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方新闻评论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中的中西方新闻评论

比较研究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它可以从宏观与微观、时间与空间等不同角度展开。由于新闻评论自身是一定思想观念的再现与体现，同时又是新闻传播事业借以影响社会进程的重要方式，因此，本节将从中西方新闻评论的观念着手，着眼于两者的当下与未来，比较其异同。并且，观念作为现实的一种建构力量，通过比较它们，有助于我国新闻评论事业的未来发展。

一、传媒性质观

传播媒介是新闻评论的载体，也是新闻评论面向社会、影响社会的渠道，中西方对传播媒介性质的不同理解与使用，导致新闻评论呈现出很大的面貌差异。应该说，这一差异是根本性的，其他一些观念分歧事实上大多可以导源于此。

西方对传播媒介性质的认识是建立在盈利性与社会责任基础之上的。美国学者勃莱纳在《报纸的特殊地位》一书中说，报纸有两重性:报纸一方面是一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下的私营企业，另一方面报纸也是我们民主社会和政府能够顺利存在下去的必不可少的一种多元性质的事业。另一位美国学者甘塔尔在《新闻学探微》一书中指出，报纸既是一种社会组织，又是一种商业组织。读者希望于它的是为社会服务，股东希望于它的是能够赚钱^[33]。英、法以及德、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传媒观与美国基本相似。

在这种传媒性质观念引领下，西方的新闻评论强调独立、公正。因此，独立性原则成为西方新闻评论最基本的原则，公正评论更是成为西方新闻评论的生命线与护身符。报纸在立场上标榜“超党派的独立报纸”。美国《新闻条约》第一条规定:“富于党派色彩的社论，有意离开真理，就是破坏了美国报纸的最好精神。”在“社论版对页”刊登“读者投书”，已成为美国报刊用以展示不同意见的普遍做法。

评论不仅独立于政党，同时也独立于政府。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说:“人民有权监督政府，这种监督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来实现呢？最主要、最经常的中介就是报刊。”^[34]《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过大量抨击美国政府的言论，其前总编辑雷恩斯说:“我们从来没有因发表社论而遇到什么麻烦，从法律上讲，他们（指白宫政府）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他们会不高兴，因此他们会很有礼貌地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不满。我们呢，会认真而有礼貌地倾听——请注意，要很有礼貌。听完电话或看完来信后，我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们的评论方针不会作任何改变。”^[35]

中国对新闻媒介的性质的认识曾经有过不少探讨争论。改革开放以来，代表性的看法是“喉舌论”。胡耀邦同志在《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一文中曾指出:“我们党的新闻事业，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业？就它最重要的意义来说，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可以说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36]江泽民同志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明确表示:“我们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性质，又说明了它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37]虽然随着中国新闻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化，中国媒体的双重性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已经得到了业界内外的普遍认同，但媒体的“喉舌”性质从未动摇过。

在“喉舌论”新闻传媒观念指导下，中国的新闻评论旗帜鲜明地强调政治性、倾向性。因此，评论一方面要贯彻坚强的党性，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关注并指导群众运动的展开；另一方面评论要根据当前的政治状况进行热情的鼓动、宣传，尤其在思想战线上，党报社论应该进行经常的坚决的思想斗争，宣传共产主义的理想与思潮，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与愚昧。

西方新闻评论同样具有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经过了客观性的包装，读者不容易察觉。并且，理论上说，倾向性是受西方媒体排斥的。世界十大日报之一的墨尔本《世纪报》（The Age）曾这样描述报纸的标准:

报纸的责任是暴露而不是反对，它应追求真理但不推波助澜:它是警觉的，但并非是政治上的狂热分子。它展示批评，但并不推翻什么。它尽可能迅速、准确、公平地报道新闻——它反映政治但并不卷入政治，它对政治问题进行报道和评论，但不带任何政治动机^[38]。

如果某家报纸的倾向性过于明显，会招致同行乃至读者的公开不满。如《芝加哥论坛报》在麦考密特上校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走向了保守主义的极端。该报纸常常发表言辞激烈的社论，使得该报一度因政治上的偏颇遭到普遍批评。20世纪30年代，该报甚至用尽一切方法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及其推行的新政，结果在1936年的一次民意测验中被评为“最不公正和最不可靠的报纸”。1947年该报被各新闻媒体驻华盛顿的记者评为“一家最明目张胆地带着偏见报道新闻或添油加醋加以渲染的……报纸”^[39]。

