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分析与对策研究报告

福建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发展分析与对策研究报告^[1]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加快城镇化进程，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省第九次党代会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作用。优先发展教育，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省和教育强省，是实现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必将为加快我省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本课题组先后深入福州、厦门、泉州和南平等地的学校、企业和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调研和座谈，深入研究分析了近年来我省教育改革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拉动、聚集、支撑和塑造作用，以及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和今后教育改革发展的对策措施，以更好地发挥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作用。

一、福建教育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分析

（一）带动作用：激发高素质人力资源的留城发展需求

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口的城乡分布，带动人口由乡村向城镇迁移和流动。国内外的研究都证明，教育对城镇化的进程有拉动作用。美国经济学家米凯·吉瑟研究证明，在乡村地区，教育水平提高10%，将多诱导6%—7%的农民迁出农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倾向与其受教育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对职业的身份意识和职业的非农业化倾向越强烈，城镇对他们的吸引力也更加强烈。在现实生活中可见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中，绝大多数都留在城市发展。

表1　福建省2000年与2010年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情况

北大的一个课题组通过研究也得出结论：人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城镇化水平会提高2.2个百分点。在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中，高等教育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更为重要。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会增加0.40个百分点；而中学学历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增加0.16个百分点。以我省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对城镇化拉动作用为例，根据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来看，我省2010年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2000年增加了5.2%，而2000年和2010年我省农村人口总数分别为1978万人和1583万人，^[2]据估算，在2000—2010年的10年间，我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395万人，其中仅由高等教育拉动的城镇化人口数量就有约33万左右。^[3]高等教育对城镇化进程具有关键性拉动作用，其意义不仅在于为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资源，而且高等院校存在的本身就可以带动城市的扩张及其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此外，高校的存在还有益于增强所在地的文化底蕴，从而促进非物质层面上的城市化，为其周边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从这个角度看，福建高校的扩招、大学城的建设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为福建的城镇化进程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推进城镇化的进程中，应努力使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与区域的城市化、城镇化紧密联系起来，更大程度地发挥高等教育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当然，在城镇化进程中，基础教育的拉动作用也不容忽视。乡村居民中具有中学学历人口所占比重的增加，提高了他们上大学的可能性，增加了乡村居民进城就业的适应性，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稳定转移。

（二）集聚作用：强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子女向城镇稳定转移的动力

相对于乡村，更发达的城市教育，对于希望子女能接受更好教育的乡村民众，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调查中发现，年轻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进城愿望更强烈，这种愿望不仅来自于转变自身工作方式和实现自我增值的需要，而且还源于希望下一代能接受城市较高质量教育的朴实愿望。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来说，子女教育问题无疑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和牵挂所在。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解决了子女教育这个最直接最现实利益问题，有助于改善用工环境，增强城镇对乡村劳动力的拉动和吸引，降低了他们进入城镇后的“回流率”。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石。“有教无类”是教育公平的集中体现。从2008年至2011年，随着城镇化的加快，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随父母涌进城镇。仅义务教育阶段，在城镇学校中就读的随迁子女人数以每年近6万的速度在增长。2011至2012学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共接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74.92万人，其中外省务工人员随迁子女41.9万人，占接收总数的62%；小学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生数量已经占到全部小学在校生的五分之一，而初中生也占到百分之十二。为保障随迁子女得到公平的教育机会，省委省政府着力促进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连续多年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各地扩大学位容量，先后放宽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入学条件，按照相对就近入学原则，采取全额招收、电脑派位和统筹安排相结合的办法，保障随迁子女入学机会的公平，有90.2%的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学。

