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研究如何创新

慈善文化研究如何创新——与中心副秘书长沈韬博士的交谈

2013年11月30日，是个星期六，这天下午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沈韬博士与中心主任陈国庆教授约定在慈善中心办公室谈论问题。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两人就目前慈善文化研究的几个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尤其是对慈善文化与慈善实务应当如何创新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多方面的交谈。以下是这次谈话的记录。

沈韬博士（以下简称沈）：陈老师好! 2013年就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到今天，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已经成立了两年，在此期间，中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有理论研究的，有园区创意的，有培训和各种会议的，也有慈善实务，以及宣传鼓动等具体工作，应该说，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和成效。但是，我觉得，既然我们这个机构叫慈善文化研究中心，那还是应该把中心工作的重点放在对慈善文化的研究上。

陈国庆主任（以下简称陈）：是的，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职责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慈善文化研究与宣传，其他工作也很重要，那就要求我们能够分清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开展中心的工作。事实上，中心的慈善文化研究，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不是仅仅从事文字上的理论研究或学术研究，然后在公开刊物上发表几篇学术论文，算作是自己的科研成果，就万事大吉了。这样的研究，我们是需要的，但不是我们的唯一目的，我们的研究要放宽视野，涉及的领域也就会比较宽泛。我们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同志，往往以发表了多少篇学术论文来衡量教师的学术成绩或学术水平，但是我却认为，对于慈善文化的研究，更主要的应当是在对慈善实践的指导方面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而不纯粹是学理性研究。可以这样说，凡是与慈善相关的问题，我们都要研究；与慈善相关的工作，我们都要去做。你作为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副秘书长，在中心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尤其是做了很多幕后的工作。快到年底了，我也要向你表示感谢。

沈：我想和老师讨论的问题，就是慈善文化研究如何创新。这两年里，我和老师合作撰写了两本关于慈善方面的书，一本是《善的追求》，那是2012年出版的，其中包括了两个部分，即“坐而论善”和“与善同行”。这本书出版以后，受到了读者的好评。另一本书是《善的历程》，这是在今年（ 2013年）出版的，其中包括了六个方面的内容。这本书出版以后，同样受到了慈善界同人和其他读者的肯定。这是我们为慈善文化研究做出的绵薄贡献。

陈：的确是这样。我们当时在撰写这两本书的时候，就是要把慈善文化的基本知识介绍给广大慈善工作者和读者，把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慈善文化继承下来，传达给我们的慈善界同人，让博大精深的慈善文化在今天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对当代慈善文化与慈善实务的某些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我们也知道，书中的这些观点并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有些观点也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还是需要与大家继续进行探讨。

沈：老师，由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尤其是这几年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慈善事业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因而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也是突飞猛进，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我们对当前慈善事业的发展要及时进行理论研究，进行慈善文化的创新工作，也就是所谓理论研究要跟进。面临新的时代形势，慈善事业应该怎样发展，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只有如此，我们所从事的慈善文化研究才是最有意义的。

陈：是的，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认识。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从事慈善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没有理论创新，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会成为自发的和朴素的，而理论研究不结合具体的实际，那就会是空中楼阁。事实上，这两年来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工作就是围绕着我们省的慈善实务展开的，围绕着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前沿问题而展开的。

沈：对了，这就是我今天要跟您探讨的慈善文化研究的创新问题。您曾经跟我说过，学术研究不能“炒冷饭”。具体到慈善文化研究中，就更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就更不能“炒冷饭”，我们应该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文化的或理论的研究。其实，我之所以加入到慈善文化研究的团队来，就是希望为慈善文化研究的创新做出一些贡献。

