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文化研究的宽度与深度

慈善文化研究的宽度与深度——与省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秘书王金祥的谈话

2014年暑假，天气比较炎热。慈善文化研究中心的同志们没有放假，一直坚持工作。在7月24日协助陕西省慈善协会举办了佛教与慈善为主题的研讨会，省宗教局、省佛教协会等系统的人员约100人参加了会议，8月5日协助陕西省慈善协会举办了全省区县慈善会骨干人员培训班，来自全省100多个区县慈善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8月16日赴北京参加了中国慈善联合会举办的首届中国慈善论坛，8月22日举办了首场陕西慈善文化大讲堂;8月28日举办了第二届中国(西安)慈善文化高峰论坛。可以说，在假期里，同事们是马不停蹄，高速运转。中心的同事们在从事实务工作的同时，还特别重视对慈善文化或慈善理论的研究。在这个假期，中心举办了几次内部学习会，对有关慈善和慈善文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在此，中心秘书王金祥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中心主任陈国庆教授进行了认真探讨以下就是谈话的记录。

王金祥(以下简称王) :陈老师，您好!近期我们一直就慈善和慈善文化研究的某些内容进行讨论，我也在认真思考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今天想请您抽时间跟您讨论几个重要问题。

陈国庆(以下简称陈) :好的。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慈善与慈善文化的问题。我们在对慈善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加深自己的认识，互相之间的讨论又会产生思想的碰撞，从另外的角度理解慈善和慈善文化。

王:我想谈的第一个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哲学社会科学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够给予怎样的指导作用呢?

陈:你提的其实是个老问题，但也是个新问题。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们，总是希望自己从事研究的学科能够产生怎样的社会效益，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热切地探讨着这个问题。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曾经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认识。我们知道，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属于应用型社会科学的学科，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起到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人所共知的。其次是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例如历史学、哲学、文学等传统学科，这些学科的社会价值或作用是什么?表面看来，这些学科对经济社会发展没有直接的作用，很难直观地看到它们的价值所在。那么，这些学科是否就不那么重要了呢?我的答案是，哲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仍然直接或间接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其社会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这些学科发展与繁荣的程度对社会自身必然产生重要作用。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不是只有推动经济的发展才算是学科的价值所在。而且，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智库，尤其是那些有着深奥理论内涵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更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学术理性和思考深度的民族是肤浅的;没有理论指导的经济社会是盲动的、无序的。而且学术研究或理论研究本身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知道挣钱过日子的人或社会，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人类除了吃饭穿衣住房以外，还有精神层面的其他需要。因此我们从理论上对慈善进行深入研究就是非常必要的。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的理解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学科的作用是直接的，有些学科的作用是间接的。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

王:也就是说，社会的发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自身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做出整体性、战略性和科学性的指导，学术界和理论界的研究及其成果对于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战略决策必定起到思想库或智库的作用。这种作用有的可能是直接的，有的可能是间接的。毫无价值的学科是不存在的。只要是社会或人们正当需要的就是有价值的。

陈:没有理论支撑的民族是没有发展前景的。因为在现代社会，理论对实践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正如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没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那就只好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事情需要在实践中去探索，然后才有可能在理论上得到提升、总结和抽象，再用以指导实践。那么，经过了三十六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取得了三个自信，即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深水区，那么就需要进行顶层设计。也就是要避免自发的混乱而毫无目标的所谓实践。正如建造一座大厦，我们要先设计好图纸，并且对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做好规划，然后再去施工，那么我们就可以按照自己预先的规划建成一座宏伟的大厦。

王:老师，我想这与建筑学院的学生入学后有可能要去建筑工地参观实习，但主要是进行专业方面的理论学习，学生学习的是专业设计、建筑规划等相关知识，因此就需要在大学里进行专门学习。如果是泥水工，只要有一身力气，能按照施工员的技术要求干活也就足够了。他们不需要在大学里去学习设计规划的专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缺一不可。

陈:大概如此。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学科可能对社会发展有直接的作用，可以从理论上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进行规划和指导，所以这几个学科就被人们认为是热门学科，每年高考以后的学生们在填报志愿时对这几个学科的热情很高，相反，不能对经济发展带来直接效益的历史学、哲学和文学等专业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这也是可以了解的。

王:老师，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所学的社会学专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复兴的，它对当代社会发展有什么意义?