表2　福建进城务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数变化情况

从历年的变化来看，外省迁入的小学生占全部进城务工子女的比例在缩小，而本省外县迁入的比例在增加。（表2）^[4]本省农村留守儿童在迅速地减少（表3）^[5]。调查中发现，省内许多农村或小城镇的学生家长为了让孩子在城市接受优质教育，陪伴孩子生活在城市。有这样一个例子，一群不在厦门当地打工的外地务工人员将自己的子女放在厦门上小学，合资在老家雇一个人照顾这些孩子的生活。优质教育吸引了农村学生进城就读，绝大多数家庭的成员被带动到城镇就业、生活、消费，形成了以教育为核心的小产业链，带动了城镇房地产开发，以及餐饮和交通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教育已经成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子女向城镇稳定集聚的“绿色引擎”。

表3　2008—2011年福建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变化

（三）支撑作用：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适应性和稳定性

城乡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提高社会的生产效率，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技术技能和劳动速率都与接受教育程度正关联。因此，提高乡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让他们接受多形式的继续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技能教育和培训，有利于他们进城后实现稳定就业，对加快福建的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福建省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技术技能教育和培训的内容比较多，不少职业院校强化校企合作、开门办学，采取定向办班、订单培养，努力做到“招生即招工”、“车间即教室”，积极推进产教研合作对接。市县两级职教中心和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面向农村开展了大量的实用技术培训，远程教育、函授教育，推行了弹性学制和学分制，并专门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而建立“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开展返乡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教育培训等等。福建省人民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调查显示，至2010年，全省已经有38.6%的进城务工人员参加了各种渠道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统计表明，2008年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19.14万人，其中农村学生人数约占全省招生总数的65%，毕业生就业率连续六年在90%以上。

将2010年福建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课题组对福建省九地市的近9千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的抽样调查^[6]与2007年共青团福建省委的调查^[7]相比，三年间，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素质有较大提升，职业技能有所提高，就业能力有所增强。（表4）

表4　2007年与2010年福建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程度构成变化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仍有41.8%的进城务工人员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这部分人群也包括高中程度的大部分人，未接受过职业教育或技术培训，缺乏一定的专业技能，在当前劳动力过剩的状态下，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在就业中处于劣势地位，从事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存在不稳定现象。所幸的是，进城务工人员没有满足于现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于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有着十分强烈的需求，调查中，在未得到过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农民群体中，有89.6%的人希望能得到教育和培训的机会。

（四）塑造作用：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市民化”进程

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城镇化”过程其实就是农民“市民化”，即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过程。教育能帮助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从“过客心理”到“市民心态”的内在转变，以共同的城市信仰感染他们，鼓励外来工将城市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建功立业之处，让他们实现生活方式、文化追求等精神层面的融合统一。从教育的角度来说，社区教育以全员性、社会性、文化性和终身性，在塑造“新市民”方面大有作为。2011年11月，福建设立了“福建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还建立了覆盖全省城乡的社区教育网络。截至2011年，全省已有47个市县（区）依托电大成立社区大学、社区学院；还有“福建终身学习在线”网络学习平台，数字化学习资源建设取得初步成效。晋江市不仅有市级社区学院，镇街与技校联合开办的社区学校，村有社区教育学习点，而且还创办了农家书屋、工会大学校、职工电子图书馆、免费绿色网吧等多种社区教育形式，开通“晋江终身学习在线”，东石镇井林村首创“农民大学”。该市还整合学校教师资源，组建兼职终身教育工作队伍，聘请村居骨干、退休干部等为专、兼职社区教育工作者、志愿者。社区教育工作吸引了相当部分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了一个方式与渠道，为他们的“市民化”过程起到促进和塑造作用。

在过去，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只把挣钱当作打工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目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变化，外来务工人员到城镇打工除了改善自身及家人的生活水平外，让自己及其子女见世面、学本领、求发展，希望在城镇开辟一份属于自己的事业，成为真正的“城市人”，已经成为相当多农民进城的主要目的。教育在对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的“市民化”的塑造作用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二、城镇化进程中福建教育面临的矛盾和挑战

