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情景】江南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

【学习情景2】江南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

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商周以前是江南文化的发轫期，春秋战国是成型期，秦汉是发展过渡期，魏晋南朝隋唐是转型期，宋元明清是成熟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江南文化特征经历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文化地位也经历了由偏远到中心的转变。

一、商周以前——江南文化的发轫期

江南的远古文明源远流长，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一样古老灿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到新石器时期，这里就有了极其灿烂的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宁绍地区的河姆渡文化、杭州湾以北及太湖周围的马家浜文化、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和良渚文化等。

河姆渡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总体水平可以和北方的仰韶文化相当，但其文化面貌和仰韶文化完全不同。它拥有丰富的原始艺术，如陶、骨、木、象牙、玉石等艺术品，艺术风格总体上写实而朴素。河姆渡文化证明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源性，也证实了长江下游是我国早期文化的另一个中心。良渚文化产生于新石器晚期，距今大约5000年。良渚文化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它是吴越文化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标志。其玉器种类数量繁多，堪称璀璨夺目，而琮、钺、璧等大型玉礼器最为珍贵。良渚玉器造型上具有人工化、图案化、装饰化的倾向，线纹雕刻精细无比，图案带有较强的天、地、人相沟通的深刻寓意。纤巧、和美、柔润而优雅，与同时期北方的红山文化的玉器所表现出的粗犷、质朴、豪放明显不同。

新石器时代吴越居民在水稻种植，陶器、玉器的生产及渔猎等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原始文化，尤其是玉器最能体现江南先民的艺术想象力，并为后世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玉所体现的和美、柔润的精神理念对后来江南文化特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春秋战国——江南文化的成型期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逐渐强大，江南文化崛起。吴国在和西邻楚国的争战中不断发展壮大，鲁定公四年（前506）吴王阖闾在伍员、孙武的辅佐下大败楚国，国力以及在诸侯间的威望达到顶峰。同时，越王允常、勾践在楚人文种、范蠡的辅佐下，与吴王阖闾、夫差连年交战。阖闾攻越，战败负伤而亡，夫差即位励精图治，大败勾践，报了父仇。而勾践则自甘为奴，臣服于吴，获得重新崛起之机会，卧薪尝胆，富国强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一举灭吴成就霸业。

吴越争霸是春秋后期历史上最动人的一幕，其间出现的历史人物如吴王僚、阖闾、夫差，越王勾践及伍员、专诸、孙武、范蠡、西施，等等，还有他们的经历以及关于他们的传说故事，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一直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的精神，也成为江南文化精神的内在特质，持续影响着后人。透过吴越相争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到吴、越文化在冲突中进一步融合的史实。

三、秦汉——江南文化的过渡期

越灭吴后不久，国力开始下降，到无疆为王时再次沦为楚之属国，最后为秦所灭。秦设会稽郡统领江南吴越故地。统一中央王朝的出现，加上吴越土著和北方人民互相迁移，使江南文化的性质开始发生改变，逐渐由尚武崇霸向尚礼崇文转变。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曾将中原大量百姓迁居会稽郡，移民使得江南生产力得到一定的提高。不过这时江南文化特征的转变还只是一个开端，江南仍然保留了许多特有的生活方式，民风也与中原有较大差别。农业生产上主要是水稻种植业和渔业。但此时江南文化的发展还是有成就的，如西汉著名的陆贾、严助、朱买臣都是江南士人。到东汉时江南人物就开始成批涌现，较突出的有余姚人严光，上虞人王充、戴就，毗陵人彭修，山阴人谢夷吾、赵晔等。王充在《论衡·恢国篇》中指出江南自远古以来的巨大变化：“夏禹倮入吴国，太伯采药，断发文身。唐虞国界，吴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关头，今皆夏服、褒衣、履舃。”也就是吴越地区服饰上已经和中原没有什么区别了。

秦汉时期，相对于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江南总体上还是比较落后的。虽然有了初步的开发，但却被中央朝廷所忽视，认为是“取之不足以更费”，亦即开发得不偿失，人们在心理上还是把江南看做偏远蛮荒之地。

四、魏晋南朝隋唐——江南文化的转型期

晋唐时期是江南文化大发展和重要的转型期。江南相对于战乱不断的北方而言社会较为安定，再加上东晋、南朝政权建立在江南，所以江南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华夏文化在江南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艺术、史学等都出现了新气象。这一时期是江南文化的嬗变转型阶段，江南文化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非常明显，其影响后代的新特质大多形成于这一阶段。

东晋以后江南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开发，经济开始崛起。建康是经济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到隋时大运河的开凿把江南水系与中原水系紧紧联系在一起，南北交通与运输从此畅通无阻，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当然，大运河也沟通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江南在全国的地位更加突出了。东晋至南朝汉族政权南迁，中原大量贵族士人亦随之移民江南，不仅促进了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还从根本上提升了江南文化水平。东晋以来江南经济崛起后，人才辈出，文化学术得到很大发展。南朝虽然军事上较北方弱小，处于劣势，但是文化上，南方则占据主导地位。

