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科玄论战”的结果和意义
“科玄论战”，作为知识界的一场大规模论战，最终以科学派占上风为结局。这使得科学教育观念一时之间更加深入人心，“科学虽然受到一度的反对，但现在已深深地走入中国所有的青年的脑海中”。玄学派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他们追随者队伍的规模；但另一方面更说明了当时科学思潮在我国的流传情况，正如胡适所说的：“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这个名词就是‘科学’。”当中国还谈不上有什么科学时，我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首先从社会危机和文化心态出发，直接获得了关于科学的社会价值包括人生价值的概念意义。然而，正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这种特殊境遇，为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落户，以及扫清传统的文化羁绊，铺平了道路，并为以后我国的科学体制化创造了有力的社会影响。(26)这是“科玄论战”带来的一大影响。
“科玄论战”历时两年，众多学者都纷纷投入到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代表，吴稚晖和胡适，他们最后按照自己的意图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自然主义的“科学的人生观”，并且界定了“科学的玄学”的基本内容。
胡适就曾这样赞誉吴稚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所表白的观点，在文中，吴稚晖根据其“万物有生论”的机械唯物论宇宙观，将人生描述为一种“用手用脑的动物”在宇宙剧场的演戏，而理智、情感、意志统统被归为与物质之“质力”无异的神经反应。但灵界中的“上帝”、“神”、“灵魂”和“精神元素”等，在自然主义人生观中毫无地位。(27)胡适也建立了其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的建立，其基本的前提是天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新的物理化学以及一切科学知识体系之上。这种人生观的主要内容则是，以科学法则统辖的、包括社会人生在内的宇宙大法。这种新人生观的轮廓如下。(28)
（1）根据于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
（2）根据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
（3）根据于一切科学，叫人知道宇宙及其中万物的运行变迁皆是自然的——自己如此的——也用不着什么超自然的主宰或造物者。
（4）根据于生物的科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因此，叫人更可以明白那“有好生之德”的主宰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5）根据于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不过是动物的一种，他和别种动物只有程度的差异，并无种类的区别。
（6）根据于生物的科学及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
（7）根据于生物的及心理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的现象都是有因的。
（8）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道德礼教是变迁的，而变迁的原因都是可以用科学方法寻求出来的。
（9）根据于新的物理化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物质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静的，是动的。
（10）根据于生物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个人——“小我”——是要死灭的，而人类——“大我”——是不死的，不朽的；叫人知道“为全种万世而生活”就是宗教，就是最高的宗教；而那些替个人谋死后的“天堂”“净土”的宗教，乃是自私自利的宗教。
以上这种新的人生观的轮廓，胡适先生称之为“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后来他还对人生观作了简单的概括。(29)
（1）拿科学做人生观的基础。
（2）拿科学的态度、精神、方法，做我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方法。
（3）形成了哲学对科学的初步反思。
所以我们说，“科学派”在探讨用科学解决人生观的过程中，就已经蕴涵了一种处理科学与哲学的思路。王平陵在《“科哲之争”的尾声》一文中就将“科玄之争”称为“科哲之争”。在文中，王平陵对“科学”和“哲学”在辨明同异的基础上，还阐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哲学由科学而得材料，以充实其内容，可免踏于空虚的流弊；科学则由哲学而巩固其目的与基础，以获得论理的确实性。是以两者的进步，为相互关联的，科学进步，则哲学亦必进步；哲学发达，则科学亦必有同样的发达，两者各尽其职能，于是人生便得完全的进步了。”这种对科学和哲学的恳切评价，对建立“科学的人生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为科学在我国更好传播提供了研究的路径。
近代西方科学在我国被认同并予以接纳，是一个充满曲折的选择过程，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近代新学，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赛先生”被推上至高的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对科学文化的理解，也从最开始的由器物形态、制度形态演进到思想交锋，使得近代科学开始在中国土壤上慢慢渗透，也使我国从最开始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扩大到从制度、价值观等方面都全面吸收西方科学文化。虽然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一开始为了将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将其目的定于维护“中体”，这对后来国人正确认识科学产生了严重误导的作用，导致了科学精神培养的先天不足。但“科玄论战”的发生，对科学文化与中国人文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逐渐排除了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障碍，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准备，加速了科学文化在我国的扩散。这可以算是“科玄论战”的第三大影响。
当然，在丁文江的论述中，将西方哲学理解为是玄学是不正确的，哲学并不是专门研究“形而上的”、“超感觉的”、“超经验的”学问，因为它所讲的“本体”完全可以是“形而下”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中的最高“本体”——即所谓的“第一本体”——恰恰是“形而下”的、可感觉的、不出经验范围的。“形而上学”一词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第一哲学”，所谓“第一哲学”就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原理，也就是一切“科学”的最高原理。17世纪，哲学家笛卡尔写了本著名的《第一哲学沉思录》，他所用的“第一哲学”就是借用亚里士多德，其用意显然是强调“形而上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因此，他把metaphysics作为“根”，物理学当做“干”。而科玄论战中，却将“科学”与“玄学”对立起来，这是多大的误会啊！(30)
而且，从严复，到陈独秀、胡适，他们所谈论的科学更多的是指实证科学，“今欲学术兴，真理明，归纳论理之术，科学实证之法，其必代圣教而兴欤”。所以说，在这些先哲们的眼中，科学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是无所不能的，对于人生观的建立、德行的完善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对教育本身科学化的追求，表现了明显的“泛科学主义”倾向。虽然他们对教育本身的科学化追求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因为一味强调测量、定量，强调模式化，从而使科学教育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科玄论战”的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将科学推上了无限尊严的地位，将科学作为人生观的基础，包含一切普遍真理和信仰的对象。将科学推向绝对，这对科学和科学教育而言，都是非常不利的。“科学的绝对真理性淹没了科学赖以存在的自由批判精神，至此，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天平倾斜了，以致使原来与科学并重的人的个性不再是未来社会的价值纲领，原来竭力宣传和提倡的人的解放、个性自由也因此而走到了它的尽头。在这一中国式的唯科学主义的生成过程中，“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走向了对自己的否定。”(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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