陈：慈善文化研究必须创新，但是一定要基于现实生活中火热的慈善事业的发展与创新。当代慈善事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慈善事业必须面对我们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这个实际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实际就是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坚定地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生态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美丽中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实际还在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偏远山区甚至在大中城市，都还存在相对的贫困问题，还存在部分需要特别救助的孤老孤儿和残障人士，以及其他需要救助的弱势人群。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程度提高，但在社会上还存在某些贫困现象、残障现象、孤寡老人与孤儿，以及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人群。

沈：这是慈善文化研究创新的时代背景和面对的主要社会问题。在我的认识上，慈善文化研究必须与社会实际相结合，离开了慈善工作的社会背景和实际问题，那么慈善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它的现实意义。尤其是那些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加认真地加以研究。

陈：这就是要对慈善事业发展中有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其规律可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于未来社会发展，“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这说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漫无目标或毫无运行规律的。那么，慈善事业要密切结合社会现实，在慈善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上，慈善文化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沈：事实上，我们从事任何方面的理论研究都不能自说自话，一定要结合现实社会的具体问题，如果理论不能联系实际，那么这样的研究就是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去年和今年撰写的那两本书，里面的部分内容就是研究慈善实际问题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慈善文化创新与慈善实务创新如何结合?

陈：我理解你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慈善文化的创新是一个方面，慈善实务的创新是另一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还存在一个如何结合的问题。那么，在我的认识上，慈善文化的发展与创新跟慈善实务密不可分，但属于纯粹理论的部分完全可以依照理论自身运行的轨迹获得发展，也就是所谓的理论创新。例如，我们在大学里的慈善学科建设上，就应当有自己的学科体系与设计，这个学科有很强的实践性，不可能完全脱离慈善实务而存在。但是，慈善学科要作为一个独立学科设置，那就要有独立设计与发展的空间。因为一个学科尤其是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只要符合其实践的要求，就可以按照学科自身发展规律进行建设。

沈：是的。慈善文化的发展需要实践的基础，但是一旦进入到文化本身的发展领域，就需要自身的逻辑演进过程。也就是哲学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即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对实践进行了升华，成为独立的存在形态。这种情形同样适用于慈善文化研究的过程。

陈：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在慈善文化的研究中，要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还要有独立的理论思维过程。如果没有后者，这个研究就成为对实践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无法形成体系完整、形态稳定的理论成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之间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没有实践不行，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也不行，但更加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升华。

沈：那么，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也就是究竟慈善文化的创新研究如何进行呢?

陈：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首先要继承中国传统慈善文化的精华。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儒道佛三家慈善文化的梳理与解读，对其中的慈善文化精品加以继承和发扬，这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但是，在我的学习中，还注意到，中国古代墨家的慈善思想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例如，“兼相爱”与“交相利”等，就是最符合慈善精神的思想学说。我们可以在这些学说的基础上进行慈善文化创新研究。

沈：老师，其实我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就包含有对墨家学说的解读与批判，我也注意到墨家学说中有关于慈善的内容。与儒家倡导一种有差别的“爱”不同，墨家所提倡的“爱”叫作“兼爱”。“兼”字的最原始意义是“一手执两禾”，引申为同时要顾及事物的几个方面，而不会失去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也即是全部、全面，而不是片面、个别。片面、个别在当时被称为“别”，墨家主张“兼以易别”，就是要顾及各个方面并改变只顾及一点而不顾及其余的观点。那么，这里所说的“兼爱”，即人与人、家与家、整个社会和国与国之间毫无差等、毫无区别的彼此相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就是所谓“兼爱”或“兼相爱”。

陈：是的。墨子说：“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这样可以说是墨家学说中对社会现实的极大的期待，这是一种普世博爱的观念。

