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玄论战的三大思潮与两种文化

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过程中，科玄论战产生了举足重要的巨大影响，促进了此后中国两种文化的分化与重建，标志着中国两种文化路线初具端倪。在科玄论战之后，中国现代文化思潮基本上确定了未来发展的三大方向：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论战的展开，形成了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论战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也著文参战，主要支持了科学派反对玄学派，可称之为‘唯物史观派’。通过这场论战，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思潮：现代新儒学、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初步展示了未来的发展方向”^[17]。

科玄论战开启的上述三大文化思潮，实质上是王国维和梁启超两种文化不同路线的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与王国维早期论两种文化的西方文化语境一脉相承。现代儒学与自由主义，不过是梁启超后期论两种文化的中西文化比较路线的继续。胡适虽然责骂梁启超是科玄论战的始作俑者，但是其自己实际上和梁启超一样站在中西方文化之间，不断比较。不同之处是，梁启超经常回望中国传统文化；胡适则为西方科学文化欣喜若狂。

现代新儒学在科玄论战之后逐渐兴起，在中国两种文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过程中，慢慢取得重要的历史地位。虽然张君劢等玄学派不能与现代新儒学等同，但是，他们观点的确彰显出对传统文化的一定偏爱。玄学派主将们向西方人文主义大师学习、借鉴，结合传统的东方文化与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来思考中国的文化问题。这种思路与现代新儒学的文化路线是一致的。梁启超为此特别兴奋和自豪。“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坐是之故，吾国人对此方面诸问题之解答，往往有独到之处，为世界之任何部分所莫能逮。吾国人参列世界文化博览会之出品恃此”^[18]。

就像胡适虽没有直接参与科玄论战，却难以自居为桃花源中人一样，梁启超被公认为玄学派的幕后支持者。本书前文已经讨论过梁启超后期论两种文化及其价值取向上的两难之地。作为一位思想文化先驱，他热情拥抱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其前期理论的超前性使他成为时代的先锋，而后期文化思想的前瞻性又使他成为时代的边缘人物。曾经呐喊“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时代先锋，由于过早地警惕科学文化存在偏执的危险，而被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视作文化保守势力。梁启超后期对传统文化的迷恋，的确超越了其早期对科学文化的激情，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文化思想中现代新儒学的萌芽。

梁漱溟被公认为现代新儒学的先驱。其固然没有参与科玄论战，但是，他对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推崇与执着，显然把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完全独立于科学文化之外。而现代新儒学家如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不可能完全绕开科学文化语境来探讨现代新儒学的重构。他们首先必须厘清两种文化话语体系，才能承接张君劢等对科学文化的批判话题。当然，现代新儒学家们对科学文化的态度，也随着历史的变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与科玄论战中玄学派的主张一样，现代新儒学家早期对科学文化主要秉持着拒斥心。但是，到了第二代传人牟宗三那里，科学文化又成为了被整合的对象。“科学亦为儒家的内在目的所要求者，儒家并不反对知识”^[19]。

科学派推崇科学文化，几乎达到了宗教信仰的程度，科学文化成为自由的标杆。科学派不顾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采取了全盘西化的文化取向心态。科学文化在古希腊的文化传统中，是一种人文文化，是对自由的追求，也就是一门自由的学问。古希腊人的自由并不是来自感性的我行我素，而是来自理性的话语规则。“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是‘自由’，自由被他们看成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欧里庇得斯说：‘所谓奴隶，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自由的人是能够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如何才能发表‘自己’的观点呢？希腊哲学家发现，只有理性才能够保证这样的‘自由’。亚里士多德说：‘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使自己升华到永生的境界，使自己无愧于我们身上所存在的最优秀的品质而生活……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而‘理性’就体现在‘科学’之中”^[20]。

胡适的全盘西化论，是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坚信一切学问均要以事实为根据，他的名言是“拿出证据来”。这种自由主义既代表着言论的自由、学问的自由及人格的自由等，更代表着理性的自由，是科学文化的核心内涵。“他们的科学方法泛化的主张，使得他们在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问题时，夸大了文化的时代性，从而导致了全盘西化的立场”^[21]。西方科学文化的理性传统与自由人文追求是内在统一的。所以，胡适本人和后来自由主义者殷海光等文化思想又有向传统文化靠拢的倾向。甚至自由主义新生代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也对“科玄论战”中科学文化思潮进行过批判与反思。但是，科玄论战中科学派所开启的自由主义西化思潮，确实为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功勋。