隋朝建立后，文帝统治的核心是西魏—北周时期形成的关陇集团，对江南文化采取了压制鄙视的态度，不过隋炀帝登基以后重新依靠江南士族，江南文化再次崛起。炀帝曾任扬州总管，认为江南“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革夏衣缨，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郡。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他不仅爱好倡导江南文化，还亲自实践，《资治通鉴》云其“好为吴语”，并效仿南朝诸帝致力于文学创作，其诗歌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与南朝文学一脉相承。

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碰撞、整合、交融，也促成了江南文化的转型。中原士族南下以后出于政治需要，必须笼络、联合江南士族；而江南士族也要靠南来的北方士族保护巩固其地位，这就使得吴越世家大族的地位得以提高。北方士人将北方之哲学、士风带到江南，给江南文化充实了新的内容。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成为文学中心。“永明体”开创了诗歌声律化的新时代，在诗歌的格律声韵、对仗排偶以及遣词造句、意境创造等方面，都比古体诗更为工巧华美、严整精练。不仅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气息，树立了新的美学风范，更为唐诗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诗歌史的新时代。这一时期江南杰出文人众多，如西晋陆机、陆云、张翰，东晋葛洪，梁代沈约、吴均、丘迟、陶弘景等。圆润自然、清新活泼的江南民歌，是江南特有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其情感、审美风格与北方的文学大异其趣。江南民歌以情歌为主，较少受儒家传统理论的约束，感情大胆强烈而执著，又不乏纯真朴素，且具有动人的情致、天然明朗的韵味。后代无数的文人为之心醉神迷，并充分汲取其营养，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贺等都直接间接地学习其精神。

东晋南朝的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也取得杰出成就，出现了数位影响深远的艺术家。晋陵顾恺之，倡导“以形写神”，其人物画出类拔萃，艺术手法出神入化；苏州陆探微的人物画造型“秀骨清像”；吴郡张僧繇以佛寺壁画和人物写生画著称；宗炳、王微的山水画论奠定了中国绘画的理论基础。六朝的陵墓石刻、佛寺石刻也展示了此时雕塑艺术的非凡成就。最典型的是金陵的“石辟邪”，它造型奇异，体形巨大，昂首阔步，神勇超迈，集天地间各种巨猛禽兽之大成。体现了雕塑家超凡杰出的想象力和中国艺术得“意”忘“形”的最高境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唐初魏徵《隋书·地理志》载丹阳、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东阳等地“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风俗澄清，道化隆洽”。隋唐之际江南社会风俗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

唐朝建立以后，江南经济步入了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地位不断上升，江南在唐代整体上是安定的，社会的安定和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初江南地区的人口比隋大业年间有了显著的增加，到天宝年间，江南人口密集程度仅次于河北、河南，位居全国第三位。唐代诗人笔下的江南无不是粮田千顷、稻花飘香的景象，如苏州殷尧藩《喜雨》诗：“千里稻花应秀色，酒樽风月醉亭台。”润州、常州、宣州、越州、苏州、杭州、金陵等都是当时重要的中心城市。

安史之乱的爆发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中唐以后唐财政收入便仰仗江南，所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同时大量北方士人避乱江南，李白《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江南在战乱中大量接受北方移民，保存了中原地区的文化精英，移民又对江南地区的社会风尚的雅化起到直接影响，因而对江南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江南文化的转型进一步深入。

江南诗人在唐代诗歌的创作上占据着重要地位。据统计，整个唐代有诗作存世的江南诗人357位，占唐代诗人总数的18．5%，而江南诗人存诗数量达11346首，占了现存唐诗总数55000首的20．6%，超过了1／5。唐江南籍众多诗人中，如虞世南、骆宾王、贺知章、包融、张旭、储光羲、戴叔伦、刘长卿、权德舆、顾况、皎然、张籍、李绅、孟郊、陆龟蒙、罗隐、贯休等，都是唐诗史上的重要作家。在此基础上，江南自然“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

五、宋元明清——江南文化的成熟时期

北宋末年，金人南侵，江南偏安一隅，北方人士又一次大量南渡。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定都临安，北方移民“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今之富商大贾，往往而是”。吴越成为南宋统治的心脏，而江南也真正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