沈：从伦理学角度而言，爱或人的爱心应当属于道德范畴，而不是政治概念，但墨子认为，社会政治之利弊得失，最后都应当归于人类之爱与不爱的问题，爱与不爱是一切问题的最根本之所在。墨子学说的宗旨是“兼相爱”“交相利”，即社会发展的社会目的，也是其学说的社会伦理学价值所在。一般来说，墨子“兼相爱”学说，吸取了儒家的“仁爱”思想的合理因素，他曾受业于儒家之术，但当他理解了儒家的“仁爱”与“礼制”学说所维护的是贵族世袭等级制度，以及“亲亲”“尊尊”的血缘宗法制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统治术及愚民政策，于是，提出“兼相爱”的社会政治主张，对儒家的“仁”与“礼”给予否定并大胆提出挑战，在实质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使被统治、被奴役着的广大平民百姓解放出来，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我的认识上，爱是伦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墨子将爱撒播给全天下千千万万的平民百姓。因此，“兼相爱”是远远超出儒家“仁爱”的大爱。儒家更加重视血缘关系的亲疏，而墨家就带有毫无差别的爱，这种爱是最符合现代慈善理念的。另外，在墨家学说里，还有非攻、尚俭、非乐等主张，他们坚决反对统治者过奢侈糜烂的生活，希望天下劳苦大众都能够过上温饱的生活。

陈：对于墨家慈善文化的研究，可以是我们今后在慈善文化研究中需要重视的一个方面。我也希望你能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想说明，中国古代慈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就像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矿藏。我们今天从事慈善文化研究和慈善实务研究，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

沈：那么，我们在从事慈善文化创新研究中，还需要注意哪些具体问题呢?

陈：继承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优良因素是本位的、主体的，但是，我们也不是民粹主义者，我们对于外国的慈善文化同样需要接受、研究和吸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开阔自己的视野，而且可以有所对比、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在慈善文化的表现形式上，中国与西方有所不同，但是人类的慈爱与友善却是高度一致的。我们在了解西方慈善文化优秀因素的时候，结合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或许可能得出有价值的新的认识。

沈：人类文化有表现形态的差异，但是，在很多理念上应该有相同、相通和相近之处，就是以人为本或人本主义，表现为对生命的尊重。全人类对于那些践踏生命甚至对亡者表示不尊重的言行都会给予严厉的批评。我在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认识到慈善文化也是其中主要内容之一。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再到法国大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始终贯穿了这样一条思想的主线，即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位，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要求肯定人的价值，反对禁欲苦行，抨击教会腐败；反对专制和愚昧，提倡科学、自由与平等，促进思想解放和近代科学产生，为资产阶级革命做思想动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为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建构政治。这是符合慈善理念的。

陈：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也充满了理性精神，有不少学者认为，儒学就是人学，而道家、佛家，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墨家，都十分重视对人生命的关怀，在这一点上，古今中外的思想学说有其相通性。这样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基础或者平台，在这个基础或平台上，可以平等地进行对话，探讨关于慈善文化创新的具体路径等问题。对慈善文化创新研究的问题，我也有自己的认识。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类的活动缺乏密切沟通与交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慈善活动有各自发展的路径与内容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各国各地区人类活动的联系非常紧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就使人类的慈善活动有了沟通、交流与合作的可能。对慈善文化的创新，其实也是在国际化背景下实现的。所以我想说的首要的观点就是，要在研究加深国际化程度，吸取先进国家尤其是那些福利国家在慈善、公益与福利方面的先进理念与文化，为中国当代慈善福利事业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沈：我有一个认识，对于当代慈善文化存在一个建构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不可能把中国传统慈善文化或西方慈善文化拿来就用，而是有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而是十分艰难的。现在看来，还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个文化原则符合实际，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在我们今天的文化研究中，还是一个基本原则，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重大的问题或者不妥。对于我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思想学说尤其要加以重视，对于欧洲那些福利国家的许多做法，可以加以研究，从中找出符合我国国情的东西，运用于我国慈善公益事业之中。

陈：我也赞同这样的文化研究方针或者原则。对于慈善文化研究要重视，尤其是现代慈善文化的创新，需要有个较长的过程。我和我的同事们会一直坚持对现代慈善文化的探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目前慈善事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实务问题的研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成为文化问题。

