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

唐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_工业化与城市化：唐山城市近代化进程研究

五、唐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

城市是文明的象征，城市化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明化、现代化的程度。一个国家的城市是这个国家经济、文化方面的综合载体，一个区域的城市则是这一区域经济、文化方面的综合载体。考察唐山的近代化，离不开几个大企业，几个大企业的近代化水平是唐山城市近代化的标志，也是唐山经济、文化的载体。随着唐山工业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唐山城市建设取得了长促进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成为唐山城市近代化的象征。由于唐山是随着工业发展而自然成长起来的一个城市，城市没有任何规划，各企业各家自扫门前雪，是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体，同时又是一个个小社会，唐山城市的发展也就是企业的发展。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具有近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大量兴建。

火车站由于地面塌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建并较原来有所扩展。当时设1000平方米的候车大厅，并建有七股客车线，两个站台、天桥以及九条到发线、货场、仓库等设施，同时辟有启新细绵土厂、德盛窑业厂、新石场等厂矿的铁路专用线。车站除客运外，主要是煤炭、水泥、陶瓷等货物运输，其中仅煤炭一项运往秦皇岛即占总运量的80%以上，年均54万吨^[284]。

这一时期道路建设也有了明显发展。唐山是自然发展起来的城市，行政权属丰、滦两县，各自为政现象十分普遍，道路建设无规划。开平矿务局建矿后围绕矿区逐渐形成大车道多条，但道路多为自然形成的村内街巷、胡同和村际人行小路或驴车、马车车道，且多为土路，只有少数灰渣路和石子路，基本处于无序状态。随着开平煤矿由英国人经营，西方物质文明在这里得以进一步体现，唐山市内交通的近代化包括城市道路建设与运输工具的近代化两个方面。唐山近代化的道路建设始于开平矿务局所修之西山路。宣统元年(1909年)，开平矿务局修筑唐山矿来往高级员司住所的“西山路”，全长约900米，系唐山市内第一条水泥路^[285]。后又相继在西山别墅、广东大街南北侧、启新东西门等地修建多条道路，使区域内道路状况大为改善，但随地为屋占据官道现象也更加明显，弯弯曲曲的特征十分突出^[286]，其中广东大街在民国年间改为水泥混凝土路。同时随着煤炭、建材、陶瓷、电力等工业的发展，先后兴建了几座桥梁，改善了陡河两岸交通状况，但多为石桥、木桥，桥面狭窄，荷载能力较差^[287]。与此同时对原有桥梁也进行了修整，双桥里京山铁路桥，桥的下行墩台建造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于1915年又建上行墩台，这样桥上西部有六米宽公路可通行机动车，东部通火车，桥下可来往行人和一般车辆，是沟通铁路南北的交通要道^[288]。道路的改善也为交通工具的变革带来了条件，除了铁路运输之外，1920年，唐山出现了第一辆汽车，是开滦矿务局英国高级员司乘坐的四缸脚踩福特汽车^[289]，而大多数人“日常代步有人力车，仅数十辆，乡村及铁路不通之处，多用骡车。汽车马车仅数量，系私人所有”^[290]。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近代新式建筑在城市中较之以前顿时多了起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国人控制开平煤矿后，外国雇员人数大为增加，“约有40到50个欧洲人雇用于唐山，那里有一个俱乐部和赛马场，以及其他一些表示先进文明和进步的东西”^[291]，开滦联营后，矿务局所属各矿皆为洋人建造了住房，采取了英国式、意大利式等不同风格，设施齐全，装饰考究，除卧室、餐厅、浴室外，还配有会客厅、舞厅及花园式的庭院。而为矿区的中国员司所建房屋也体现了城镇建筑风格，多为一家一院，分别设有厨房和住室^[292]。由于受地质条件的影响，再加上居民多为普通人民，大部分建筑物都比较低矮，两层以上的建筑很少。房屋有不少是利用本地出产的石料砌成的，即以石块作基础，砌7—9层砖，土坯垒墙，而大部分工业建筑则为焦顶平房，这是唐山建筑物的一大特点，在华北平原的其他地方则很少见^[293]。

随着唐山人口的增多，城市娱乐场所也逐渐增多。除原有娱乐场所继续开放外又相继有几家大型娱乐场所出现。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就有高长寿在小山顶端建的鸣盛戏院和高连堂兴建的近天阁茶园两家茶园问世^[294]。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兴建了庆仙茶园，后曾改庆仙舞台、庆仙戏院等名称，位于财神庙街，建筑为砖木结构，两级式起脊屋顶，上敷铁瓦，场内三面设木制楼席，均为包厢，正面5间，左右两侧各6间，包厢间隔木板，正面包厢后部设簸箕形女席散座，楼下分池座和廊座，两侧廊座高于池座约1米，舞台前沿有高尺许的镟木栏杆，后台为两层条形小楼。这个茶园以演河北梆子和京剧为主，为当时建筑结构和内部设置最好的剧场，可容纳800人^[295]。宣统元年(1909年)4月22日，王凤亭在老车站街创办永盛茶园，建筑为青石基础，砖砌到顶，木制房梁，为两级式起脊屋顶，上敷铁瓦，园内三面设楼席，正面包厢，两侧散席，楼下设池座和廊座，全园设长条木制茶桌、坐凳，可容纳观众近千人，为唐山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备的演出场所。开业当天，以成兆才、任连会、金菊花为首的“京东庆春平腔梆子班”应邀作首场演出，是唐山市区最早演出“唐山落子”(评剧)的戏园，此后“庆春班”遂久住茶园并以此为基地把“莲花落”改为“平腔梆子戏”，使之逐步发展为北方著名剧种“评剧”，从而开创评剧这一新兴剧种的先河。1917年，永盛茶园业主王凤亭投资购置一堂新戏箱，改“京东庆春平腔梆子班”为“京东永盛合班”，以茶园为基础，对评剧进行全面改革，使其在唐山广为流行，成为唐山居民喜爱的全新剧种，评剧创始人成兆才的许多新作均在此公演，故永盛茶园被称为评剧的摇篮^[296]。另外，唐山还有一座由魏子东于宣统二年(1910年)在便宜街修建的九天仙茶园^[297]。20世纪初，随着唐山工商业的繁荣，大批曲艺艺人流入唐山，在铁路南的小山一带聚集，起初只是撂地打场、露天卖艺，时称书场，后逐渐发展到将场子用布围起来，场内设长条木凳的观众坐席，场主提供桌椅供艺人使用，艺人演出后纳场租。后随场租收入增加，有些场主如万顺、仁记便择地投资，用木杆搭架，四壁及棚顶以秫秸夹扎，内外抹以泥灰建起简易屋棚，时人称为书馆，虽极简陋，但可遮风避雨，小的可容百余人，大的能坐数百人。随后，一些以砖木建成的书馆逐渐增多，其条件又较棚屋为佳。1917年，唐山小山、粮市街一带已有引香、燕乐、普乐、永胜四家书馆，多演“十样杂耍”^[298]。随着人们娱乐活动的增加，乐亭大鼓也由艺人胡少兰传入唐山，在小山演出时颇受群众欢迎^[299]。

