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诡计：麦克卢汉学说成了阐释学

历史的诡计：麦克卢汉学说成了阐释学

有批评认为，美国经验主义社会学过于看重与内容的关系和短期的有限效果，麦克卢汉学说因此被认为挑战了美国的经验主义社会学。还有人视麦克卢汉为新派传播学（专攻媒介）的奠基人，认为他开创了专门研究精神技术的物理工具的科学。实际上，从各方面判断，麦克卢汉不过提出了有关媒介的相当有限的一个“因”，从而给“果”的拼图添加了最后一块纸片。麦克卢汉的学说自有传人，如乔舒亚·梅罗维兹（Joshua Meyrowitz，此人梳理了电子媒介造成的社会变化）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此人认为印刷业是民族国家的构成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卢汉的作品和影响也被重新评价，理解和阐释褒贬不一。20世纪50年代，批评和仇视技术、反对新媒介发展的观点初现端倪，而麦克卢汉在电视到来之时扭转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电视会带来革命。他读维纳的作品，赞同技术支持派和技术至上派的假设，尤其是智能机器可帮助人类的观点。虽然麦克卢汉就此走向控制论，作了一些过头的分析，但他围绕技术展开的思索不乏洞见，上文所述的关于技术与社会关系的第三种解决方案就是一例，这些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詹姆斯·凯里认为，麦克卢汉从不把技术看做纯粹的物理力量，在他眼中，媒介问题远不止于信息传播或人类能力如何被物质的东西塑造。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既是精神的延伸，也是精神的化身，所以媒介体现了人的感觉。工具不仅是手段，还是手、眼、耳甚至大脑的触角。所以社会和物质之间是一个文本、一套阐释体系，而不仅是相互限制的体系。要研究某个媒介，就要弄明白构成人类谈判的全部组件。正因如此，当被问及媒介对文化的影响（这在加拿大是一个尖锐的、经典的问题）——“如果边境另一端的大众文化向我们倾泻过来，加拿大电视的内容会变成什么样子？”麦克卢汉答曰：“如果是加拿大人看电视，那内容就是加拿大的。”虽然这一观点对媒介权力功能的认识相当天真，卡茨还是将之引为文化研究的源泉之一。

总体而言，麦克卢汉学说自有其魅力和力量，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新媒介态度乐观，他对媒介承载和传递的美感兴趣，他拒绝割裂流行文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此后这三者一直被认为是相互渗透的），他为促成大众媒介研究这个独立的文化研究领域发挥了首要作用。在麦克卢汉所处的时代，主导理论界的是普遍批评和否定之风，而麦克卢汉鼓吹电子革命（恰恰出于别人大多以为是负面的原因），赞美日常艺术和物品复制的新形式，推动了新观点的合法化。技术决定论随麦克卢汉旋风而来，又随之而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计算机出现，90年代互联网问世之后，技术决定论又从麦克卢汉的灰烬中涅槃。^[4]或许，恰恰是因为高估了电子媒介的重要性，麦克卢汉旋风才对传播文化研究的创新有所贡献。

【注释】

[1]全世界的文字普遍从上至下书写，说明人类意识到了地球的重力和上面与下面之间不言自明的等级关系。文字在水平上则没有物理规律导向，所以有的语言从右至左书写（如日语、阿拉伯语），有的则反之（主要是西方语言）。

[2]印加帝国等级尤其森严……但是印加帝国没有书写。

[3]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1995）则指出了计算机对他所处的社会的影响。

[4]雷克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提出的Médiologie尤其值得一提。他重拾麦克卢汉的假说和技巧：将历史大致分为三个“媒介空间”（médiasphères）、用物理化的观点看待传播、使用文学化的短句[请阅伊夫·让纳内（Yves Jeanneret）1998年的文章]。其技术决定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对同时代新出现的信息技术置之不理，或完全无知，只关注文字和印刷，视之为传播范式的核心。因此，这种忽视所处时代新事物的思路完全没有继承麦克卢汉的创新特色，即关注新的文化形式，借机发出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