（一）高等教育在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的贡献和辐射作用有待提高

1.高等教育资源过分集中于大城市，向中等城市和城镇的辐射效用还远远不足。把大学办到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镇去，既能减轻大城市的压力，又能加快中小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城镇化建设的步伐。近年来，我省高等院校规模不断扩张，在校生人数也有了很大增加，截至2011年，我省已经拥有85所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其在校生人数已达到67.48万人，^[8]相当于每1万人中就有220人为在校学生，同年还有17.37万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向社会。目前，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地属院校发展缓慢，县级小城市几无高校甚至社区院校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我省也并不例外。这固然一方面有大城市交通便利、招生吸引力更强等原因，至今为止几所重点高校向外扩张的不成功也从侧面验证了这一局面有其客观因素的作用，但随着未来设区市和县级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高校重新向这些城市扩张的条件可能具备。而高校的落户又能够反过来大大促进当地城镇化的发展。

2.高等教育发展存在区域性不均衡状态，对推进内陆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的作用较弱。2011年末，福建省常住人口3720万人^[9]，大约每48万人有1所高校。但从地理分布上看，我省近90%的高校分布在东部沿海区域，而内陆的三明、龙岩与南平三个地区却仅有约10%的高校，此外，即使在东部，高等院校也大多集中于福州和厦门，全省近50%的高等院校集中在福州。上述局面已经不能适应我省内陆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内陆三地市的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44.4%（三明）、42.3%（龙岩）与48.5%（南平），均低于51.4%的全省平均水平，仍有很大发展空间，急需设立足够的高等院校为其提供相应支持。

（二）城市和重点县镇教育规模急剧增长与乡村教育规模迅速萎缩的矛盾不容忽视

1.城区教育容量不足，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亟待解决。

城镇化的人口流动必然带来城乡之间受教育人口此消彼长的变化，尽管近几年学校不断地在增加和扩容，福建许多城市中小学校中超大班额、择校热现象始终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就小学的变化看，2009年以来福建每年超过56人的大班额比例在递增，而同期全国城市平均的水平则在递减，2011年福建城市的大班额比例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而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5）^[10]中学的情况同样也不容乐观，随着2014年高考新政策的实施，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将持续增加。估计届时许多学校的班生额还将超标，师生比、生均校园面积、生均建筑面积、生均图书、生机比等指标都将被稀释，教师超负荷工作将更加普遍。这些严重制约学校发展和教育质量提高的矛盾是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须及时予以化解。

表5　近三年福建与全国城市小学大班额比例变化对比

2.农村义务教育生源不断萎缩值得引起重视。随着大量农村孩子随父母或不随父母进城就读，不少农村学校人走“楼”空，班额迅速减少，一些学校甚至不得不在举步维艰的窘境中逐步走向“自然”撤并。德化县是比较典型的代表，全县中小学生48162人，城区44672人，占了92.7%。调查中走访了一个过去曾经有一定规模的山区小学，所有班级都只有几个学生在上课，有的一个年级甚至只有一个学生。一所小学七八名教师、二三十名学生；一所中学五六十名教师、一二百名学生的现象在全省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从2009年到2010年，仅一年间，全省小学教学点从2600个减少到2516个，在校生从38679人下降到32965人，少了5714人，复式班在校生从5994人下降到2799人，少了3190人。在许多农村和山区，保存下来的学校也是生源锐减，教师工作量锐减，大量教师富余，甚至有的教师终年没有课上。城镇、乡村的教师编制状况发生历史性逆转的情况在全省各地区大同小异，这种现象也使许多农村教师出现不思进取的惰性心态，导致农村教育质量进一步下降，其后果造成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陪读式”转移。同时，农村学校由于缺乏规模效应，也不同程度存在着教育资源闲置和浪费的现象。诸多“空壳学校”凸显出了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尴尬，继续投入建设则效益明显不足，不建设又影响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

