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都呈现出了独特而复杂的样貌。然而，深入探究之下，我们又可以发现二者深刻的内在关联。群众思想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由于社会管理滞后导致的，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大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力度；社会管理中面临着很多群众思想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就缺乏思想根基，新形势下必须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重要作用。社会管理创新是对社会系统的全面而深刻的调整，涉及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这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提供了发展的新机遇。

一、社会管理创新与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20]唯物辩证法中社会存在与社会关系的辩证关系给我们深刻揭示了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与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必然关系。一方面，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是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基础，社会管理水平是决定群众思想状态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保障与精神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软性管理手段，对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社会管理滞后是引发民族地区群众思想问题的重要根源，解决这些思想层面的问题必须从社会管理创新抓起。群众的思想状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其产生和发展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现实因素，这些现实因素是群众思想问题产生的根源和土壤。要解决群众思想层面的问题仅仅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出发是远远不够的，更要从现实因素出发、从根源出发来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当前，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状态总体上是稳定的，是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但是，社会转型阶段，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例如，不平衡心态的加剧、一些负面情绪和思想的蔓延等。这种思想苗头的出现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既有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因素，也有民族地区群众独特的思维特点的因素，还有个别群众自身的一些因素等，但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上的问题虽然在个别地区和群体身上表现得比较严重，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矛盾还会进一步激化，但总体上说来，民族地区群众思想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都是由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引发的，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由于民族地区社会管理滞后导致群众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引发群众思想上的负面情绪和看法。

例如，2008年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了一起由少女自杀事件而引发的严重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事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反思瓮安事件时指出：“这次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21]从2000年到2007年，瓮安县的财政收入翻了一番，但是随后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正如石宗源同志所说，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是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失衡，经济发展了但是社会管理却长期滞后，经济发展中所积累的矛盾得不到有效化解，群众的困难得不到解决，群众心理上自然有情绪、有怨气。社会转型期，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状况比其他地区群众更为复杂、思想问题也更多、影响也更大。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管理创新作为加强和改进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将思想辅导、心理疏导、利益促导、价值引导与切实解决问题根源有机结合，提高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其次，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群众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文化素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成员文明素养的主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和衡量指标。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则能够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激励、教育、引导、凝聚等多种作用，本身就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必要手段。近年来在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定程度的削弱，出现了重视不够、理念不新、方法不活、措施不灵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功能、实效受到很大影响。思想文化阵地先进的思想文化不去占领，落后消极的思想文化就会去主动占领。部分民族地区非法宗教活动蔓延、极端思想扩散传播的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地区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出现了放松，群众的思想价值导向出现空缺，给境外宗教组织向境内渗透提供了空间。群众的思想缺乏有效引导调控，各种消极落后和腐朽思想就会沉渣泛起。加之，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历史和现实发展的特殊性，部分群众的思想文化素质还相对比较低、群众思想中本身就有不少落后因子。因而，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上这些问题，一方面成为了诱发民族地区社会治安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思想根源；另一方面，也为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将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管理的其他方面创新措施有机结合，全面提升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和道德文明素质，进而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管理手段和途径并加以细化和规范化。

最后，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与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协同，就必须对二者进行要素、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合。社会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是相互独立运行的系统，各自以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发挥作用，二者在交互作用的过程中都对彼此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然而，二者现实作用的局限性又验证了二者关系在实践运行中与理论预设存在差异。这就迫切需要对社会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系统整合，使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在要素、结构等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进而发挥最大的整体合力。具体而言，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与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系统整合，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素整合。也就是把各具特性和功能的要素按照求同存异的原则整合在一个架构体系内，要素整合是两大系统整合的基础和前提。二是结构整合。任何系统都是由特定结构构成的，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二者进行系统整合后作用的发挥程度与彼此结构的整合程度联系密切，结构整合是比要素整合更为高级的整合。三是功能整合。即对两大相对独立的系统功能整合后使其为共同的目标而服务，功能整合是系统整合的最终目的。另外，要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之间的三个层面的系统整合，还应为进一步构建完善的系统整合机制提供保障。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社会管理创新实质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改造和重构，它必然也要求对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调控模式的改变。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柔性社会管理方式，是我们党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政治优势，也是传统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然而，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本身面临着与社会管理创新不相适应的新挑战：

