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兴市的认识误区与对策

科技兴市的认识误区与对策^[1]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科学技术在这个阶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救中国，包含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国的深刻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发展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需要决策和行动，需要具体的思考步骤和操作步骤。正如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P.B.梅达沃所说：“科学活动的方向是由政治决策确定的，起码是由科学之外的判断活动确定的。科学能够打通各条行动之路的关口，但不能自行断定该走哪条道路。”当科学活动直接涉及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时，政治决策的重要作用尤其如此。“科技兴市”（Invigorating Cities by S＆T）是在改革之年明确提出的，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它都反映了人们对科学技术所寄托的良好愿望和期待，对它的选择无疑是一种明智的抉择。

在人类发展史上，人们曾对科学技术的神奇伟力有着无数美好的憧憬和期望，至今仍然如此。古今中外，有过“科学救世论”、“科学改善论”、“科学性善论”和“科学救国论”等。尽管这些论说不无积极意义，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甚至不乏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但是，科学技术从本质上是可以施惠于人间的，它的社会功能能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影响。在这种意义上，著名科学家、哲学家B.罗素指出：“归根结底，是科学使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科学能为人类创造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很多的环境。”E.冈伯瑞奇则更为乐观地认为：科学是改革的杠杆，困扰人类的种种问题，包括人类本性不完善所造成的问题，都将在科学的面前消失，科学将指明通向阳光普照的、和平丰足之地的道路，在疲惫而纷乱的现今世界上建起人间天堂。当然，科学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可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正是梅达沃所说的政治决策，决定了科学技术活动的方向。

“科技兴市”这个口号一经产生，就以其神奇的魅力使众多人为之倾倒。近一两年来，它日益为我国众多城市的决策者所接受，为世人所响应，成为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和行动口号。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6月，明确提出“科技兴市”的城市已达数十个。这种情况着实使我们高兴和振奋，因为我国众多城市“科技兴市”目标实现之时，极可能是我中华“科技兴国”之日。然而，兴奋之余又令人忧心忡忡，在“科技兴市”问题上不乏认识上的误区。有迹象表明，关于“科技兴市”的某些认识是相当模糊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和庸俗化。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于“科技兴市”如此重要的政治决策，缺乏科学精神，没有充分认识和考虑约束条件。大凡决策，约束条件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就一个城市而言，提出“科技兴市”的口号，寻觅“科技兴市”的客观依据，论证“科技兴市”的必要性并不困难，甚至拟订“科技兴市”的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实施方案也轻车熟路，易如反掌。在科学决策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更是如此。难就难在真正充分地考虑优势和劣势，冷静地分析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作出切实符合“市情”且可操作的决策，并在决策实施后获得令人满意的总效果。

毫无疑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科技体制改革，为我们实施“科技兴市”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环境，而“科技兴市”术语本身就是改革之年的产物。但我们必须看到，关于“科技兴市”的决策，需要满足一系列约束条件，要有技术可行性、经济可行性、政治可行性和社会可行性。“科技兴市”决策的实施，更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在形成和实施“科技兴市”的决策时，我们不能不正视现实中的问题和困难。这些困难在于：长期以来存在的科学技术与经济脱节问题，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所积淀下来的社会心理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等等。诸如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共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环境、法制建设、能源资源、公共道德、文化教育、社会安定、通货膨胀、腐败现象等，都会影响到“科技兴市”战略目标的实现。这些不可避免的积弊与时疫，不仅导致了目前全局、宏观、局部、微观的困难，而且也是我们实施“科技兴市”时不可掉以轻心的约束条件。