（三）职业教育在应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培训需求方面成效不高。

在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进程面前，给职业教育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存在着机遇。据国家劳动保障部的《中国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显示，当前登记求职的青年占到青年总数的70%。被称为“20—30新失业现象”，其中一大部分是由农村富余青年劳动力转移就业困难引起的。大多数进城务工青年从事的是“苦、脏、累”的工种，工作不稳定，工作环境普遍较差，劳动强度普遍较大，劳动时间普遍偏长，工资相对较低，闲暇时间很少，他们更多的是在为生存而工作。福建团省委的统计数据表明，进城务工人员中或多或少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仅占28%，大多数缺乏一技之长、科技文化素质明显偏低，技能和文化已成为制约他们就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职业教育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1.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偏弱，部分中职学校处境艰难。

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我省沿海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明显要优于内陆地区。闽南、闽北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悬殊极大。在教育投入方面，从调研数据来看，我省职业教育经费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还不完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总体比较薄弱，全省还有125所中等职业学校尚未达到设置标准，占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总数的49.8%。许多中职学校反映发展资金匮乏，地方财政拨款只够支付教师工资。此外，还有近2/3的县（市、区）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未达到30%。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不少县（市、区）未按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编制标准要求开展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核编工作，学校普遍存在专业教师不足问题。特别是地处山区的“双师型”教师比例不仅偏少，而且偏弱，还一直想离开山区到沿海地区发展。总的看，中职学校大多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主要有：一是本地生源逐年下降，招生工作举步维艰；二是家长、学生不愿把中职教育作为“终点”教育，“重普高、轻职专”的倾向相当严重；三是办学体制机制不活，办学吸引力不强。

2.专业和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衔接不够紧密。职业院校专业和课程设置理应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理念，将社会的需求与个人的需求包括与进城务工人员的需求相结合。但目前职业院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由于缺乏行业的指导、企业的广泛参与，一方面，产业急需的人才培养数量得不到保障；另一方面，学校培养的人才难以适应行业企业的用工实际要求。究其原因，主要是产教对接、校企合作不够紧密，行业企业人才需求预测滞后，专业和课程设置特色不明显，办学机制体制不活，重学历教育，轻技能培训等。

3.校企合作稳定性（弱）差，缺乏深度融合。深化校企合作的目的是为了使参与合作的学校、学生、企业、社会各方互惠共赢。就目前情况看，校企合作主要是深度不够，学校一头热、企业积极性不高。一是缺少相应的政策保障。目前我省尚未出台相关政策文件以明确政府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等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亦缺乏对校企合作过程中各方利益进行保护的机制。因此，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企业一方往往因缺少相应的激励政策和保障机制而觉无利可图，使其对于合作的积极性不高。二是校企合作中双方利益诉求不一致，内在动力不足。当前校企合作大多仍停留于低层次的用工层面，合作关系松散。一方面，即使是“订单班”，企业一旦不景气，就大幅拒收。另一方面，学生择业时很有可能进入更有利于个人发展的企业而未选择进入与学校合作的企业，或者是到企业不久就选择跳槽，这都意味着企业投入的培养经费得不到预期回报。

（四）社区教育在提高流动人口的市民素养方面针对性亟待加强

社区教育虽小却大，它既是一种区域性、整体性的教育活动，又是一种组织协调社区各种力量，在提高社区成员包括新型居民^[11]素质、提升社区居住品质、促进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和难以替代的作用。总体来看，目前全省大多数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特别是社区教育还未能顾到提高流动人口的市民素养。从共青团福建省委的调查数据看，进城务工人员远未融入市民的圈子，他们以自我为圆心，以亲缘、地缘为半径自发形成社交小团体，呈现出内部融合、外部疏离的特点。他们日常交往对象主要是：家里人和亲戚占46%、工友占28.6%、老乡占15.3%。相对于城镇居民，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是从事高强度工作的“临时工”，业余时间少，没时间也没多大兴趣参加各类培训和各类社会交往活动。尽管他们有的已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多年，但还是无法建立起与市民交往的生活圈子，有近七成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归属感”或“说不清”。分别有44.9%、47.7%的受访者表示“从不参加”或只是“偶尔参加”住处所在社区的公共文化活动。

