦杰帕伊总理为寻求永久解决边界争端而达成了一项突破性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但是，双方的几轮谈判还是无法取得根本性的进展。其主要原因，一是印度政局和社会极为复杂，各政治派别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识与观点不尽一致。二是印度是中印边界领土争端的“既得利益者”，它不会在边界谈判中轻易作出让步。三是由于印度有些舆论不恰当的宣传，不知中印边界战争真相的大有人在，对中国的误解仍然很深。第四，20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民族心中留下了极其沉重的耻辱感，同时也激起了印度民族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大国情结。印度开国元勋尼赫鲁曾坦言:“印度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这已成为印度全民族奋斗的目标。遗憾的是，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极大地伤害了印度民族的“自尊和体面”，这也已成为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解决的无形的不利因素。

目前中印经贸中也存在着三大问题。

1.印度政府过分限制中国企业到印投资。这使中印经济贸易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

2.印度对中国商品的反倾销调查。这对中印双边贸易增长将会产生一定影响。

3.中印自由贸易谈判遇到障碍。新德里并不愿意过早地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因为担心这会为大批廉价的中国商品敞开大门，从而伤害到国内工业，同时给印度出口商造成损失。因此从2007年3月1日起，印度对出口中国的铁矿石征收每吨300卢比的关税。

印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战略玩家登上欧亚大陆的舞台，对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态势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除了在人口、文化上的优势和经济发展潜力外，印度在地缘政治上也处于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是各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同时，印度的战略雄心不逊于任何国家，其航母和远洋海军的发展、空间技术的开发、远程导弹的试射以及在非洲的战略开拓并未引起西方大国的担忧和遏阻，甚至还得到了后者某种程度的鼓励。虽然印度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不及中国，但其地缘优势和影响却不可小视。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战略关系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中印关系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开始显现出来。而西藏骚乱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新的刺激因素。实际上，作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和最主要的新兴大国，中印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战略竞争。这是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现实。另外，中印之间的历史心结即边界冲突和西藏问题，也并未解决。因此，2008年3月14日拉萨骚乱发生后，印度举国上下复杂和矛盾的心理表露无遗。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印度政府保持了充分的克制，为奥运火炬的顺利传递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民间和反对党则流露出不同的感受和看法，包括对西藏分离势力的同情，对北京奥运会的矛盾心理要求印度政府把对中国在西藏主权的承认与解决双方领土争端联系起来，甚至鼓吹与我国台湾地区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等。这一新的动向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印度的迅速崛起，使其在亚太地区的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对其十分有利的变化。特别是在2010年，印度政府利用巧妙的外交手段，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大国外交”，吸引了全球媒体的注意。当年下半年，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接踵前往新德里密集访问，并纷纷携带高级经贸代表团，与印度签署了数百亿美元的大单，成为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一幕。政治考量也是各大国争相与印度加强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看来，印度在其全球的地区战略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美国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改变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和格局，如何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避免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受到挑战，也是其战略考虑的内容之一。为此，除了加强与亚太地区盟友的关系之外，美国也越来越重视拉拢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以形成军事合作机制。因此，奥巴马政府鼓励印度在亚洲和太平洋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奥巴马访印期间，双方讨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亚洲安全问题。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强调称，美国“特别强调印度在确保亚洲秩序，平衡和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这和印度的战略意图也有不谋而合之处。印度海军在2004年提出海军新作战学说，将印度海军战略从近海防御和“区域威慑”思想转向“远洋进攻”战略，并制定出了“东进、西出、南下”的远景目标，即全面控制印度洋、东进太平洋、西出大西洋、南下非洲。而所有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以全面控制印度洋为基础的。同时，中国在印度洋与日俱增的军事存在和政经影响力，也引发了印度的疑虑。印度试图通过进入西太平洋来反制中国，而这也赢得了正疲于应对在太平洋影响力不断下降的美国的支持。可以说，美印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有许多共同之处。为此，印度对美国加入东亚峰会持欢迎态度，而且渴望与美国在亚太进行接触。

印度希望能够随着自身的崛起而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和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印度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夙愿，通过与大国的交往，特别是提供大额订单以获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其“入常”的支持，是印度希望通过经济手段开展大国外交以达到政治目标的考量的具体体现。果然，在巨额订单面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印期间于2010年11月8日的演讲中首次明确表示，美国将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法国总统萨科齐12月4日在班加罗尔访问时，也高调承诺法国将支持印度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则在12月21日与印度总理辛格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称俄罗斯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支持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和包括“瓦森纳安排”在内的多国出口管制机制。由此可见，印度通过提供商机换得的政治利益也是十分可观的。与此同时，为了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也往往主动出击，增强与东亚国家的关系。2010年10月24日起，辛格总理对日本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其间与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东京签署经济合作协议，为日本加大对印度的投资铺平道路。日印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表明双方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促进双方在稀土、稀有金属等的开发和再利用方面的合作。他随后还访问了马来西亚，与对方签署了数个有关信息科技、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生物科技以及能源的协议。10月底，辛格到达越南河内，参加了东亚系列峰会，开展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充分显示了印度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并在其中发挥影响力的意愿。

印度与美国加强战略关系将对中国产生长期的地缘政治后果，增加战略不确定。在小布什当政时期，美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帮助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世界大国。尽管印度的反应并不如预期的积极，但美国政要这类言辞的真正动机显然是想拉拢印度与崛起中的中国抗衡。美国的姿态对渴望迅速增强战略分量的印度并非没有吸引力，因此，印度是否会因与美国发展战略关系而改变自己的外交轨迹值得密切观察。一种有影响的观点相信，尽管中国和印度都不愿正视，但中美关系和印美关系事实上是一种“零和效应”，至少它在战略层面表现明显。这种判断可以解释中印战略接触中的某些现象。例如，印、美战略界人士在2002年提出“亚洲版北约”构想在中国国内引起猛烈抨击；2007年4月美印举行首次海上联合军演和同年9月印、美、日、澳、新（加坡）五国联合军演被媒体解读为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之举，并引起了中国的密切关注。换一角度看，印度对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出访中优先考虑中国感到强烈不满，颇多怨言，对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联合公报中提到“中美共同推动南亚和平进程”的提法更是耿耿于怀，甚至随后辛格总理访美受到破格接待也被认为是美国安抚因奥巴马访华带给印度的不满情绪。假设承认对美关系中的“零和效应”，即使印度继续强调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印度的崛起是否会成为美国在亚太、印度洋地区主导遏制中国崛起的新秩序的组成部分甚至印度通过“搭便车”而成为美国全球和地区战略的棋子，均将是值得高度关切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解读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在南亚的政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