西方新闻评论的倾向性主要是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来实现的。美国传媒学者对这一功能的解释是:“受到某种议程影响的受众成员会按照该媒介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看法。”^[40]如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中国国内爆发了反美浪潮。美国主流媒体大多避开被炸事件本身，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大学生的游行抗议的行为上。在大量的社论和评论中，美国媒体回忆起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认为中国人在整个20世纪都是反美的；美国媒体上大量刊登的有关美国使馆被砸的照片提醒美国读者这是一场野蛮的、冲动的、不文明的运动。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则被冠之以“民族主义”。传播学者胡钰认为:这种煽动性的报道和倾向性的评论，带来的效果是显著的——美国人头脑中关于中国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同年6月，《时代》周刊与CNN有线电视台公布的民意测验说，美国人认为中国是比伊拉克、南斯拉夫更大的敌人:46%的调查对象把中国看做是个威胁^[41]。

二、新闻评论的功能观

西方新闻评论的功能一言以蔽之是“为受众服务”。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42]:

（1）帮助读者在纷纭复杂的事件报道的阅读中理清头绪，特别是提供认识、思考有关问题的方法并给他们借鉴。

（2）促使读者开动脑筋，帮助他们从盲信或幻想中解脱出来代之以理性思考。

（3）给舆论以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得一旦大事临头需要大众做出选择时，他们的决定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由于长期受到影响而养成了思考问题的习惯，从而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

因此，评论者的职责首先并不在于告诉读者思考什么问题以及怎样去解决它。他没有资格把自己当成智慧的化身。其最重要的责任应当是激励读者思考问题并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读者赞同你的观点固然可喜，但如果他们不赞成，也不是坏事情。评论者在一篇评论中首先要表达的意愿是:“来，让我们好好想想这件事情。”这一点与第一项职能联系起来认识，评论对于事件重要性的强调和其对背景、意义等的解释分析，均应看做是给读者提供思考的便利，以帮助激励思考。

（4）帮助读者维护自己的民主自由权利。特别是防止政府决策可能造成的损害。支持他们为建设美好生活而努力。

所以，评论的又一重要角色是“哨兵”，保卫民主与自由，特别是防止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大最终导致专制。评论对于政府的政策措施，更多的不是解释宣传，而是批评监督。

（5）使读者在读新闻时能够识别编辑的偏见，认清事实真相。

中国新闻评论的功能则把“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和最大追求。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准确及时地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其变为广大干部群众的统一行动”；“二是切中时弊，扶正祛邪，为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积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43]并且，尤为强调评论的舆论导向作用。所谓导向，就是通过正确舆论的传播，正确指导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

同时，中国新闻评论并不排斥评论的舆论监督功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等电视评论节目就是以其强烈的舆论监督色彩而受到各方（包括中央领导）重视的。

学者孙旭培等对舆论监督下的定义是:“指公众通过新闻媒介对公开的党务、政务和一切公共事务，对国家机关各级公务人员施政活动，以及社会公众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艺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监督。这种监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评又包括评价和建议。但新闻媒介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是中国现阶段舆论监督主要的和常见的形式。”^[44]中国新闻评论在行使舆论监督功能的过程中，常见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导向作用之间的关系。

1997年8月24日，郑州《大河报》报道了河南某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驾车撞人案，并配发了评论，其中指出:“……现在，还不知道开车的是何等人物，能坐皇冠，想必有点来头，但不管你有多大来头，如此行径也不能逃脱法律的惩处和舆论的谴责。请记者务必跟踪调查一下，将此车此人的‘来头’公之于众，让他在太阳底下亮亮相。”27日，张金柱的名字终于在《大河报》上公布后，一时间全城舆论哗然。全国多家报刊发表了相关评论，公安干警的形象与行为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长时间积累的警民之间的矛盾有激化之势。“为了引导舆论，说服群众，防止群众过激的言行造成对立情绪，《大河报》立即调整报道方向，适时推出了第二篇至关重要的言论《再呼公安万岁》”。该文“讴歌了河南公安干警的英雄事迹，并且指出，像张金柱这样的人物，只是公安队伍中的极少数。言论热情赞扬了省委、省政府、公安部门在‘8·24’事件中的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鲜明的态度”^[45]。