陈独秀等唯物史观派虽然在科玄论战的后期才参与其中，却在回答科学如何解决人生观的核心问题上大展身手，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国两种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后科玄论战时代三大思潮中传播与发展最为迅速的。

陈独秀标举的唯物史观抨击了范寿康的“先天形式”说、丁文江的“存疑的唯心论”及胡适的“二元论”等，显示出了其在解释历史及人的观念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什么先天的形式，什么良心，什么直觉，什么自由意志，一概都是生活状况不同的各时代各民族之社会的暗示所铸成”^[22]。

陈独秀认为，丁文江“存疑的唯心论”，非但没有回答科玄论战的核心问题，还为玄学派的合理化提供了空间。“号称存疑的唯心论，这是沿袭了赫胥黎、斯宾塞诸人的谬误；你既承认宇宙间有不可知的部分而存疑，科学家站开，且让玄学家来解疑。此所以张君劢说：‘既已存疑，则研究形而上届之玄学，不应有丑诋之词。’其实我们对于未发现的物质固然可以存疑，而对于超物质而独立存在并且可以支配物质的什么心（心即是物之一种表现），什么神灵与上帝，我们已经无疑可存了”^[23]。

而胡适的心物二元论也只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适之果坚持物的原因外，尚有心的原因——即知识，思想，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也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支配人生观——像这样明白主张心物二元论，张君劢必然大摇大摆的来向适之拱手道谢”^[24]。

显然，与科学派相比，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对玄学派的反击更为合理，更能戳到玄学派的不足之处，更能捍卫科学文化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又难于摆脱来自科学文化的影响，不可能对两种文化问题作更为深刻的探索。在科玄论战的科学派、玄学派与唯物史观派三者之中，后期参战的唯物史观派确有超越两者之势，成为后来的文化主流。中国学界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人类社会、指导人生观与世界观等方面的科学有效性，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的两种文化问题自此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语境。马克思主义两种文化观是中国两种文化中王国维路线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陈独秀的唯物史观是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偏重于“物质”的一面，更多地偏向了科学文化。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因为它一度遮蔽了马克思早期在“人文”的维度上的论述，尤其是忽视了其在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的人文关怀。马克思如此解释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25]。很明显，共产主义社会是两种文化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最佳社会形态。人文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不可或缺。

后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确也呈现出两种文化的两条线索。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沿着狭义的“唯物”方向传到中国，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两种文化的发展历程，出现了重科学文化轻人文文化的倾向。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走出了一条人本主义的发展线索，与人文文化的结合更紧，理论成就似乎也更大。

总而言之，科玄论战的爆发具有世界性的契机，已经不是简单的激进派与保守派的论争所能概括，因为它所涉及的议题已经与世界文化语境接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两种文化的探讨，是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文化价值问题。中国现代社会与物质文明，像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一样，需要相配套的文化价值体系来维持它的正常健康运转，这就决定了两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必将如影随形，永远无法卸脱。科玄论战注定了是一场没有最终答案的文化与思想论辩，却对中国现代社会思潮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与社会思潮发展密切相关的文化领域也无法脱离这一历史语境，并面临着两种文化价值的冲突与困惑。中国现代两种文化问题，自科玄论战之后，既有王国维开启的准西方路线的理论困惑，亦有踏着梁启超开启的中西文化比较路线前行的回音。

【注释】

[1]朱耀垠：《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2]吴国盛：《两种文化》，见《中国》2001年第4期，第4—15页。

[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973页。

[4][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27页。

[5][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65页。

[6]陈独秀：《序一》，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7]梁宗岱：《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见《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269页。

[8]参阅张君劢：《人生观》，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0—37页。

[9]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战时国际公法”》，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页。

[10]胡适：《序二》，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13页。

[11]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12]陈独秀：《序一》，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页。

[13]参阅胡适：《序二》，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14页。

[14]任叔永：《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8页。

[15]陈独秀：《答适之》，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6页。

[16]陈独秀：《序一》，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页。

[17]张利民：《重版引言》，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9]封祖盛：《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65页。

[20]吴国盛：《两种文化》，见《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第4—15页。

[21]洪晓楠：《“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思潮发展的影响》，见《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3期，第12—18页。

[22]陈独秀：《序一》，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23]同上。

[24]陈独秀：《答适之》，见张君劢等：《科学与人生观》，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25][德]马克思：《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