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历史的心得与慈善文化研究

学习历史的心得与慈善文化研究

2014年暑假，我和陕西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事们都没有休息，每个工作日我们都会来到办公室，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除了去办几件必须办的要事以外，我就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思索着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经验和教训、心得与迷惘，以及与慈善文化研究的关系。

自1978年有幸考取大学并攻读历史学专业以来，我用功最多的还是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近代史。尽管我在十余年前因为工作调动而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管理，也介入到社会学学科，但从我所做的工作情况来看，绝大多数仍属于思想文化领域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我不是杂家，我没有达到那么一种状态，那是需要宽广的知识面的行当，一般人根本无法达到。我依然钟情于近40年来一直不懈追求的思想文化和近代历史的学习。因为我在对思想史和近代史的学习与思考过程中，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前天和昨天，特别是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因为了解中国的前天，可以增强我们民族的自豪感，五千年高度发达的古代农业文明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企及的。但是更想了解今天的中国是怎样从古代的中国转型而来的，那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昨天，这个昨天就是中国的近现代史，也就是晚清民国史。对近代历史的了解集中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与评论，而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进步。近40年来，我在这个领域倾注了自己的心血，虽然没有取得多么突出的成果，但却是颇有心得体会。我会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的学生们，促使他们在我所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可喜的是，我的一些学生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这是做老师的最大的喜悦。

在我个人的学术道路上有一些体会与心得，主要有这样几件事情。其一是在授业导师张岂之教授指导下，我们合作撰写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由中华书局于1993年出版，以后又有多次再版的版本。此书原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丛书”中的一种，被列入国家哲学与社会科学发展“七五规划”。北京师范大学著名近代文化史专家龚书铎教授是这套丛书的召集人，参加撰著这套丛书的人全部是国内该领域的著名学者。张岂之教授指导我做这个课题，耗费了很多时间。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学术见解，就是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的上限，应当从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思潮开始，因为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没有太大争议，至少国内学者都持这种观点，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如苏联学者，美国学者中有人认为中国近代史应当从清廷入关开始。这样的认识主要源于中国应当植入世界历史发展的体系之中，但世界各国的发展必然有其各不相同的道路，似不必强求其完全一致。所以我个人并不赞同上述的观点，但我也不反对其他学者坚持这样的观点。不同学术观点完全可以平等对话，共同探索历史的真相及其规律。那种扣帽子、打棍子、穿小鞋的做法，在今天已经不合时宜。平等、温和、友好地探讨一些学术问题本来就是学者们学术生活的内容，没有必要横眉冷对，甚至恶语相向。在学术界还是应当与人为善、兼容并包、和而不同。这原本就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学术界优良的文化传统。

如果我们也把近代伦理思想史的开端放在鸦片战争时期，那就有些生搬硬套了。道理其实很简单，鸦片战争的爆发固然对人们的思想产生巨大的震动。除极少数的思想先行者以外，中国国民的思想观念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在这部书中我们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应当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我们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学术界一些学者的认同，这是我们感动高兴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听到批评的声音因为那样可以让我们对自己的成果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此书形成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个人在学术研究中体会与心得最深的过程我在随后的学术研究中或多或少都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其二是在2003年，我将自己自1993年以后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写成了《晚清新学史论》，这是我独立出版的第三部著作。我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书名而没有称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或当代史，这是今人的划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司马迁写《史记》就是写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而我们今天写的以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和当代史为书名的著作或文章，再过两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个时期的人们就需要辨别一下，什么是古代史，什么是近代史和当代史。而我采用《晚清新学史》的书名，就避免了这样有可能造成的麻烦。如果此书有幸流传长久的话，那个时候人们就非常清楚晚清是个什么历史时期。再说新学二字，新学是与旧学相对独立的一个概念，并不是两汉之间的所谓王莽“新”朝的学术，康有为曾写《新学伪经考》，这个新学就是王莽新朝的学术，康有为认为，这个时期的新学就是伪经，具体说，王莽时期古文经学就是伪经，而不是自先秦传承下来的正宗经学。我所认识的新学，其实就是包括自西方传入的新思想、新学说，但是又不完全与西学相等同，新学是中国人在西学东渐的创新，也就是既不同于西学，又区别于旧学，是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专门学术。在这本书中，我梳理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期的半个多世纪在中国思想界逐渐萌芽、发展和形成的一种思想学术。那么我所讲授的课程名称可以叫作“中国近代思想史”，但如果以后还有可能写成专著的话，那就还是叫作“晚清新学”这样的名称。