2.对“科技兴市”的宏观背景认识不足，不清楚我们面临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取决于政治、经济的体制结构，取决于自然资源条件、人口数量及素质，取决于社会财富的积聚与使用，取决于社会价值观念及教育文化环境的现实水准，也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能力以及整个管理水平高低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在上述要素中，科学技术进步越来越显示出其决定性的作用。在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历史进程正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的发达国家是如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亦趋向如此。然而，这两类国家之间又客观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差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负担沉重，人的素质低下，社会教育文化事业落后，科学技术水平落后，人才匮乏，资金奇缺，管理效率差……这些问题对于它们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来振兴经济、促进社会发展，无疑是巨大的制约。在这种意义上，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P.M.S.布莱克特提醒人们注意：“科学技术的发明，决不是魔杖，只要用它对穷国一指，就可使它们变成富国。”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正肩负着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双重历史重任。历史留给我们的既有充满自豪的成就，也有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相比之下，我们搞“科技兴市”、“科技兴国”有着更大的难度。

3.津津乐道科学技术促进经济振兴的“魔力”以及“科技兴市”后的壮观情景，对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认识不足。事实上，我们既要看到科学技术促进经济振兴的强劲作用，科学技术能够施惠于人间；也要看到经济实力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催化和牵动作用，经济投入直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效益。这正如布莱克特所说：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上的新发明一经物化，就会导致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但物化过程却需要巨额资本。在目前我国城市普遍尚未形成健全的科学技术与经济相互促进机制的良性循环状况下，我们确实处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这就更需要我们理智地思考问题，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合理运筹，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认识上的偏差、决策上的失误。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尤其是1989年以来，国家由于经济困难采取了财政信贷紧缩政策，加之明显且严重的通货膨胀，使本来存在的科学技术资金供求矛盾更加尖锐。科学技术资金的严重不足，不仅是影响科技体制改革进程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制约“科技兴市”进程的“瓶颈”。时下，我国许多城市财政支出中没有科学技术的户头，“吃饭财政”的现象普遍，中央新开地方增支的政策性口子，又增加了解决科学技术资金投入问题的难度。以河北省为例，该省1983年完成财政收入约64.7亿元，比1987年增加了约7.1亿元，增加了约11%。但是，由于中央新开地方增支的政策性口子（如职工副食补贴等），同年要新增加开支约7.8亿元，增支比增收部分要多约7 000万元。由此可见，城市财政要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科技、经济投入，是有相当困难的。怎样走出“两难选择”的困境，合理配置投入，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4.对“科技兴市”表现出形式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对其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渐进性认识不足。“科技兴市”并不完全意味着城市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类似量子跃迁的跳变，并不意味着科学技术是一帖“万应灵药”，能够不加选择地决策，并不意味着科技是神话传说中的魔杖，能够风平浪静、“旱”、“涝”保收地给人们带来实惠；而极有可能要付出代价，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要经受痛苦的磨炼乃至于作出某些方面的牺牲。此时此刻，我们回顾布莱克特1957年讲的一段话，似乎不无感慨。他认为：“东方那些工业化前国家要想富起来，只有走把钱节约并投资到较好的教育、农业、社会服务和工业化之中去的道路。假如他们是在自力更生地走这条道路，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暂时将更加贫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表明，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阶段性和渐进性，其艰巨性、复杂性更是历历在目。同样，实现“科技兴市”的目标也有阶段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科技兴市”的进程也是渐进的。如果我们一味浅薄地追求短期内的功利，不加前提和约束条件地提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的口号（现在确实有这种口号），违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则会弄巧成拙，欲速则不达，并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惩罚。这种追求形式、忽视科学规律的教训已经非常深刻了。在这方面，我们不能说社会对于实施“科技兴市”已经作好了应有的、充分的准备；我们也不能说决策者和群众对于实施“科技兴市”所要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已经具备了应有的、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此种情况下，我们要逐渐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形成成熟的社会心理，既要雄心勃勃、只争朝夕，又要有长期作战的韧劲和耐心。