在城市上学的随迁子女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统计结果显示，63.6%的孩子表示更需要精神上的帮助，如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只有36.4%的孩子表示，更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比如爱心捐赠。总的来看，他们难于真正融于城市社会，仍然是在城市生活的“陌生人”。究其原因，主要有：

1.社区教育建设滞后于城镇化建设进程。当前各地都在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但社区教育与社区建设目前还是各自为政，没有形成统一体。在社区建设的规划中没有充分考虑社区教育在促进社区经济、社区建设发展和提高新居民素质上的作用，相关的教育配套政策、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社区教育目标、资金、师资、场地等，都跟不上时代的要求。

2.社区教育管理依赖于政府推动，社区和个人介入有限。根据“面向2l世纪中国社区中的终身学习调查与研究”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学校“配合社区有关部门开展社会宣传、教育、服务等活动”的占25.5%，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仅从行政上履行管理职责”的占23.5%，“选派专人为校外辅导员、兼职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品质修养、文化知识等方面的教育”的占21.6%，“在教育部门管辖的人、财、物之外，给予学校多方面的支持”的占19.6%等。^[12]这说明，现有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的基本形式仍然是以地方政府推动和学校实施为主，教育内容和活动形式比较单一，与居民需求不够贴近，社区及居民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三、城镇化进程中福建教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拓展辐射效应，提升高等教育对城镇化的服务能力

首先，逐步推动重点高校到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办分校区。福建省也一直有积极推动高等院校同地方密切合作的经验与传统，在泉州等地推动的一系列高等院校与县市合作办学、共同设立研发中心与人才培养基地的实践，如福州大学晋江科教园、华侨大学等省内高校与南安石材和水暖卫浴行业合作办学，福州大学和石油化工学院、宁德师范学院在福安组建“闽东电机电器协同创新中心”等等，预计将起到较好的效果，有必要进一步向闽西、闽北的中小城市进行推广。其次，积极规划发展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其与各地市原有的电大、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乃至位于地级城市的省属高校形成完整的地方高等教育链条，这不仅对提高城市整体文化素养和其劳动者素质有重要意义，更有利于形成与地方具体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人才储备、技术优势，进而促进城镇的不断发展。最后，努力探索社区学院等与当地结合更为紧密、办学更灵活、职能更广泛、更为适应区域具体状况的高等教育形式，从而对原有高等教育体系形成有益的补充。

（二）以县域为单位，根据城镇化趋势规划调整教育的整体布局

各县区要根据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和一般规律，结合县域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和人口转移的方向进度，分析县域及县城人口数量在特定时段内的变动、人口密度、人口的城乡分布、外出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情况等，对不同层次就学人口数量和集聚程度进行科学预测，以此为基础调整县城各类学校的规模和布点，统筹安排中小学规划和建设。城市和重点县城应以提升中心城区的办学容量和教育质量为主；农村和山区县应以提升教育的规模效益为主，农村学校的标准化建设应以乡镇以上的中心校为主，而不宜撒胡椒面。德化县结合“空心村”整治及乡镇撤并规划，将学生数少于30人的乡镇小学降为教学点进行管理，少于30人的乡镇初中校进行撤并调整，就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三）推进管理方式改革，以中心校、名校辐射和集约效应改造薄弱校