其三是几十年来，我在自己撰写的论文和专著里，对于以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近代的学者们没有把自己关在书斋中去做那种纯之又纯的专门学问，而是极其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主题，就是反抗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实现面向世界的近代化。他们的学术研究就是围绕着这样的历史主题展开的。例如，在中国应当走改良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上，学者们的思考和选择是有所区别的。在1905年，严复和孙中山在英国伦敦晤面。双方讨论的焦点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应当选择温和的改良还是武装的革命?显而易见，他们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历史已经走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辛亥革命也已经超过了一百年，那么我们在对严复和孙中山这场争论的认识上，思路应当更加开阔一些。我的认识是，他们的主张是同源异流，更是殊途同归，理由很简单，单纯的改良不可能解决当时必须采用革命方式才能解决的政权问题，而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也不可能解决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所有问题。只有革命加改良的双重方式，才能使中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腐朽保守的专制统治，也才有可能把中国社会引向民主、富强、进步和文明的近代社会。我不赞同那种反对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引发了中国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军阀混乱，民不聊生。我也不赞同一点一滴的改良，这种历史循环式的进化改良实际上是对专制、野蛮、黑暗的宽容，对人性的摧残。所以二者的有机结合才是我所期待的那种社会发展模式。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的发展不可以操之过急，而是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规律。

我在学习和研究康有为学说的过程中，认识到康有为思想的核心是人本主义，是仁爱。他的一切思想主张和政治实践活动都围绕着一个“爱”字。无论是在《大同书》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对此，我表示深切的认同。人类自诞生以来有几十万年之久。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实最终就落到了这一点上，就是人类幸福和社会平和。任何政治制度都必须是保证人们的生活富足和精神自由。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以牺牲人的生命，违背人性和破坏人们幸福生活为代价的制度就应当被推翻。任何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改进，科学发现都不能违背人本主义。当时自然界的改造也是有利于人的发展，而那种毫无顾忌地乱砍滥伐式地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行径，显然给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巨大危害。我赞美爱，倡导爱，希望人类和谐友好地共生共存。但是康有为没有把爱贯穿自己言行的始终，他到了晚年回归到保皇复辟的道路上，总是以清朝以老自居，反对民主，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逆潮流而动，也落得并不光彩的下场。西方人说，人对人是狼。对这样的说法，我是极其反感的。但这在西方思想上并不占主流，因为西方的人道主义、快乐主义和幸福主义得到了人们的响应，而在中国思想史上也没有出现人对人是狼的观点，人性善的观点是占主流的，人对人是狼的观点实际上是反人类主义的主张，在当代社会没有它的地位。

中国近代的学者们怎样对待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又如何面对西方传入中国的思想文化，这也是近代思想史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一个民族不可能忘记自己的传统，尤其是自己传统的思想文化，因为那是自己的根，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基本营养在近代史上，主张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声音不是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持这种主张的人往往受到学术界和广大民众的严厉批评。那么相应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否可以完全加以继承和发扬呢?这显然也不对。因为在西方文化入侵中国的情景下，传统思想文化似乎显得十分尴尬，正如当时环境，中国社会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能力面对现实，儒家“礼让为国”的学说被曾国藩用于对西方列国的关系上就成了对外妥协卖国的行为。于是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人们的质疑，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中的纲常名教、仁义道德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这是必需的。诞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华传统文化，肯定有其普遍性价值，就是在任何历史时代都是有益的，比如忠于国家和人民，与人为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就是亘古不变的普世价值，但其中必然也有历史阶段的局限性，它仅适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历史时期而没有普世价值。比如重男轻女，纲常名教等，其中有些东西就是封建主义的糟粕，早已失去了它的时代意义。这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有所分析。择其优者而用之，择其劣者而弃之，即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然而，究竟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这个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怎么看待儒道佛的文化，其中的范畴如何实现现代解释，等等。