（一）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不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能力要求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的主张单主体说，有的主张双主体说，还有的主张主体间性说。在此，我们认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因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在整个过程中起着主导和主要依靠力量的作用，对这支队伍的素质能力必须予以充分重视。社会管理创新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除了传统主流渠道的基层党组织外，还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能力建设，总体上滞后于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第一，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制约了基层党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所以基层党组织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基石，也是民族地区群众投身社会建设的组织者，一方面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路线、政策宣传到民族地区千家万户，担负着宣传、教育群众的重任；另一方面，将民族地区群众的呼声、意见向上级党委和政府传递，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中肩负着“疏通思想、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任务，发挥着主渠道和主力军的作用。但是部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存在着很多让人忧心的问题，例如，有的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思想阵地意识淡薄、工作方法老套、组织生活不正规、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出来，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较差；有的民族地区的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务工，基层党组织面临着根基不牢、后继乏人、党员年龄结构老化、流动党员管理空缺的窘境；有的基层党组织开展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是领导在台上念、群众在下面听，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式既不能解决群众的思想精神需求，又不能有效回应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上的疑惑，思想政治教育缺乏感染力和说服力。第二，社会组织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有待拓展。社会管理创新的要义之一就是倡导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组织规模从小到大，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7月我国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组织及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在内的社会组织已达112.83万个，而根据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统计，我国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数量已达到13万个左右。从性质上来看，社会组织应当是社会成员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社会团体，但是由于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发育还不完善，社会组织的活动基本上还是侧重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自我教育和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功能还发挥得不够充分。

（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能满足社会管理创新的发展

社会管理创新中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涉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文化素质等内容在内的个体修养教育；二是包含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公德等内容在内的公共素养教育。这两个层面的教育内容对不同职业、地域、文化层次、社会基层的群众来说是共通的，但是在具体要求上应当体现出差异性。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使群众的思想道德状况也呈现出了多层次性，对于不同层次的群众来说，思想政治素质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不能一刀切。长期以来，我们对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处于一种盲目和混沌状态，片面强调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阶级性、政治性内容，没有重视对不同发展阶段上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侧重点的调整，缺少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状况和思想需求的分析，没有把思想政治教育与民族地区群众的利益需求有机结合，导致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空泛、滞后、僵化、教条。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局限于正面理论的宣教，而对群众思想上关心的重大热点和难点问题不能进行有效回答和解读，这种教育内容必然会使群众产生厌烦，甚至认为是在被洗脑。例如，云南省一些边境地区傣族寺庙中出现的“缅僧入境”、新疆地区出现的境外极端宗教渗透，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境内的宗教人士素质偏低、年龄偏大、对宗教经文的讲解生硬，而境外宗教力量对宗教教义的讲解哪怕是歪曲的讲解也让他们感到亲切、与他们的生活联系紧密，自然也就成为境外非法宗教渗透的帮手。群众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厌倦进而会影响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情绪，甚至会引起对公共权力的排斥，不利于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

（三）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缺少社会管理创新要求的灵活性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的多发、高发期。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客观上要求社会管理创新必须适应这一特点，突出灵活性和创新性。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适应这一要求，及时进行方式方法的调整和创新，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特点运用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灌输方法是我们进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传统方法，也是当前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尽管各个民族地区也对灌输方法进行了多种改革和创新，但是总体上看，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形式上仍然缺少足够的灵活性和创新性。例如，有的民族地区的“民族团结月”活动就是简单地以学文件、听报告等形式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理论，而不是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并且参加这种学习的主要还是在职干部、职工及学生等，一般群众几乎没有参与。再如，民族地区的很多新闻媒体只是简单地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平易近人的解释，利用一些数据来证明政策实施的成果，始终停留在自上而下的单向族际沟通模式上，舆论引导的效果有限。诸如上述教育与活动“两张皮”的现象既难以加深民族地区群众对党和国家政策的理解，又不能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

（四）群众思想价值的多元化加大了社会管理创新中群众思想整合的难度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价值取向多样化和思想观念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各种正确的和错误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外来的和地域性的观念在相互碰撞交织中影响着群众的思想。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更为突出，不同民族之间、同一民族的城乡之间、同一民族的不同群体之间差异性更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多元化特点也更为显著，有的群众思想还基本上停留在传统社会，有的群众思想由于居住地域的因素却具有一定的国际性。若将思想比作一个光谱的话，则民族地区群众思想从传统到现代的每个点上几乎都有分布。民族地区群众思想的多元化是社会进步基础上的一种客观趋势，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有效地整合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内在观念冲突并寻求社会价值共识之基础”^[22]。否则，任由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多元化的自由发展，就很容易导致狭隘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思想的蔓延，危害国家认同。而从目前民族地区群众对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程度比较低的现状来看，基于社会公共事务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社会共识的塑造则明显还不具备较好的基础。