陈:我在多处讲过，社会学学科复兴了不到40年，我在1999年才开始学习社会学，不到15年的时间，因而可以说刚刚入门还不可能有什么大的建树。因此我不是社会学家，对很多深奥问题只能说是一知半解。我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个学科有一些个人的认识，2013年我和沈韬博士在《宁夏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窘境与出路:论中国社会思想史学科建设问题》，其中谈到了个人对此问题的认识，可以说是我们在社会学这个领域里的新观点。社会学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一方面要研究自身学科的建设问题，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要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

我们知道，在社会学学科恢复以后的三十多年间，社会学家们试图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也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也有少数人试图把社会学学科引上纯粹学术化的道路，这是很危险的。我个人的观点是，社会学必须有自己的学科属性，也要有自己的纯粹学术研究，这是本学科的基本内涵和学术营养，但更要着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

王:是的。如果没有它的学术性，它就失去了自身的智力支撑;如果失去了它的实践性，那就失去了鲜活的实践基础。

陈:你的这个认识很到位，我完全赞同。这些年来，社会学家在相关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例如在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和谐社会研究、社会组织与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建设与社会质量研究等领域，还是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见解。社会学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所以有人就说社会学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这个说法很形象，但也不尽然。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有属于自己的边界，不可能无所不包，如果什么都要研究，什么都研究不透，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也就不成其为一个学科。事实上，社会学由于恢复的时间比较短，研究成果积累不够，研究者的未来发展空间很大，因而在很多方面的研究中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没有什么突破性成果，对于社会思想史的属性和研究范围等还缺乏基本的认知。也就是说，还没有把社会思想史从历史学的思想史中分离出来，形成社会学的思想史。同样，社会史的研究也存在类似问题，也没有把历史学的社会史转变为社会学的社会史。社会学家还需要对社会思想史和社会史这两个小学科进行基本的梳理和厘清。

王:老师您觉得造成这些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陈:我觉得，至少有这样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于外来的社会学理论还没有消化，就是过去人们说的囫囵吞枣，或叫作食洋不化，西方社会学理论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那就是西方社会学理论适应了西方国家的国情和社情，适应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这些理论被介绍到中国来以后，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的迅速复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肯定。但是不可否认，我们有些社会学学者对西方社会学理论还没有真正理解和消化，很多问题还没有真正搞清楚，我读一些社会学的文章，参加一些社会学的会议，确实感到有人是在鹦鹉学舌，或者是邯郸学步，没有领会到西方社会学的灵魂，仅仅学到了一些皮毛。我的意思是，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要学，而且要学好，学懂，学精，还要学会运用，就是要把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用于解决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王: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陈:第二个原因就是社会学学者没有对中国传统社会学说进行梳理，使其与中国当代的国情与社情相结合。我们知道，社会学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学科，无论其历史有多长，在中国的时间并不是很久。那么问题在于，在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社会学所要研究的那些问题。古代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对当时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是值得我们今天认真研究的。我自己认为，历史学与社会学是亲密的两兄弟，今天的社会就是明天的历史。古代学者是怎样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问题的，其实对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当然，今天有今天的问题，古代有古代的问题，既不可以食洋不化，也不可以食古不化要灵活地借鉴洋人和古人在解决某些社会问题时的思路和办法。

王:我觉得您讲的这两点都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也希望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尽可能学习一些历史学知识，学习一些西方哲学的知识，并且很好地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这些方面取得一些成绩。我要谈的第三个问题是，慈善学科是否有建立的可能，目前发展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

陈:我刚才说了，我不是社会学家，我学习社会学的时间比较短，那么我就更不是慈善学家，因为我从事慈善研究的时间更短，只有三年的时间。我想这三年事实上是我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多年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因为在此前的三十多年里，我对自己的学术思维进行了比较严格的训练，在对问题的思考中有了比较清晰的思路。我在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里，也非常勤奋，积累了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掌握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因为很多学科的研究理念与方法其实是相通的，正确的思维方式、一定的知识储备和比较准确的表达，是我们转入到一个新学科时不可或缺的能力。所以我很大胆，敢于介入一个自己不是非常熟悉的领域，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

具体到慈善学科的建立问题，我觉得有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本着积极推进的态度，既稳妥又主动地进行慈善学的学科建设工作。我们在2012年编写的《慈善学初级教程》一书，在培训班学员里使用，获得了较好的评价，但是我自己很清楚，这部教材还很不成熟，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下一步也想对这部教材进行修订，争取在教材体系、基本范畴、主要原理、研究问题等方面使其更加成熟，达到正式出版的水平。