“张金柱事件体现了中国新闻监督的巨大威力，但留下的疑问也是发人深省的:假如没有上级批示，《大河报》还敢点名吗？中国新闻监督的一大特点是:媒体在暴露重大事件之前，一定要得到有关权威机构的批准。”^[46]得不到权威机构的批准，新闻媒体乃至言论的舆论监督功能就难以行使。这与西方媒体中的言论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性力量对政府官员进行舆论监督是很不一样的。因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了两者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区别:“中国的舆论监督不是独立的媒体力量根据法律对政府进行监督，而是由政府控制的，根据当前政策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有管理的舆论监督，在本质上乃是一种行政／领导监督。”^[47]

三、新闻评论的受众观

受众对于西方新闻媒体乃至新闻评论而言，无异于上帝。因此，评论在选题、写作风格乃至编排等诸方面，都围绕着赢得读者及帮助读者进行。为了测量评论的效果，一些媒体的评论编辑部还定期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做民意调查，以获得受众对媒体言论的反馈，及时调整、更新自己的编辑策略与评论选题。

中国新闻评论的受众观与中国媒体的受众观紧密相连。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新闻媒体强调对受众的指导性，其含义为:“新闻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用党的方针、政策来影响、指导受众的思想和行动，帮助受众明白形势，明辨是非，引导人民群众同心同德，共图四化大业。”^[48]鉴于受众在新闻传播事业中的重要地位，譬如学者李良荣在《新闻学导论》中认为受众对新闻传播有以下三方面决定性的影响:1）受众决定着新闻传播内容的取舍；2）受众决定着新闻传媒的风格；3）受众决定着新闻改革的方向和过程。中国传媒受众观的状况大体可以表述如下:“毋庸讳言，中国的新闻媒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以传者为中心的，媒介生产什么，就要求受众接受什么。1956年当代中国著名的新闻学教授王中提出‘读者需要论’，以后长期被当作资产阶级观点加以批判，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平反。但对受众的真正重视和尊重，那是在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当新闻媒介真正走向市场、参与市场竞争以后，新闻媒介的从业人员才懂得，受众是新闻媒介的‘衣食父母’，是新闻媒介真正的‘上帝’。中国的新闻媒介人这时候开始了从传者为中心逐步向以受者为中心的过渡。伴随着这一过渡，新闻媒介更加重视对受众的调查，真心实意地倾听受众各种形式的反馈。”^[49]

中国新闻评论的受众观主要体现在要密切联系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方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曾较好地实现了这一观念^[50]。这个节目开办于1992年10月，每周5次，每次50分钟。它每次选择一个市民关注的话题，邀请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到电台直播室当嘉宾，与打电话进来的市民，以及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相互对话，共同讨论。譬如，该节目曾对“该如何惩治上海汇龙化工公司偷排有毒污水事件”进行过相关讨论。这个公司多次向河道排放有毒污水，屡罚屡犯，甚至曾经被当场抓住过，但市环保局有碍于求情者，终于“人情大于法律”，未动真格处理。当《市民与社会》将这一事件公开讨论时，请区环保局领导详细介绍事实经过，随后请市民们就这起破坏环保事件发表意见。当时市环保局正在开会，临时中断会议收听广播。听众们严厉批评了汇龙厂明目张胆的排放行为，强烈要求上诉法院，并关闭工厂。听众呼声所特有的震撼力，使市环保局受到了教育，获得了支持，他们排除干扰，最终采纳了听众的意见。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曾经赞扬:“《市民与社会》是中国独特的公众论坛。”

不过，我们仍要看到，中西方受众观念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尽管受众的地位在中国新闻传播业界越来越高，但它从未达到过“上帝”的高度。受众能够参与的话题是有限的。仍以《市民与社会》为例，“在话题的选择方面基本上是关于民生的市政建设、城市改造、经济消费、青少年教育、家庭关系、社会公德、法律法规等等，而关于国内国际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就基本不涉及。另外，对有些敏感的‘热点’问题欲言又止，影响了其在公众中的美誉度。如在有关的一次‘下岗女工如何重新自立’的讨论中，由于听众电话内容单一，且又都是下岗女工顺利找到工作的电话，讨论效果大打折扣，听众在后来的来信中对这次讨论提出了批评。原来这是接听电话的编辑怕有情绪、反映困难的电话接进来会产生不好的后果所致。”^[51]

