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产业发展的认识误区及其对策

我国教育产业发展的认识误区及其对策

“教育产业”正在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无论是在有关理论的探索上，还是在实际运作中，都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社会认识方面亦存在诸多误区。分析教育产业的认识误区，走出教育产业的误区，有助于我们自觉促进教育产业在21世纪的大发展。

误区之一：教育产业覆盖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领域

教育产业具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并非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领域都能作为产业发展。从一般意义上讲，非义务教育具有发展教育产业的可能性；准确地说，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非义务教育可能形成教育产业。即便如此，高等教育仍有一部分内容难以作为教育产业发展。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无论从目标、任务、运行，还是管理和评价角度看，都有自己的规律和标准，由此决定了教育产业的特殊性，即教育产业不完全遵循一般产业的规律。诸如一般产业严格遵循按成本定价的原则，而高等教育却不可能完全遵循这一原则。一方面，按教育成本收费至少在近期大大超过了国民的平均承受能力，会导致受教育机会的更不平等；另一方面，从国家及公众利益考虑，必须对师范、农林的主要专业以及一些艰苦专业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如果完全按教育成本收费，其后果将是难以想象的；此外，按教育成本收费不仅会影响高等院校学生的社会构成，甚至对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心理影响。

误区之二：教育产业推进主体相互分离

教育产业的发展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作为推进主体并且要合理分工、多方协调、形成合力。然而，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校办社会”和社会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尤其是凝固而缺乏创新的教育发展观念，成为教育产业发展的障碍。目前，在发展教育产业的实践中，一部分高等院校从习惯和现实利益考虑，并不真正想大力推进“后勤社会化”，甚至仍然在走“学校办社会”的老路；地方政府则往往担心高等院校要地、要配套、要政策，自己得不到现实的实际利益；企业看好教育市场和教育产业，却担心自己的投资回报得不到保证。这样就出现了对教育产业议论多、实际动作少的现象，且议论中考虑自身利益多、兼顾他人利益少。教育产业的大发展，需要前瞻性的总体规划和合理的社会分工，同时要建立互惠互利的利益机制。

在教育产业的发展上，政府、社会、高等院校和企业应该形成利益共同体。教育产业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能够在总体上给政府、社会、高等院校和企业带来最大利益，“蛋糕”做大了、做好了，能够分配的利益无疑也会更多。因此，教育产业的推进主体必须切实转变观念，明确自己的职责及利益，真正形成有效推动教育产业的合力。

误区之三：教育产业完全依靠非政府投入

多年来，我国在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政府投入方面，表现为本末倒置，即对非义务教育的政府投入相对好一些，对义务教育的政府投入则令人窘迫，从而使学龄少儿不能公平地享受真正意义上的义务教育。发展教育产业并不是要使非义务教育完全市场化，也不是政府对非义务教育不再投入。事实上，政府对任何教育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是如何优化教育支出的结构，如何解决“穷国办大教育”的多渠道教育投入问题。毫无疑问，我们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需要政府着眼于未来，夯实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知识经济作为未来的主导经济形态，基于人类可不断创造且无穷无尽的知识资源，其发展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实质，是不断提高人们创造知识和应用知识的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因此，政府最重要的投资，应定位于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开发，对教育产业的投入无疑是其必须履行的职责之一。与以往所不同的是，教育产业的投入是多渠道的，政府投入不是唯一的，事实上政府也不可能大包大揽。伴随着制度创新及利益机制的形成，教育产业的非政府投入比例将日益扩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完全退出。

误区之四：教育产业发展规模可无限膨胀

教育产业发展规模取决于一定时期的社会需求和教育消费水平，同时也取决于社会投入。从教育消费者看，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1997年我国收入最高的20%人口占全部收入的51.04%，收入次高的20%人口占全部收入的8.63%，收入最低的20%人口只占全部收入的4.06%，最高收入者占有总收入的比例是最低收入者的12.7倍。除了总体上的收入差距外，全国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年3月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调查结果表明，全国31个省、区、市按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块划分，东部地区人均收入为7 145元，中部地区为4 873元，西部地区为5 123元。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比中部地区高出2 308元，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比中部地区高出286元。这种收入差距必然导致教育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此外，涉及面很广的房改、医改等也客观上影响了教育消费的实际需求，何况在社会消费者持币数额一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各种消费的“抵消效应”。因此，在社会投入及教育消费有限的情况下，教育产业的发展规模会受到这些约束条件的影响。教育产业的发展规模不可能无限膨胀。