沈：具体有哪些实务的或现实的问题需要我们研究呢?请老师举例而言。

陈：我在学习和思考中，感到有这样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还是比较紧迫的。

其一，慈善界的政社分开与发展社会服务业的关系问题，涉及社会组织登记。现代慈善需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是否可以直接依法申请登记等问题需要深入研究。现行规定要求各类社会组织，要先找一个业务主管部门，再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导致很多民间社会组织登记难。我就听到有一位在香港获得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的年轻人，他想在内地登记一个民间组织，但是他遇到了很大困难，最后不得不放弃。

其二，如何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这也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问题。税收是目前制约企业、个人捐赠，以及公益基金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核心问题。包括股票捐赠、非实物捐赠、基金会投资收益的税收问题等，都是公益领域的热点议题。大额捐款无法免税，就会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在中国还没有达到那样一种社会局面或思想观念，许多先富起来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贫困者还负有救济的责任，更没有意识到，社会的财富本来就是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完全属于个人。要想达到这一点，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其三，政府购买服务的问题。政府如何做到进一步简政放权，将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以解决社会组织发展起来“做什么”的关键问题。目前，社会组织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仅就陕西一省就有数百个之多，而且现在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这些民间草根组织要想获得很大的募集资金额度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依靠从政府那里获得的购买服务的资金进行项目运作，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维持自身的生存。因此，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其四，如何进一步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发达国家专业化的志愿服务和强制性的志愿服务相比，我们的志愿服务组织还很不成熟。志愿服务应该是组织化、专业化的，每个公民在一定年龄段，必须提供多少时间的志愿服务。假如中国开动志愿服务的法律体系建设，整个社会就会有用之不竭的志愿服务人员，这些志愿者可以去做大量的志愿服务，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大量志愿服务人员加入到正能量的传递过程中，社会道德水准就会不断向上生长。这对改进整个社会风气，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意义都是非常巨大的。

沈：老师讲了这样四个需要研究的紧迫课题，也是慈善实务工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其实是无可回避的。

陈：这几个问题不是我的发明，是慈善事业在发展中确实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慈善事业的发展就会遇到瓶颈，解决了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我们社会的文明程度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沈：老师，您谈到了这样四个问题，但是，我注意到您并没有过多涉及慈善公信力重建的问题，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进行考虑的。

陈：关于慈善公信力的问题，我没有讲到，并不表示这个问题不存在。恰恰相反，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地存在于我们的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之中。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不是承认与不承认的问题，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对我而言，这个问题再复杂、再说不清楚，也一定要进行分析和研究，我自己总是对于这些复杂问题抱有很浓厚的兴趣。

前几年，在我国慈善公益界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难免的，因为恢复慈善事业的时间比较短，只有不到20年的时间，发生问题似乎也是很难避免的。有些问题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发生的，比如，某些善款没有着落，甚至说不清楚。这就使老百姓的慈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打击。于是某些慈善组织的捐款额度就大幅度下滑。那么，要重建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就需要政府、慈善组织、社会相关部门以至于全社会都作出努力，而不是依靠慈善组织一家的自我反省，甚至也不是要所有慈善组织全部实现非官方化，这个问题就一定能够全部加以解决的。我们还需要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认真思考这些问题。

沈：我今天跟您的讨论很愉快，其实，我们今天的讨论涉及几个慈善文化的研究理念、方向、方法、具体课题，以及研究的重要实践价值等问题。我想，如果慈善文化研究者能够结合实际进行慈善文化研究，那么我们的当代慈善事业就会有个大发展与大繁荣。我希望以后还能跟老师一起讨论慈善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

陈：好的。我自己在平时就非常喜欢与年轻人探讨问题，事实上，很多思想火花是在几个人互相讨论时碰撞出来的。多年来，我从你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与你们的讨论，也是我思维保持活跃状态的重要动因。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