那么，如何面对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与上述问题是密切相关的。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类型，或者西方文化是西方社会文明的结晶。那么西方文化是不是就完全适用于中国近代社会呢?这样的答案显然难以令人接受。我不完全同意那种观点，即认为中国文化早于西方文化，是农业文明时期的文化形态，西方文明是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形态，是人类文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产物。这样的观点我不赞同。我主张这样的观点，就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也包括其他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形态。这也就是说，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前途就是西方近代文化，而是不同文化形态互相之间的借鉴，取长补短。中国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永远也不可能发展到西方文化那种类型，就像是一棵树上满枝分杈，其中一枝不可能掉回头来与另一枝合并。不同类型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可能走上趋同的道路。可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而不是返回到西方的道路，演变成为西方近代文化。那么，我们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应当采取科学态度就是取其优长，补己之短，将西方文化中的优良因素纳入中国文化的体系之中。于是富有智慧的近代思想家们发明了这样一个思维模式或文化模式，叫作“中体西用”。

对于“中体西用”，我是基本持肯定意见的。在晚清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只有“中体西用”是可以行通的。全面接受西方文化在中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完全排斥西方文化，同样行不通而且是极其愚蠢的。前面讲过，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传统，古人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来自国外的某些文化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例如，在西汉传入中国的佛教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宋明理学就是中国学者“援佛入儒”而形成的学术流派，因而它被称为“新儒学”佛教的援入，不仅使中国的传统儒学增强了思辨性色彩，而且使传统文化更加充实，更加具有学术魅力。那么，中国文化发展到了晚清时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这个开放性文化体系和形态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敞开胸怀，接纳西方文化，取其可能利用的文化元素，滋养和丰富中国传统文化。而“中体西用”正是能为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接受的文化模式尽管学术界有很多学者批评并否定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主体上肯定这个原则。当然，不同观点完全可以进行讨论。这个观点也符合现代新儒家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新儒家的口头禅就是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做出自己的回应。

中国近现代的任何一次文化运动都没有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洋务运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仍然没有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主要针对复辟帝制和尊孔读经而兴起的。其中的部分学者在思想方法上是简单的、极端化的。比如钱玄同主张废弃汉学、改用世界语就是对传统文化在整体上的否定，无论他出于什么动机，都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客观社会影响。中国社会不应当走矫枉过正的路子。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采取极端化的改造的方式。如果采取了这种方式，就会使中国社会与文化处于摇摆不定、顾此即彼的状态，即民间所说的“烙烧饼”。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不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例如中国文化崇尚中庸，所谓中庸就是寻找最佳状态的思维方式，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们，头脑并不十分冷静和清楚。他们采取的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更是不科学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生活领域内的封建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甚至在1949年以后，中国封建主义的阴魂不散，以至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灾难。因而我明显意识到，在中国，清除封建主义的垃圾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全体中国人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关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应当从理论与方法角度进行认真反思。或者说，我们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更多需要改进的就是引入其他学科和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我的认识上，哲学与思想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哲学是思想史研究中心一项内容或一个方面，而且是思想史研究的灵魂，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例如哈贝·马斯的沟通对话理论，就可以用于西方文化东来以后与中国文化对话与沟通的研究之中。在西方文化传入过程中形成的文明沟通与不文明沟通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问题，在意识形态、思想观念、认识方式、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与类似等。在研究中，也可以借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丰富思想史的研究。例如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问题的理论，都对思想史的研究有所裨益。以上仅是举例而言，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可能是综合的，有一个建议很好，就是在学术研究中要首先创建个人的研究范式。在这个范式下，只有自己才能够娴熟地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生搬硬套，那样的研究就显得生硬。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内容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中国近代的时间比较短，如果从1840年到1919年，只有80年，如果从1840年到1949年，也只有110年，但是这个时期社会变化十分剧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均发生了令人难以应对或称为目不暇接的变化或转型，这是中国自先秦以来发生变化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之一。因而思想史涉及的内容很丰富，可以研究的问题也很多。如果从主要的几个方面来讲，应当包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反对迷信与愚昧的科学主义思想;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潮;反对野蛮与落后的文明思潮;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潮;反对农本的重商主义思潮;以及各种进步的、反动的社会思潮和居于二者之间的社会思潮。具体而言:

第一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民主主义思想。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自原始氏族公社之后形成部落联盟以后，就埋下了专制主义的根底。在尧舜时代，专制主义政治在萌芽，而专制主义的由来就是好人政治、贤人政治，尧舜禹在古代历史上是何等崇高，但是我确认他们是专制主义的始祖。至于暴君秦始皇则更是把专制主义发展到极致，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曾消失过。家天下是专制主义的第一个作用力，天下是朕，天下的百姓是朕的子民，这又养成了中国百姓的开明君主情结，只要君主有道，就是天下苍生的福分。因而历史上的任何一位进步政治思想家都尖锐批判专制主义，呼唤民本主义。但是我以为古代的民本主义有其难以泯灭的历史价值，但却是与专制主义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民本主义的出发点仍然是为专制君主着想，人民大众就是专制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民本主义的目的也是为维护专制君主的统治。换言之，专制君主与黎明百姓的统治与被统治地位没有发生变化。民本主义者的愿望就是希望君主能实行安民政策，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是民本主义最想要的情景。那么，我以为，民本主义到了近代就应当被民主主义所取代。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是由民做主的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民主思想是由老百姓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体制、机制和法律保障，也是每个人对民主与法治的高度尊重。在近代思想史上，中国的思想家和学者对民主这个东西的理解不准确。其中有的思想家以为是中国古代氏族公社的部落会议，有的思想家认为民主就是民本，还有的人认为民主就是教乱民暴动。可以明确地说，民主主义在中国近代并不发达，没有像某些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是“五四运动以后，民主主义深入人心”，民主主义充其量在几个思想家的头脑中占有部分位置，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民主制度，什么是民主思想。所以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

第二种，反对迷信与愚昧的科学主义思想。中国人是多神论者，很多信仰某一种宗教的中国人，同时也信仰另一种宗教。因为儒道佛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三者之间的结合是密切的。这种情景与西方国家宗教之间的尖锐冲突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国老百姓是世俗的，他们的信仰也是世俗的，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迷信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日常生活与近代科学基本没有关系，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方式都连续运行了几千年，科学的发展没有对他们的基本生活形成什么影响。中国近代科学受西方影响比较大，前来中国传教的洋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方面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当时有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图书在中国出版，对科学的介绍比较浅显，许多读书人对数理化电类重要学科产生了浓厚兴趣。比如康有为写的《诸天讲》就是专门讨论天文学知识的，而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也借用了近代自然科学概念“以太”，用他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中“仁”的概念，不少读过圣贤书的士子也在读书之余做数学题或者化学、物理实验，这对于他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都有益无害。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距离比较远，主要是学术研究，实证性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以至于许多人都会质疑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门类是不是科学。反对迷信，提倡科学，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之一。遗憾的是，在中国，科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存在很大差距。

第三种，反对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潮。中国近代社会没有获得正常发展，这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干扰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进程和方向，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应当怎样评价?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学术界正统的观点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带来严重危害，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西方文明包括科学技术、大机器生产、思想学说等等，使日益没落的封建社会出现了新的生机。对于这两种处于尖锐对立的观点，我都不赞同。我赞同马克思的观点，英国人在印度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对于中国来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工业文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形成了。但是在主观上他们的目的就是掠夺中国，欺凌中国人民，这是其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同文明形态之间沟通的结果。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就一定能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缓慢发展到资本主义?反过来，外国资本主义绝不是慈善家，他们的目的就是掠夺，而不是为了中国的发展，也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