四、实例分析中西方新闻评论的差异

1.议题选择安排方面的比较

为了便于大家更为直观明显地辨识出中西方新闻评论存在的差异，我们选取了《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2005年12月25日至2006年1月3日期间发表的社论进行分析。

表一　《人民日报》

表二　《纽约时报》，均发在社论版

续 　表

比较以上两表，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的社论在数量上相差较大。在2005年12月25日至2006年1月3日这10天中，《人民日报》共发表社论7篇，《纽约时报》共30篇，社论占的分量很重。此外，在发表的日期上，《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的时间并没有规律，一般以重大事件的发生为标志。《纽约时报》则相对来说比较规律，平均以每天2～3篇的速度发表社论。

在议题分布方面，两者的区别同样十分明显:

《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社论议题分布对比

《纽约时报》的社论议题主要源于读者的需求和愿望。因为受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读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只有将报道的信息和观点卖给陌生的受众，才能赢得生存的空间。相比之下，政府与他们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利害关系。能与政府保持良好关系，自然很好，但他们不必也不会为了讨好政府而牺牲读者的利益。所以从议题的选择来看，他们采取的是读者优先原则。在这10天里，《纽约时报》的社论议题来源十分宽泛，内容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社会类议题占到了23.3%，比重高于政治类、经济类。西方媒体认为，社会类议题最能影响普通读者的日常生活，它们自然也就成为媒体密切关注的核心议题。

中国媒体的性质是公有制媒体，它作为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而存在。类似于《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党刊，在评论议题的选择上强调要体现“上面的精神”。以《人民日报》这10天发表的社论来看，不难发现，它们都是针对我国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评论，并且都是站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和立场上，或赞扬、或指导、或表扬。在选题的范围也以政治类议题为主。

2.评论文章风格的比较

在新年到来之际，或是在重大节日时，发表一些应景的社论，是中国媒体的惯例。2006年元月1日，《人民日报》的社论是《伟大的开局之年——元旦献词》。全文如下——

伟大的开局之年（社论）

——元旦献词

2006年的钟声响起，我们送走了硕果累累的“十五”，迎来“十一五”开局之年的第一缕阳光。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们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祝福。

“十五”时期是我国历史进程中不平凡的五年。面对动荡起伏的国际环境，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的严重冲击，面对纷繁复杂的改革和建设任务，我们正确判断形势，积极有效应对，牢牢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步伐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个充满活力快速发展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一个更加成熟更加坚强的党带领13亿人民阔步向前。

刚刚过去的2005年是“十五”时期的最后一年。在这一年里，我们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都取得新的进展，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进。国民经济呈现增长较快、效益较好、价格平稳、活力增强的态势，特别是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所提高、发展的协调性有所改善、关键领域的改革有所突破，“十五”计划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顺利实现。200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表明: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能不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一个志在伟大复兴的民族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一个坚持改革开放的大国理当对世界有所贡献。从2006年开始，我们迈入了不同寻常的“十一五”时期。“十一五”时期，我们将实施中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实施中央作出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部署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这五年我们能否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科学发展轨道上取得显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能否承前启后地抓住本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决定着到2020年我们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到本世纪中叶能否基本实现现代化。

2006年是“十一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十一五”的壮丽画卷将由此铺展，下一步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将由此开启。一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将在这一年开始破题，一些发展瓶颈和体制障碍将在这一年有新突破，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将在这一年逐步启动，一些历史性任务将在这一年深入推进。这将是一个深化改革之年、科学发展之年、促进和谐之年，也将是一个希望之年、奋斗之年、前进之年，是站在新起点、肩负新使命的开局之年。

做好“十一五”开局之年的各项工作，关键是要进一步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头脑，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要紧密联系实际，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基本要求，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今年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这就需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快又好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要稳定宏观经济政策，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节约能源资源，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继续推动东中西良性互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推进体制改革，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积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全党全国要团结一心、埋头苦干，切实抓好这些主要任务，为顺利实施“十一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

党的坚强领导是做好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着力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和务实创新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坚持求真务实、与时俱进，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更好地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立足科学发展，着力自主创新，完善体制机制，促进社会和谐。

历史召唤我们，时代激励我们。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扎实工作，在新的一年里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胜利。