王:我见过这部教材，可以说此书是慈善学教材的基本雏形，作为教材的基本要素都已经具备，希望随后的修改能使这部教材更加完备和成熟。

陈: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参与教材的编写工作，先是参加张岂之教授主编的《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参加过张施恩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韩学儒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后又自己主编了《中国近代史》和其他一些教材多少积累了一些编写教材的经验和体会，我觉得一部好的教材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打磨，并且要征求学界同行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的教材，都已经出版了很多次的修订本，师生们在教材使用中往往会提出新的问题，学科在发展中也会取得新的研究成果，这些就需要编写者在下次修订时加以解决。具体到慈善学学科建设的问题，我的看法就是学科建设仍然处于酝酿之中，还没有出现一部比较成熟的教材，这需要慈善界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也将为此付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王:老师，慈善学应当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所以社会学的发展对慈善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学是慈善学得以建立的学科基础，所以我想我们会从社会学的学科角度，对慈善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慈善学学科的建立离不开慈善实践活动，只有不断发展与繁荣我国当代的慈善事业，慈善学的建立才成为可能。

陈:我们知道，社会科学类的学科就是以实践为基础的，没有社会实践就没有这个学科的体系、范畴、原理和基本内容。而人文学科类的学科就是以人类的思维活动为基础的，没有思维活动也就没有这些学科存在的可能。慈善学就是这样的学科，它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它的酝酿、形成和发展就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所以我同意你的观点，要大力发展和繁荣我国的慈善事业，推进慈善文化的研究，为慈善学学科建立创造良好的理论和实践条件。

王:我的第四个问题，就是慈善文化研究的宽度问题，我们在研究和宣传慈善文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陈:我也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前提是，慈善的范围有多大，慈善文化研究的范围就有多大。

王:如果按照您所说的这种观点，那就是说，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有了很大的变化，凡是与慈善相关的事业就属于慈善事业。

陈:是的。近代有人给慈善下了如下定义:怀有仁爱之心谓之慈;广行济困之举谓之善，慈善是仁德与善行的统一。我赞同这样的定义，理由是慈善不是仅仅做救助鳏寡孤独残疾者、扶助贫困、赈济灾荒、送医送药和治病救人的善事，而且要做与此相关的其他善事，例如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以及各种各类的社会服务。我在这里不想去重复那些关于慈善、公益、扶贫、环保之间异同的那些观点，我自己觉得，慈善的概念很大，范畴很宽，涉及的内容很多，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慈善去做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王:我知道，陕西省慈善协会就开展过“保护母亲河——渭河”的行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陈:是的。所以我们对于慈善既有一定的边界，也有不断地发展。这个边界是可以重新调整的。正如历史学一样，在清代覆亡之后，中国历史刚进入到民国时期，那么历史的范围就是自古代至清代这个漫长的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把民国时期纳入到历史的范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当代慈善事业要做传统慈善的那些项目，送医送药、修路架桥、照顾鳏寡孤独残疾者，不仅如此，我们还有其他的慈善项目，这就是所谓大慈善或者新慈善。

王:您所讲的这些问题，似乎是告诉我，慈善面临现代转型的形势。

陈:慈善事业是处于现代转型的形势，或者叫社会的发展推动慈善事业的现代转型。不过，我认为这个转型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对过去的继承和发展。我从来都不否认传统慈善在那个时代所发挥的巨大社会作用。在旧时代，政府腐败无能、经济落后萧条、社会黑暗混乱、兵燹灾难频仍，在这样的形势下，民间慈善、宗教慈善和有限的政府慈善还是部分解决了需要救助者的困难。现代社会与旧时代有了根本的变化，政府承担了社会保障的主体民生工程，即使如此，社会上还存在需要救助的人群，而政府有可能无法顾及。如果说政府的社会保障是从整体上解决民生问题的话，那么，慈善就是从线或点的部分或个别上，救助那些可能无法享受社会保障或社会保障也无法解决困难的那些人，救助了一群人，当然是功德巨大的;而救助了一个人，同样也是劳苦功高。每个人都是上天所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宝贵的。

王:老师，您的意思是，我们要关注群体的安危与温饱，也要照顾每个人的冷暖与疾苦，要让每一个人都衣食无忧、接受教育、看得起病、有房子住。

陈:是的，如果某个地区有一群人出现了生活的重大问题，必定会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想方设法加以解决。但是如果某个地方有几个生活贫困的家庭，政府可能很难出台政策或采取措施，对他们的困难加以解决。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慈善的用武之地了。当然有的地方是政府直接做慈善，这样其实就把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与民间机构做慈善的职能混淆在一起了，民政局与慈善会就是一套人马两个牌子，这种情况在山东、上海、河北、河南以及其他一些省市大概都是这样的模式。不过，我并不反对这样的慈善模式，只要对民生无害的做法都可以尝试。

王:其实，慈善机构的不同属性和不同模式，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我们做慈善文化研究的人要进行研究的。究竟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于当代社会，那就让实践去检验。同样，哪些方面属于慈善的范围，也可以由实践去检验。这是我们探讨的慈善的宽度问题。