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好学校的扩容总是有限的；农村撤点并校也并非易事。因此，要大力推进管理方式改革，深化“小片区”和薄弱校“委托管理”改革，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在城市中，可建立以优质学校为核心，以“中学+小学”、“名校+新校（民校、弱校）”“名园+镇（街）园”为形式，捆绑周边一般或薄弱学校的教育集团，集团内的师资统一调配、教师统一待遇、课程统一设置、教研统一管理、质量统一监测、考核统一评价。在农村，可按照国家制定的相应标准办好中心学校，突出中心学校的地位，强化中心学校的辐射功能，盘活存量资源，提高规模效益和整体办学水平。湖南省岳阳县以“学生联管，教师送教”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小学“片联校”办学模式值得借鉴。他们以一所中心校或完小为本部和中心，将地理位置相近的几所不成规模的学校作为教学点，将本部与教学点联办成一所“片联校”。实行人事调配、财务收支、教师待遇和教学管理四统一。由于实行了教育教学资源共享，教学点虽然一般只有几个、几十个学生，但却能做到规范办学。让偏远地方的学校、学生同样享有优质教育资源，有效促进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13]

（四）加大力度，使基础教育投入导向适应城镇化发展趋势

近10年来，为缩小城乡差距，落实教育公平，国家教育投资的重点主要在于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城镇化进程中，省市财政教育投入要加大对城区及城乡结合部幼儿园、中小学、农村中心校的扩容扩建和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等项目的投入力度，提高专项资金补助幅度。对上级教育专项补助资金，允许先行先试，加强县域内资金使用的统筹使用力度，整合相关建设项目，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对公办学校接受外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的，学生公用经费拨付应等同本地生标准。每年可拨出专项资金，按当地标准补助给在外来工子弟学校就读的外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五）规范有序，构建适应城镇化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要将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惠性教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建立公共财政、保障中等职业教育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统筹规划，使政策更适宜地区职业教育发展。首先，对于职业教育发展基础比较好的地区，积极鼓励其不断创新，提高办学水平。如与高校及企业联合兴办人才培养与技术研发中心或定向班。其次，在职业教育发展相对薄弱的地区，通过政策扶持，如在经费等方面给予倾斜，改善其办学条件。在政府主导下，根据产业布局调整，组织山区薄弱的职业学校与沿海发达地区的职业学校开展帮扶、合作等。其三，整合全省的职业教育资源，规范中职学校的招生行为，逐步削弱“地方保护”政策和制止各自为政的行为，使中职学校的招生工作朝着“公平、规范、有序”方向健康发展。

（六）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逐步完善校企合作相关制度

建议省政府出台操作性比较强的《关于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实施办法》，厘清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主体在校企合作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职业教育发展机制。此外，要完善相关配套的政策法规，在执行过程中还要加强监督，这样才能使校企合作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发挥行会指导作用，实现校企双赢。支持和鼓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成立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提出本行业人力资源需求情况和人才培养规格要求，组织行业企业专家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设置、教材开发等，协调推动本行业的校企合作。如：晋江安海职业学校由原来的与企业直接合作逐步转向与行业工会的合作，在机械、数控等学科领域与安海五金机械同业公会进行深入的合作，通过该公会的指导与帮助打通与企业的关系。这种做法对于加强校企合作的意义是互惠性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协调企业为学生提供实训场地，让学生切身体验企业工作的氛围；二是为企业用人提供支持。通过这种合作方式，学校和企业找到双方利益的共同点，也更有助于校企合作深化发展。

（七）依托多种力量，提升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实效性

要积极依托民办高校、职业学校、大型企业、重点工程、经济强村和多种社会力量，通过实施“联校助学”、“强村实践”等培训项目，采取“政府拨一点，社会支持一点，学校减一点，自己出一点”，深入开展对二代进城务工人员和潜在外出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指导和成人学历教育。还可以组织当地职业院校或其他社会培训机构开展志愿服务，将学校、培训机构的专业优势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实际需求对接，通过采取分批轮训等方式，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免费或优惠的培训服务。要根据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发展需求，充分利用流动学校、远程教育、职工夜校等多种形式，就近就便加强就业技能、法律常识、职业道德等短期实用的综合培训，推动培训与技能鉴定、促进就业相结合，帮助他们不断提高综合素质。要促进地区优势互补，通过见习实践、交流等方式，丰富培训层级，形成培训体系，针对不同的需求和实际培养从低端到高端的各类技术人才，让进城务工人员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