三、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机遇

机遇往往是与挑战相伴而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群众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很大挑战。但是，社会管理创新也同时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理念、内容、方法等方面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

（一）社会管理创新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社会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发展状况，进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需要良好的社会基础和环境条件。随着市场经济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被忽视，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信仰缺失、价值失范的问题也让社会各界痛心疾首。党中央和国务院社会管理创新重大战略举措的出台，是对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问题的重视和纠正。在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下，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问题重新得到关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柔性社会管理手段的地位得到承认，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也受到重视，这就为做好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中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则为其提供了机制保障。

（二）社会管理创新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新的理念和内容

社会管理创新是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重构，这必然也带来社会管理理念及由此指导下的内容的更新。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要反映社会管理的要求，也必然要从本身理念和内容的更新上体现出来。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理念指导。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基于阶级性基础上的“灌输”，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多是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而微观主体层面的个人则显得微不足道。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思想政治教育往往与群众的距离较远。社会管理创新强调以人为本，强调管理过程中的共同参与的平等性，强调基层群众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社会管理创新的这些先进理念为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转型提供了借鉴资源。另一方面，社会管理创新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新的内容。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性、阶级性，偏重于按照国家意志来塑造社会。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将社会管理的实践作为内容指向，对于社会共同体运行至关重要的社会公德教育、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等内容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于民族地区来说，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教育则应成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特别要突出的内容。

（三）社会管理创新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方法和载体

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方法和载体本质上属于介体，它要受制于主体与客体。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对象、内容等特点都要求方法和载体上多元化，这种多元化也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方法和载体。首先，从方法来看，社会管理创新丰富了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社会管理创新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平等化，强调各种主体合作关系的网络化，注重自上而下途径与自下而上途径的结合。社会管理创新这种注重多元主体之间平等互动的理念要求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改变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显性教育方法，在借鉴西方国家少数民族公民教育先进方法的基础上，针对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多层次化的实际，更加注重显性教育法与隐性教育法的有机结合、灌输法与交流法的有机结合、记忆法与启发法的有机结合、说教法与渗透法的有机结合、批评法与感染法的有机结合，更加注重心理疏导法、舆论引导法、榜样教育法等的运用。其次，从载体上来看，社会管理创新拓展了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社会管理创新对虚拟社会管理的重视、对社会组织作用的重视、对大众媒体作用的重视为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拓展提供了借鉴。当前，手机和电脑等现代新兴媒体在民族地区，特别是青年中普及很快，狭隘民族主义、极端宗教思想借助这些媒体的传播也很快速。社会组织在民族地区发展也很快速，并且很多社会组织与境外各种组织联系密切。因此，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发挥大众媒体的主渠道作用的同时，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地拓展到虚拟社会中去、拓展到各种新兴社会组织中去、拓展到基层社区中去，真正做到社会管理的触角延伸到哪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就拓展到哪里。

当前，我国的民族问题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一些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状态下的民族问题得到解决后，另外一些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新的民族问题又出现了。民族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变化更加凸显出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和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虽然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实践中，二者的整合却仍面临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困难。综上所述，这就需要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从目标、内容、方法、主体、客体、机制等多个方面来探索社会管理创新中民族地区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加强和改进这一重要命题。

【注释】

[1]黄文武：《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文山日报》2014年2月11日，第8版。

[2]国家行政学院第10期青干班赴云南调研组：《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8期，第70页。

[3]国家行政学院第10期青干班赴云南调研组：《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维护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行政管理改革》2011年第8期。

[4]李俊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与民族工作创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5]李俊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与民族工作创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6]李俊杰：《民族地区社会管理与民族工作创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7]姚丽娟：《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8]张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价值观念冲突》，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9]敖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日报》2010年11月17日，第8版。

[10]周平：《中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2期。

[11]姚丽娟：《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2]姚丽娟：《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3]谢秀军：《社会管理视域中的民族地区群众思想问题研究》，《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刘新庚：《加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6期。

[16]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17]姚丽娟：《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思想动态特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8]刘新庚：《加强民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年第6期。

[19]丁玉才、启东明：《民族地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特点、原则与途径》，《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21]罗华山、陈治宽、李勇：《做好“6·28”事件的善后工作处理好维护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贵州日报》2008年7月1日，第1版。

[22]潘自勉：《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整合》，《南方日报》，2006年6月15日，第A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