这样就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义和团运动中拆毁铁路、拔掉电杆等行为，这究竟是为了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呢?还是仇视新的生产方式和先进生产力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外国侵略者是带着洋枪洋炮和先进的生产工具侵入中国的，比如大轮船、火车、钟表以及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而善良的中国人都以为轮船、火车是他们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就发生了毁掉铁路、拔掉电杆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跟中国的老百姓去谈什么先进生产力而与外国的侵略行径分别开来，那就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可是对于后来的中国人来说，还是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拆毁铁路和拔掉电杆只是为了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不是最终目的。要想获得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就必须首先重视大机器生产方式的引入和科学技术的引入，这是无疑的。但是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上，沉溺于如死水一般的生活内容，周而复始的人生循环，是他们习以为常的心态和生活方式。我也注意到，当大机器取代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时，许多手工业者聚众砸毁了崭新的机器，因为手工业工人在大机器面前暴露了自身的弱点，他们不懂近代科学技术，也不懂生产工艺，生产方式的革命使这些手工工人无所适从。对于这样的认识和行为，可以理解，但应当加以批评和指正。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总是要以一部分人的让步或牺牲为代价，而社会进步过程中弱势人群就往往成为牺牲者例如，当资本主义兴起之初，西方国家的圈地运动，就使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了破产无业者，他们原有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了，赖以生存的生计失去了，他们实际上为社会的进步，至少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掠夺行径，中国人民必然起来反抗，以保卫自己的国家。在近现代史上我们看到了一幕又一幕血淋淋的场面，侵略者举起的屠刀在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八国联军的机枪、大炮在向密集的人群疯狂地扫射，中国老百姓如风趋草一般倒下了，他们霸占了中国的通商港口，割占了中国的香港、澳门和北方150多公里土地。他们在中国抢走了大量的资源，贩卖华工出国做苦力。这一切都必然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所以，我肯定，近现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而采取的一切行动，我想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愿意开门揖盗，把自己的家园拱手让给入侵之敌。因此，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主题，这是中国近现代特定的国情决定的。爱国主义是人类的基本感情。

第四种，反对野蛮与落后的文明思潮。这些社会思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并不是主流，但是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是历史的大趋势，从任何角度看，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反对迷信提倡科学，都是推动社会文明进程的具体内容。政治文明的进程在中国近代比较缓慢，即使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以后，中华民国也仅仅是一个空招牌，民主制度在形式上的建立并不表明政治文明的实现，这在前面已经提及。社会文明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若干方面，例如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日常生活方式的改良，国民教育的发展，文化水平的提高都属于社会文明的范畴。

第五种，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潮。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满洲贵族建立的，自明末清初的反清复明口号提出以来，社会上抗击清朝统治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除一些秘密教会、宗教团体，如白莲教始终坚持反清复明的口号以外，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如太平天国就直指清廷为“满妖”，并在南京建都与清王朝分庭抗礼，更有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可以说，反对满洲贵族统治的民族主义在晚清时期仍有十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民族主义这杆大旗下几乎可以聚集除清朝统治集团以外的绝大多数汉人，同盟会就是首先在民族主义口号召集下形成的革命团体。尽管孙中山一再说，即使是汉人为皇帝也不能不革命，可事实上这场革命的反清色彩是十分浓厚的。清朝退位以后，这种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六种，反对农本的重商主义思潮。众所周知，中国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农业文明古国，农业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首要位置。于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就形成了“农本商末”和“重农抑商”主张，对于这样一个以农立国的社会来说，重视农业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密切结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最显著的特征。那么当外国资本主义以大机器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出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时候坚守“农本商末”的思想有违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潮流了一些进步思想家于此时提出重商思想，甚至认为重兵战不重商战，主张与外国资本主义争利，这个主张反映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社会实际。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如果按照历史线索则有鸦片战争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思潮，是以龚自珍和魏源为代表的;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洋务思潮;甲午战争以前出现的改良思潮;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民主革命思潮;五四时期出现的民主与科学思潮。

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应当了解历史纵向发展演变的社会思潮，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历史逻辑关联，还更了解历史横向发展的社会思潮及其各种不同类型，不仅更了解几种在近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家，还要探索那些在近代史上或隐或现，以及那些尚未产生较大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思潮或保守思潮。研究近代史上的保守思潮十分必要，因为它们在近代史上同样起一定的作用，因而有必要辨认清楚。

我从事思想文化和近代史的学习和研究已经三十多年。在此期间，我自己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与涵养，我只要到书店或图书馆看书、买书，都会不自觉地径直走到思想文化的书架面前。我回顾自己的学术研究的前半段历史，就是想说明，现在从事慈善文化研究，绝不是心血来潮或随意为之。我进入慈善的殿堂完全是个人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所使然。我研究慈善文化大约三年的时间，友人说，三年的学徒期满，可以自己从心所欲地开展工作了。其实，这是友人对我的鼓励，我充其量是刚刚摸到了慈善文化研究的门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在很多地方回顾了自己从事慈善文化研究所取得的心得，这里不想重复。我有一个宏伟的计划，那就是在今后三五年里，主编一部中国慈善的历史，这部著作要大而全，更要专而精，要有长久的学术生命。我还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把慈善文化研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争取获得较多且有较高学术质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