宋代江南经济之发达，使我国原有经济布局得到彻底的改观。蒙元时期，北方受战争破坏较重，江南经济相对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明清时期，“南盛北衰”的局面持续发展，江南农业生产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仅以苏州府为例，洪武二十六年（1393）秋，国家所征数即为274　7990石，占全国实征数字的11%，比四川、云南、广东、广西四省所征总和还多。江南不仅农业发达，工商业更为繁荣。自明代以来，江南水乡一带纺织、冶铁、造纸、印刷、造船、陶瓷等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繁荣。如杭州、南京、苏州，分别是宋、明、清时期江南的几大经济中心，城市、商业极为发达。苏州，史称“东南一大都会”，被誉为天下第二大城市、商品大码头和“天下四聚”（指京城、汉口、苏州、佛山）之一。这里商贾云集辐辏，五方百货充盈，络绎不绝。乾隆时苏州城郭户口不下百万，百姓多执业工商，形成各类市场。如城东百姓“皆习织业”，丝织业尤为发达；而城西商业繁华更甚城东。其他如杭州、松江、常州、无锡、镇江等，也都为全国商业和手工业的著名城市，而上海更成为全国著名的外贸港市。

江南繁荣的经济，为江南水乡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为江南水乡文化的昌盛，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江南水乡人多好文，才子佳人、名贤雅士辈出，读书求士、刻书藏书、著书立说盛行，文以致仕、仕而促经、富而思文等，好学尚文之风蔚然。这一时期，吴越文化区攀升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随之而来的是江南水乡文化教育极大发展，民风根本转变，促成文化水准不断攀升。

北宋时期，“兴文教，抑武事”作为国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化的兴盛。因之，社会上普遍形成了崇文观念。宋仁宗时，范仲淹守苏，“二年，奏请立学。得南园之巽隅，以定其址”。此后相尚者日多，风行吴越。南宋偏安江南，江南文风更盛。“中兴以来，应举之士，倍承平时”。此时书院建筑遍布各地，皇家、私家园林中亦多有之。而到了明代，据记载，全国共有进士25262人，仅江南的吴地，就有2714人，占10%以上。据《皇明通纪》统计，明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6年间，每科的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共244人，南方籍的有215人，占总数的88%。明中叶，江南成为东林党人的活动中心，明末则是复社活动的中心。他们倡导政治开明，反对专制，注重经世致用，使江南成为我国实学思潮的发祥地，其中包含的民主启蒙思想对全国影响很大。清朝共有进士科状元114名，如加上博学宏词、经济特科状元4人，共118名状元。仅江苏就有51名，苏南占46名。而苏州的状元，竟然占全国状元总数的25%，其中兄弟登甲、父子状元、叔侄状元、祖孙状元者，累世不穷，这对形成江南水乡崇文重道的风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明清两代，江南水乡所任郡县官吏，颇多名士，为政重教劝学，于是文风日盛。如宣德、正统间，况钟任苏州知府，“重学校，礼文儒”。康熙时，汤斌为江苏巡抚，以“化民成俗，莫先于兴学育材”为旨，兴教办学。因此，江南水乡各类学校不断增加，尚文敦礼之风日浓。《姑苏县志》载，仅洪武八年（1375），本府所立社学就有730多所。可见其教育规模之大，受教育者之众。江南书院遍布城乡，杭州有万松、龟山、西湖、黄冈、敷文、崇文、天真、虎林等书院。市镇上也办起书院，培养了大量人才。如湖州东林山书院，百余年间科举及第者44人。双林镇中进士者46人、举人184人。范锴《浔溪纪事诗》曰南浔镇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两尚书”之谚。

江南水乡文化昌明，藏书楼、藏书家众多。孙庆增《藏书纪要》云：“大抵收藏书籍之家，惟吴中苏郡虞山、昆山，浙中嘉湖杭宁绍最多。”毛晋的汲古阁“实为海内藏书第一家”，藏书多达84000余册。胡应麟广搜书籍，一生“于他无所嗜，所嗜独书，饥以当食、渴以当饮”，自建藏书楼二酉山房，收藏达42000卷。藏书楼著名者，如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宁波的天一阁、南浔的嘉业堂等。私人宅园中，也往往多有藏书之楼。明代全国有四大书市，江南占三处。并且，江南的许多藏书家和藏书楼都精于校雠，娴于刻书，明代全国有三大刻印中心，江南又居其二。

可见，宋元明清以来，江南水乡文化在全国各区域文化中逐步占先，并居主导地位。

从以上简要勾勒可以看出，江南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远古时期就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春秋战国时期江南文化开始崛起，成为当时重要的区域文化。秦汉时期，江南文化在与中原文化日渐融合的基础上有了新发展。东晋以后到隋唐江南文化开始转型，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当然，我们也要看到，魏晋时期江南因为成为政治中心，带动了其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反映了古代社会早期阶段政治与文化中心合一的状况。但是随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新发展，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逐渐开始分离，唐尤其是中唐以后，在北方长安、洛阳的政治中心之外，出现了江南文化中心。到宋以后直至近代，江南文化完全成熟稳定，并进入高峰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