《人民日报》（2006年1月1日）

这篇社论的主旨是归纳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十五”规划期间所做的成绩以及“十一五”规划中将要达到的目标。所以它的结构很鲜明，前面的1～3段是总结“十五”期间所取得的成就，第4段是个过渡段，从2005年过渡到2006年，从“十五”过渡到了“十一五”，接下来的5～9段就是论述未来工作的重点及其重要意义。因此，这篇文章的气势宏伟，基调积极向上，呈现出强烈的乐观自信色彩，同时也体现出了中国主流报纸鲜明的党和政府的意识形态色彩。

与很多《人民日报》社论一样，全文在诸如“历史召唤我们，时代激励我们”等号召性的语言修辞中结束。

《纽约时报》的元旦社论题为《2006年，让贫穷成为历史》，全文如下^[52]:

2005年是全球各国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发表演说要与第三世界的贫穷进行斗争的一年。但是事实上，哪怕只要有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那么2006年也必然是真枪实干的一年。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把非洲的贫困说成是“对我们这代人道德底线的挑战”。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曾谈过可以使贫穷成为历史的发生机制。布什总统曾经两次于世人面前承诺，要显著提高对贫穷国家的发展援助。第一次是在7月份苏格兰召开的八国集团峰会上，他呼吁对非洲提供双倍援助直到2010年。两个月后，他在纽约召开的一次联合国会议上再次呼吁，敦促“蒙特雷公约”生效，而“蒙特雷公约”旨在呼吁富国将它们的对贫穷国家的发展援助资金提高到国内总产值的0.7%。

最终，上个月在中国香港召开的世贸组织会议上，来自149个国家的商业部长一致同意免除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直到2013年，希望此举能给那些贫穷国家的农民提供新的机遇——如今这些农民正在和那些享受补贴的农产品竞争。部长们郑重宣告要对穷国提供技术出口协助，并且将在今年取消棉产品的出口补贴。

这些都是漂亮话。今年，我们殷切期望这些在世人面前吐露豪言壮语的人能付诸实践。如果这些全球领导者们还不把他们在世纪末酝酿出来的千年发展计划付诸实践，以使贫穷成为历史的话，那么一切都只是空谈。现在，应该把实实在在的钱投放到以村为基础单位的供水工程上；现在，应该将钱花在疟疾疫苗、防治艾滋病的药品、用于防蚊虫的网兜以及扶持学校发展的计划上了。应该有办法避开腐败的当地政府，而把援助资金直接送到那些有需要的底层人民手里。现在，应该让布什总统去国会恳求议员们为他的千年挑战报告划拨充足资金了，而该报告是旨在为那些有权利获得更好的发展政策的穷国提供进一步的帮助。这是个值得为之努力的计划，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其执行情况还是资金运作都毫无生气。

英国、法国和德国已经将它们的扶贫目标连在一起了——它们将为发展计划提供占国内总产值的0.7%的资金援助，并为此制定了时间表，计划在2015年实现目标。美国并没有如此具体的计划（鉴于美国的声望，美国确实与其他6个富国达成了一项免除世界上某些赤贫国家的400亿美元债务的协议）。

2006年的世界不再需要什么关于全球贫穷的演讲了。每年600万死于疾病（事实上，这些疾病只需要极少的钱便可以轻松治愈）却不到5岁的儿童们不再需要那些虚无缥缈的目标了。4 000万仍然无法上学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也不需要它，3亿无法获得干净水源的非洲人更不需要。我们不再需要空谈。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决心应该是我们究竟可以使去年的多少承诺付诸实施，而不仅仅是纸上谈兵。

《纽约时报》（2006年1月1日）

这篇社论同样是站在“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角度上展开的，但它的主题却是全球性的贫困问题。第一段是综述，原文中的“banner”一词用得很妙，它的原意是“旗帜”的意思，用在这里恰到好处地展示出各国政要纷纷发表关于贫穷的演说的那种热闹的场面，让人不由得产生一种哗众取宠的错觉。“but”一转，很自然地道出了论者心中真切的期望。