陈:其实，在我的观念上，慈善还可以包括更多的内容，因为“慈善”这两个字的内涵是非常宽广的。比如，我们知道当代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非常尖锐，尤其是官民矛盾和贫富矛盾已经导致了不少严重的社会事件。那么，我们在加强法制的同时，可以发挥慈善会的作用，引导社会上各阶层的人们向善弃恶，化解阶层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再比如，慈善可以起到城乡美容师的作用，就是爱惜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消除社会上的某些疾病，呼唤人们的良知与爱心。我曾经说过这样的意思，慈善应当承担起引导人们趋善避恶的社会作用。

王:我赞同老师的这个观点，慈善事业应当越做越大，可以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美好。我的第五个问题是，我听说在高校，有些老师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出去讲课，或者做其他的事情，既扩大了个人的影响又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一举两得。您跟我们说，此生无他求，一心做慈善。您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最佳的呢?

陈:我是说过这句话:此生无他求，一心做慈善。首先，我没有资格对别人的选择作出评论，每个人做事情都有自己的考虑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由个人的价值观支配的。我也曾经在外面做了很多场的讲座，其中大部分是公益性的。我也在某些单位做过兼职，也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在，我仍然处于自己职业生涯的重要时期，我选择做慈善文化研究工作，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名誉和地位，我是在刘维隆先生的带领下走进慈善殿堂的。先生曾说，此生只为慈善来，这句话感动了很多与刘先生有共同志向的人们。我追随先生的步履，学着先生的口吻说，此生无他求，一心做慈善。其实我做的只是慈善和慈善文化研究，还没有全身心投入慈善实务。

王:老师，您知道，我是本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现在又在本校攻读社会学硕士研究生，我对您的学术研究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您是从2011年就开始从事慈善文化研究。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年，可以说，您为慈善文化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陈:我不否认自己为慈善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不过是一介书生，没有下海经商的能力和基本素质，我也没有在官场从政的意愿和兴趣，我喜欢读书与写作的生活，这种生活没有灯红酒绿，没有推杯换盏，没有相互之间言不由衷的阿谀奉迎，也没有自以为是的浮躁与自恋。我曾经选择的是读书、教书、研究、写作的工作，我也为自己的正确选择而感到庆幸。

王:老师现在从事慈善文化研究工作，过去三十多年的知识储备已经为这项研究提供了条件，您掌握的比较熟练的研究方法也是慈善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我知道，任何一门学科都可能对当事人造成很深刻的影响，慈善文化研究应该也不例外吧?

陈:我学习儒家、道家和佛家文化，首要的目标就是要把自己也涵养成心平气和的人，正如学习某个学科的某些人也会在自己的一生里都充满了斗争精神一样，一天不斗，心里就会很难受。学术界的共识似乎是，儒家是积极进取的学说，当一个人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信仰的是儒家学说;当他在仕途或事业上遇到一些挫折时，就会信仰道家学说，使受挫的心态得以缓冲;假若他在俗世凡间受到了精神或身体的伤害，他就会去佛经里寻求慰藉，暮鼓晨钟、青灯黄卷。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说法，这样似乎把人的生活划分得太过清楚，一个人很有可能把儒道佛三家的学说融会贯通于一身或一时，不断用三家学说来鼓励自己或安慰自己，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有可能遇到挫折，但最后出家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要在这红尘世界里讨生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研究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还是有一定差异。

我感到，在我一生的职业生涯中，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基本是平静而踏实的生活状态，这让我的心态很稳定。我的付出与我的获得是相称的，没有不劳而获，也没有太多的劳而不获。我在成为慈善文化研究者以前，也帮着别人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人表示感谢，也有的人过河拆桥，对此，我都是一笑而过，从不放在心里。事实上，即使你很在意某些人的过河拆桥或者忘恩负义，又能如何?你只能让自己的内心更加不平衡而已。现在我做了慈善的工作，感到自己应当为他人做好事做善事，不为获取别人的感恩，只为保持为他人服务的心境。

王:老师从事的慈善文化研究，显然是对自己的涵养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也希望自己能在跟随老师做慈善文化研究的工作中，不断修养自己的身心，为今后走上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谢谢老师跟我谈了这么多的心得体会。

陈:不必客气，与每一位到慈善文化研究中心来工作的研究生讨论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我的一个例行做法。今天跟你的讨论，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似乎梳理了一下自己关于慈善文化研究的思路，也确定了自己今后学术研究的方向。此外，我希望你能够从社会学学科专业的视角看待慈善和慈善文化，尽可能取得一些创新的研究成果。

(本文由王金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