误区之五：教育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没有关联

教育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具有紧密的联系，教育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地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必然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这是由教育和科技的内在有机联系决定的。综观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之所以在速度、水平和业绩方面不尽如人意，很大程度上在于高新技术产业与教育产业的分离，尤其是教育产业的发展滞后。像北京中关村、武汉东湖地区，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这两个地区都是先有高等教育后有现代科技，先有教育产业后有科技产业，首先是大学城，然后才是科技城。尤其是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这两个著名学府，都经历了百年沧桑。令人遗憾的是，多少年来我们未注意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教育产业之间的关系。事实上，高新技术产业与教育产业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相互支撑、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笔者认为，如果将科技城建设与大学城建设同步进行，将目标定位于建设新型的科教城，很可能使高新技术产业和教育产业发展加速，并出现质的飞跃和良性循环。

误区之六：教育产业主要是校办高科技产业

教育产业应围绕高等院校，尤其是大学的现代社会职能而展开，即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校办高科技企业及产业，只是大学社会职能或教育产业中很小的一部分。事实上，大学擅长的不是办高科技企业或高科技产业，而是教育和科研，大学的社会角色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基础、科技创新的主要支撑、高科技产业及知识服务业的技术源、创造性人才的襁褓和摇篮、改革与发展决策的重要思想库、知识和信息的重要集散地。否则，很可能出现“种不好人家的地，也荒了自己的田”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1998年，全国1 000多所高校高科技产业的利润才16.8亿元，远远低于投入回报的预期值，并且各种法律上、经济上的纠纷干扰了大学的正常管理工作。因此，必须全面理解教育产业，并强调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综合性。应该承认，高等学校兴办高科技企业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其历史所赋予的社会服务职能的综合发挥，不仅与国家产学研一体化政策不尽一致，而且会淡化其作为技术创新源和创业者孵化器的社会角色。诸如高等学校的一项优秀科技成果项目，是学校自己产业化还是由社会投资者产业化？是自己直接经营还是由职业企业家经营？是追求校办高科技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还是追求社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也似乎是十分清楚的问题。

误区之七：教育产业就是高校后勤社会化

教育产业包括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内容，但其内涵和外延要丰富得多，还涉及与高等教育相关的诸多方面。尤其是教育产业发展观上的创新，使其具体运作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高校后勤，也不是简单的高校后勤社会化问题。近年来，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在1999年教育部召开高校后勤化改革会以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逐渐推开。客观而论，这种改革才刚刚起步，要改革到位还有相当艰巨的任务。高校后勤社会化，不是简单地将大学的后勤部门更名为“后勤服务总公司”，或稍加组合成立“后勤企业集团”，而必须按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从准企业化管理到完全企业化管理的过渡。否则，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只会是“穿新鞋，走老路”，同时也将付出高额的成本和昂贵的代价。即使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到位后，也不能认为教育产业发展到位，因为教育产业所涉及的远不止高校后勤的范围。况且，为高等教育不断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教职员工和学生不断创造更好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使原来的高校后勤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显而易见，高校后勤社会化是教育产业的一部分，但并不能等同于教育产业。

误区之八：教育产业发展仍沿袭传统体制

我国50年教育发展史表明，传统体制已与现代教育发展需求不相适应，传统体制也必然束缚教育产业的发展。必须切实转变观念，以公办、民办多种形式促进教育产业的发展。目前，我国民办高等院校达到1 200多所，其数量已超过普通高校，招生数量与普通高校已两分天下有其一，但国家授予学历资格的民办大学仅25所。1998年，美国拥有3 500所高等院校，其中公立四年制大学400所和公立两年制大学1 000所，私立四年制大学1 500所和私立两年制大学600所。哈佛、耶鲁、康奈尔等常青藤大学都是世界著名的私立大学。在韩国，私立大学所占比例也超过了80%。在发展教育产业方面我们必须平等地关注公办、民办两种体制，并实现体制创新。多少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高等教育“义务化”的误区导致公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近乎无限膨胀，高等教育需求与高等教育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而政府办学能力有限，且缺乏活力。因此，在我国高等教育增长方式的转变中，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教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误区之九：教育产业与高等教育改革是两回事

教育产业不仅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对高等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不论是高考制度的变革，从“严进严出”向“宽进严出”的转变，还是建立更新教学内容的机制，逐步剥离学校后勤系统，都直接关系到教育产业的发展。教育产业的发展又无疑能为高等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1998年10月，联合国在巴黎召开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培养首创精神和学会创业应当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关注点”。培养对象从求职者向创业者角色的转变，使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挑战，需要为适应这种变化进行深入改革，并将有利于形成教育产业与高等教育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实际上，势在必行、日益深入的高等教育改革，为教育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相当大的空间，为教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上海、北京等地的实践表明，高等教育改革每深入一步，都给教育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带来了教育产业创业的机会。

原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