（八）整合资源，实现社区教育管理体制由“学校—行政型”向“社区—社会型”转轨

未来社区教育要采取以新型居民需求为导向，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实行政府推动、社会（社区）支持、个人参与的“三位一体”式“社区—社会型”管理体制，有效地促进教育与社会的一体化，实现社区教育与社区建设的沟通与互动。充分发挥地方党政的领导统筹作用，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社区）和新型居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串联起各个阶段的教育学习活动，整合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因素，形成连贯、协调、多元的立体教育系统。以福建省社区教育指导服务中心为平台，充分发挥其指导和服务职能，促进全省社区教育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载体平台、资源供给、途径方式等方面创新，把社区教育打造成终身学习的有效平台，形成覆盖城乡的终身学习网络体系。实行“学分银行”制度，为实现社区教育与学历教育相互衔接提供可能。赋予开放大学（筹建中）学分评估和认证权利，使其成为学分认证和转换的核心机构，在构建终身教育四通八达立交桥方面起到枢纽作用。^[14]

（九）倾注爱心，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生活开辟绿色通道

以提高综合素质为基本目标，加强培训力度，促进随迁子女成为未来的文明新市民。可按照“社区+志愿者+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校”的模式，围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等内容，广泛开展系列关爱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志愿服务活动。厦门市工业集中区图书馆分馆将少儿阅览区开辟为课业辅导区，定期邀请大学本科以上的社区志愿者免费为青少年读者进行课业辅导等志愿服务活动。晋江市2013年开展“四点钟学校”以解决孩子放学到家长接送这段时间的安全、辅导等问题，这些举措都受到了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及其家长的欢迎。城镇化进程中，不仅要考虑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问题，采取实实在在措施为务工人员解决后顾之忧，更要多倾注爱心，关注未成年随迁子女的健康成长，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开辟通道。

新一轮城镇化规划正在制定中，而教育作为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构成，其作用理应被赋予更多内容和关注。本研究报告还仅是反映了许多表面现象，分析也只是粗浅的，但报告中尽力揭示和反映了我省城镇化进程中福建教育的发展现状。目前，城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城镇化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发展势在必行，教育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性和作用的发挥非常值得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谋划。

【注释】

[1]本研究报告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13年度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的福建教育发展对策研究”成果（立项批准号：2013A018，主持人：鞠维强，课题组成员：陈晓风、林斯坦、林菁、冯云、黄宝元、杨清、连文达、林中威、高源）。本文执笔：林斯坦（总撰）、冯云（基础教育部分）、连文达（职业教育部分）、杨清（社区教育部分）、林中威（高等教育部分）。审改：鞠维强、陈晓风。

[2]福建统计局：《福建经济统计年鉴》（2012年）。

[3]教育拉动人口数量=当年全省农村人口总数×学历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化比例×受该学历人口拉动的城镇化率增加比率。

[4]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09—2011）。

[5]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09—2011）。

[6]福建省思想政治研究会：“现阶段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查”，思想政治工作网，2011年5月17日。

[7]陆芳红：“培育新市民，服务新农村，扎实做好进城务工青年工作”，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2007年4月29日。

[8]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2012》。

[9]福建省统计局：《福建统计年鉴—2012》。

[10]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简明统计分析》（2009—2011）。

[11]新型居民指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在城市工作生活半年以上年的常住人口。

[12]吴星：“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模式探讨——基于石家庄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继续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第29页。

[13]李让恒：《“片联校”让山村孩子同享优质教育——湖南岳阳创新农村办学模式》，《中国教育报》，2004年12月8日。

[14]汪跃平，刘建平：“基层电大推展社区教育发展的实践与思考‘学分银行’与学历教育相衔接的探索”，《成人教育》，2012年第12期，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