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

所谓科玄论战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是指，论战的宏观框架延续了梁启超后期论两种文化的中西方文化比较路线。这场论战的直接导火索是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的《人生观》演讲（1923年2月14日）。而张君劢曾和梁启超一起游历过战后的欧洲，两人的学术趣味和文化主张具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梁启超虽然没有公然参与其中，却被公认为玄学派的精神导师。

科玄论战一开始就没有脱离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宏观架构。因为争论双方均不否认，现代科学文化是根植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土壤而绽开出一朵美丽之花。“科学文化乃近代西方文化的命脉，而对人生理想和伦理道德的高度重视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所以，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必然与中西方文化论争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争紧密相关”^[1]。“广义的科学指的是希腊文明传给欧洲的一份精神遗产，即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习得理想人性的基本方式。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服务于自由理想的”。而“近代科学是希腊科学传统的直接继承者，这种继承性体现在近代科学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2]。

关于西方两种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发展的概貌，本书上篇已经做了粗略勾勒。西方的科学文化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稀奇怪物，而是西方两希文化中理性传统的一次伟大复兴与发展。所以，在科玄论战中，双方均不自觉地将科学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而在讲玄学、讲人文文化的时候，又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性，追求一种普遍适用的人格理想，却忽视了对外在世界及人自身的客观认识。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不是科学文化，而是人文文化。

而且，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自从西学东渐开始，一直不绝于耳。不过开始人们常常比较谁优谁劣，当然也没有得出答案。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人们耳熟能详。而辛亥革命前后，杜亚泉、梁漱溟、章士钊、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讨论中西方文化的优劣以及“新旧调和”等问题。后来，中西方文化的优劣比较干脆悬而不论，大讲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借鉴。

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合理性遭到了千年不遇的危机。科学文化的“车轮”高速前行，探讨中西方文化的优劣已经没有必要，事实的答案似乎十分明显：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潮风起云涌。这很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西方文化历史：“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3]。五四以后，彻底抛弃传统文化，转而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似乎是大势所趋。中西方文化大论战最终是以保守派的失败而告终，激进派则在胜利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行。

然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科学文化在其本土遭到质疑。当时西方的人文文化思想已经转向关注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并反思科学文化的不足。一种反启蒙主义、反科学文化的思潮应运而生。克尔凯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被重新发现并得到重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论”、尼采的“酒神精神说”，以及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倭铿的“精神生活哲学”、杜舒里的“生机论哲学”等，受到西方文化世界的重视。

“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两种最后成分”^[4]。叔本华对人生意志的强调，类似于克尔凯郭尔的个体性生存，都大讲人的主体性，而不是世界的客体性。科学文化不是这些伟大哲人的兴趣所在。尼采尖锐地批评了古希腊以来西方的理性主义即日神精神，高扬酒神精神的个体生存意义。“科学受它的强烈妄想的鼓舞，毫不停留地奔赴它的极限，它的隐藏在逻辑本质中的乐观主义在这界限上触礁崩溃了。这时便有一种新型认识脱颖而出，即悲剧的认识，仅仅为了能够忍受，它需要艺术的保护和治疗”^[5]。他们均是一战之前反思科学文化的先驱，是西方新型人文文化的捍卫者。王国维就深受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开启了中国两种文化的新路线。而鲁迅早期深受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影响，继续沿着王国维的两种文化路线前行。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文化出现了人文转向。科玄论战中的玄学派紧跟西方文化转向的步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倭铿的“精神生活哲学”及杜舒里的“生机论哲学”等逐渐被玄学派大将张君劢等引入到中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继承了叔本华、尼采等哲人情感意志方面的偏执。杜里舒则从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方面来探讨自然科学作用的有限性问题，从而质疑科学文化。梁启超极为推崇的倭铿则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重要，坚持了较为显著的人文主义立场。而且这种立场更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知音。

而且，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跟随梁启超到德国拜访过倭铿，并且后来师从倭铿主攻中西方哲学，后来又去法国拜访过柏格森，与他探讨了许多中西方哲学与文化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西方知名的人文主义哲学大师应邀到中国来讲学，他们的哲学与文化思想开始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广为传播，并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形成天然的默契。倭铿由于年事已高，未能成行。杜里舒则于1922年10月14日在张君劢的陪同下到达上海，后来在中国上海、南京及杭州等地系统地讲述了其生机论哲学主张，其讲演稿后编辑成书，即《杜里舒讲演录》。期间，报纸杂志等还专版报道西方当时的新兴思潮。如1922年《民铎》杂志的“柏格森专号”，1923年4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杜里舒专号”等。

由此可见，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人文主义转向，给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学派主将张君劢、瞿菊农等人都深受到当时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张君劢的主张明显地与倭铿哲学一脉相承，而瞿菊农则深受杜里舒哲学的影响。然而，玄学派并不是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化问题，而是在西方两种文化的对立中，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他们师从西方哲人，并没有像王国维那样细致而又深入地踏进形而上学的殿堂，而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与西方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潮存在较大的相似性。所以，他们将科玄论战的框架不自觉地向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路线靠拢。

当然，科玄论战不同于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接纳西方的科学文化。而科玄论战的玄学派是在西方两种文化斗争正酣之际，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意义与西方人文文化的互通性。玄学派虽然为中国传统文化摇旗呐喊，却又不是之前故步自封的保守派，他们大多经受了西方现代人文文化的洗涤，具有较为开阔的文化视野。所以说，一战后的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转向保证了此次科玄论战中两种文化的平等地位，使得这次论战从根本性质上不同于之前的中西方文化论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