接下来的一段是对各国政要们在2005年发表的豪言壮语的介绍。论者在这里保持着一种客观态度，但其中的不满不难体会。不论是布莱尔，还是安南，抑或是布什，他们对贫穷的宣战都显得空洞无力。因此论者笔锋一转，警告这些政要们要他们买单的时刻来了，是纸上谈兵还是真的救助穷人，时间这架天平已经在开始工作了。可以说，文章的整体风格是委婉地讽刺劝告，但并非激烈的指责批判，其语气是敦促性的，希望贫困问题能够在2006年得以迅速解决。这篇社论体现了评论者以及《纽约时报》的立场与价值观，而不是美国政府的。当然，它带有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色彩，譬如其主题的选择就明显是美国式的，毕竟当前只有美国社会才有超级大国的心态，才会把世界性的贫困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应该说，中西方新闻评论在语言、结构、选题诸方面都呈现出不小的差异。这种差异是那样明显，以至于同一主题的评论，不用标出所载媒体，读者就能够轻易地辨别出哪一篇评论文章是中国媒体发表的、哪一篇评论文章是西方媒体发表的。广播、电视方面的情况同样如此，而且更加一目了然。这背后除了观念的差异外，体制、文化等其他因素同样值得重视。但是，本书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指出差异既不是妄自菲薄、追慕西方，也不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这里没有价值判断的意味，只是希望能够达到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目的。

◇ 思考与练习:

1.中西方新闻评论存在着哪些观念方面的差异？

2.如何理解中西方新闻传媒不同的性质观？

3.中西方新闻评论的功能存在着哪些方面的异同？

4.请具体分析美国《纽约时报》的某篇或某段时期的社论，看看它是如何体现“读者是上帝”这一受众观的？

5.请就相同主题，选择中国与美国的社论各一篇（可由指导教师提供），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尤其要注意分析其中的倾向性是如何体现的。

【注释】

[1]“士”并非一开始就带有今天知识分子或知识阶层的含义。据史家考证辨析，直到春秋晚期以后，伴随“士民”观念的兴起，“士”才成为中国知识阶层的“最清楚的标帜”。参阅余英时，《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一文，《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2]丁法章:《新闻评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1页。

[3]〔英〕米怜:《基督教在华最初十年之回顾（1819）》，马六甲英华书院1820年版。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6页。

[4]《本馆条例》，载《申报》，1872年4月30日。

[5]李瞻、石丽东:《林乐知与万国公报》，香港大学1972年版，第80页。

[6]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7]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6页。

[8]王韬生平事迹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参阅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全文请参阅本书附录四。

[10]《中国名记者传略与名篇赏析》，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11]《本局布告》，载《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2]《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13]可参阅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页。

[14]《新小说》第一号，1902年。

[15]《时务报》，1898年8月18日。

[16]《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1901年12月21日。

[17]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18]《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1页。

[19]同上书，第204—205页。

[20]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21]穆欣编:《邹韬奋新闻工作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275页。

[22]张季鸾:《蒋介石之人生观》，参阅本书附录五。

[23]此段论述参阅胡文龙主编:《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24]“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

[25]“帮八股”指“四人帮”时期的一种文风，具体表现有:言之无物，又长又臭；穿靴戴帽，千篇一律；弄虚作假，欺骗读者。

[26]赵鼎生:《西方报纸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27]以下内容参阅李良荣等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256页，本书作者略有改动。

[28]转引自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29]〔美〕罗纳德·斯蒂尔:《李普曼传》，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30]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2—55页。

[31]李良荣等:《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页。

[32]此5项功能在此章下一节内容中有详述。

[33]转引自童兵:《比较新闻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页。

[34]转引自杨名品:《新闻舆论监督》，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35]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36]胡耀邦:《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转引自《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37]江泽民:《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转引自《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页。

[38]The Age，16 March1976.转引自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

[39]转引自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40]〔美〕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44页。

[41]胡钰:《大众传播的效果》，转引自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42]参阅李良荣等著:《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1、252页。

[43]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5、56页。

[44]孙旭培等:《推进舆论监督的三项举措》，第二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论文，2002年12月。

[45]转引自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46]转引自张威:《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264页。

[47]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焦点访谈的实践和新闻改革的思考》，载《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转引自齐爱军《新时期舆论监督的三种话语形态》，第二届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论文，2002年12月。

[48]李良荣主编:《新闻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49]李良荣:《新闻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50]以下内容参见顾潜:《中西方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59页。

[51]顾潜:《中西方新闻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0页。

[52]本文由曾小娟同学译出初稿，本人做校对，并得到了杨鹏、吴霞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