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论战”的发生

第一节　“科玄论战”的发生

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成为了科玄论战的导火线，到1924年8月陈独秀发表《答张君劢及梁任公》为止，前后历时一年多，参与论争人数多达四五十人。在论战过程中，胡适、吴稚晖、任鸿隽、唐钺、王星拱等为丁文江呐喊；而梁启超、林宰平、瞿菊农则替张君劢助威。到了论战后期，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人也相继参战，他们对“科学派”和“玄学派”都作了批判，但相比之下，较倾向于科学派。

“科玄论战”，作为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和科学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认识世界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逐渐被国人所接受，有相当一批人秉持“科学万能论”的思想观念。同时，就在这一时期，西方形形色色的哲学思想开始传入我国，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论等，如此多的哲学流派涌聚到同一时空必然要发生激烈碰撞，而“科玄论战”的爆发正是这种碰撞的火花所酿成的。

在20世纪20年代前夕，当“赛先生”的旗帜被高高举起时，反对的力量也在酝酿着，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代表。

这位从1898年到1912年一直主张学习近代科学的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访问欧洲，亲眼目睹了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是，他撰写了《欧遊心影录》一文，把由于战争而使文明遭到的毁灭性打击归咎为“科学的破产”。他这样写道：“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以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¹⁾“因科学发达，生出工业革命，外部生活变迁急剧，内部生活随而动摇……人类的自由意志，不得不否认了。意志既不能自由，还有什么善恶的责任……宗教和旧哲学，既已被科学打得个旗靡辙乱……所以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²⁾

梁启超的这一系列言辞，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但为以后发生的“科玄论战”埋下了伏笔，有人就借助这样的观点来表达他们对西方科学的不信任情绪，高呼：“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就是以科学破产论为基调，来分析西方科学文化的疲软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在该书中，梁漱溟认为，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必须在这两条路之间做出选择；而这两条路，是不能调和通融的。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我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则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³⁾而现在，西方文化正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因此，复兴“中国原来的态度”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这样的论调与“五四”以来被高高举起的“赛先生”形象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于是，胡适站出来为之辩驳，“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不料还有名流学者出来高唱‘欧洲科学破产’的喊声，出来把欧洲文化破产的罪名归到科学身上，出来菲薄科学，历数科学家的人生观的罪状，不要科学在人生观上发生影响，信仰科学的人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能不大声疾呼出来替科学辩护吗？”⁽⁴⁾

1922年3月25日，胡适先生在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做了一场“科学的人生观”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胡适先生在同日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个提纲。⁽⁵⁾

（1）科学的人生观即是用科学的精神、态度、方法来对付人生的问题。

（2）科学的精神在于他的方法。

（3）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打破笼统的“根本解决”……人生问题都是个别的，故没有笼统的解决；从研究事实下手，不要轻易信仰，须要先疑而后信；一切原理通则，都看作假设的工具，自己的一切主张，都看作待证的假定；用实验的证据来试验那提出的假设，用试验的结果来坚固自己的信心，来消除别人的疑心与反对；科学的思想是为解决个别问题的，已得了解决法，即须实力奉行。科学的人生观的第一个字是“疑”，第二个字是“思想”，第三个字是“干”！

这次演讲，有人称之为拉开了“科玄论战”的序幕。正是以上这些学者对于科学及人生观问题初步的、不同的，然而又是积极的探索，为1923—1924年的“科玄论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