5.对“科技兴市”的多重目的缺乏全面认识，仅限于对经济目的的青睐。诚然，“科技兴市”具有重要的经济目的，这对于一个并不富有的国家来说确实是重要的。但是，“科技兴市”之目的并非仅此而已。如果只认识到单一的经济目的，无疑是片面的。众所周知，“城市”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都非常丰富。除了对经济振兴的作用，“科技兴市”显然还有其他非经济性的内涵和外延，还有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科学文化勃兴的功能。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等是科学文化的核心。一个完全倾斜于经济、置其他而不顾的城市，一个不考虑综合、全面发展的城市，极有可能是一个畸形的城市，甚至可能成为“文化的荒漠”。所谓“科技兴市”，就是要在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实际操作上，真正使城市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形成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因此，在“科技兴市”的决策过程和实施过程中，必须确定多重目标以及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

鉴于上述认识上的问题和实际中的困难，尤其是避免“科技兴市”这种行动口号的鼓动作用超过自身内涵而导致难以抑制的后果，我们必须针对“科技兴市”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和渐进性，采取相应的对策。这种对策应该符合事物发展特别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现实与逻辑的统—，也必须符合我国的国情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此，我们提出“有限目标，分段突破，锲而不舍，最终实现”的对策，并且粗略地将“科技兴市”整个过程分为3个阶段，即起步阶段、稳步发展阶段和目标实现阶段。

起步阶段是“科技兴市”整个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要解决社会对“科技兴市”的共识问题，树立依靠科学技术进步的指导思想；要确定“科技兴市”的多重目标，制定遵从客观规律、符合“市情”又切实可行的战略规划和操作步骤；要建立评价“科技兴市”的综合指标体系，并且通过立法来保证、监督“科技兴市”的顺利进行；还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政策体系，合理配置科学、经济和社会力量。

稳步发展阶段是起步阶段的继续，它取决于第一阶段的工作实效。这个阶段主要是一个操作阶段，也将作出一些“追踪决策”，随着“科技兴市”的进程适时调控。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的经济振兴和社会发展，并逐步取得预期的成效。

目标实现阶段主要是一个检测和完善阶段。这个阶段要严格按照起步阶段所置定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检测“科技兴市”多重目标的实现情况，尤其是检测城市是否形成了科学、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并尽可能完善。

从“科技兴市”在全国的发展来看，绝大多数以此作为“市策”的城市都处于起步阶段，即“科技兴市”多重目标最终实现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是后两个阶段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科技兴市”的进程和命运。那么，从可操作的意义上讲，这个阶段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10个方面：

1.利用舆论导向作用，开展“科技兴市”讨论，实现社会对“科技兴市”的共识，促进观念和指导思想的转变。

2.分析“科技兴市”的优势、劣势以及优劣势转化的可能性，确定战略目标、总体规划、政策法规以及实施步骤。

3.建立“科技兴市”的决策系统、决策咨询系统、决策信息反馈系统、决策监督系统、决策执行系统以及实施协调系统。

4.完成“科技兴市”决策的立法程序，确保决策实施的连续性，避免决策因人而异，在中途夭折。

5.建立“科技兴市”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保证“科技兴市”过程能在科学规范内进行。

6.确定“科技兴市”的突破口，合理配置科技、经济和社会力量，运筹人力、物力和财力。

7.拓展资金渠道，筹集“科技兴市”的投入资金。

8.围绕“科技兴市”进一步强化教育。

9.围绕“科技兴市”进一步强化管理。

10.创造一个弘扬科学精神、鼓励创新、有利于“科技兴市”的社会环境。

不同城市，“市情”不一样，历史、现状和潜能也不尽一致。因此，它们对“科技兴市”的目标、速度、行动、政策、步骤等方面的选择是不同的。它们都有自己实施“科技兴市”的优势和劣势，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矛盾、困难乃至于冲突，都要经历艰难痛苦的考验，都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它们来说，只要选择了“科技兴市”，就无疑是“挑战和机遇同在，困难和希望并存”。

原载《科技进步与对策》1989年第5期

【注释】

[1]谨以此文纪念J.D.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发表五十周年、武汉市科学学研究所和《科技进步与对策》杂志创建五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