城市社会的一大特征是人口高频率的运动与密集型人际信息沟通。随着唐山城市规模的形成，信息沟通系统也有了发展。以现代邮政、电讯和新式交通为核心的沟通系统，不仅反映了人们彼此之间联系的需要，而且也是城市社会、经济近代化实现的必要条件。邮政为近代重要的信息事业。唐山自设邮政局以来，邮政业务有了较大发展，邮政通信网络进一步增大，主要办理信函、包裹、汇兑、邮政储蓄等业务。信件除普通、挂号信件外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增开信函快递，1912年相继新开促价商函、商务传单、国际保险信函、邮转电报、商行广告、诉讼文书等服务项目。包裹，主要包括普通、保险、国际包裹三种主要营业项目，1920年后相继增开国际、国内保险箱匣，小包邮件特别包裹以及保值包件等业务项目，收到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唐山的邮政汇兑业务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4月，时只开办普通汇票一项，1918年后随着境内外商业贸易的加强，先后增办国际、航空、简易邮政汇票、包裹、押汇、邮政信汇等项目。1919年10月，唐山邮政局被授予二等邮政储金局，开始办理邮政储金业务，以吸取社会游资。时个人存款每月限额100元，最高控制在2000元以下，学校和民众团体月限额150元，最高额为3000元，规定额内存款年息四分二毫，超额部分不予付息^[300]。随着邮政业务的拓展，邮政通信网络得到一定扩展，邮政线路，唐山开办邮政之初，对外只有经丰润至遵化一条邮路，全长75.5公里，设步班投递每三天往返一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增加滦州至乐亭全长70公里邮路，唐山、滦州至天津、山海关，邮差可搭乘火车带运邮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唐山至遵化邮路改为日夜兼程班，17小时跑完全程，这一年除火车邮路外，已拥有唐山—遵化、稻地，滦州—乐亭、迁安，遵化—建昌、芦台等六条干线邮路，全长640里，仍设步班投递。后随着邮政局的增设，邮件运输网络不断扩展，至宣统二年(1910年)已有邮路22条，总长度近2200华里^[301]。

这一时期唐山电讯业务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电讯包括电报和电话。唐山在开平矿务局建立后，为了业务联系的便利即添设了电报线路。随着商业的发展，信息的传递日显重要。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一成立即着手重建并恢复被义和团运动破坏的通讯线路，随着业务发展，电报线路延长到了山海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政府架设天津至山海关的海防电报电路，途经唐山，在财神庙街设电报房，此即唐山官办电信事业的发端。嗣后，陆续开通往各县的电报电路，并逐步沿铁路向西侧展设，形成以唐山、滦州两处为中心的电报通信网络。1916年，电报房扩大改称唐山市电报局，时有通达天津、北平、丰润、秦皇岛等地线路六条，设备为莫尔斯人工电报机^[302]。早期的电报设备莫尔斯人工电报机，主要器件包括电源装置、发报电键、收报记录器或音响器，结构简单，经济耐用^[303]。

随着煤炭资源的开发，唐山逐渐发展成为北方一个能源城市，电力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除各工矿企业逐渐以电力代替蒸汽作为动力进行生产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唐山矿务局即安设电灯，“凡矿厂内外及附近街市局所住宅一律皆系电灯”^[304]，唐山民用电力事业也有了发展。1917年启新洋灰公司因工厂电力有余，遂附设电力厂，称唐山华记电力厂，资本15万元，呈奉交通、农商部核准专供唐山市马家沟、林西、赵各庄电灯之用^[305]。1918年1月，华记唐山电力厂以三相交流2.2千伏25赫兹配电线路经财神庙街向广东街、粮市街一带供电，用单相110千伏和三相220伏电源供给电灯和动力用户，供电范围包括财神庙街、广东街、粮市街、富贵街、老柴草市街、东局子街、老戏园子街、老火车站街等商业区，时全市供电线路长7.67公里，随后又在小窑马路、东编街安装路灯，到1920年供电线路增至13.47公里^[306]。

水是生命之源，水源是否充足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能否正常运转。唐山是随着工业发展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已设镇，但由于行政权仍属丰、滦两县管辖，在正式建市之前，唐山没有自来水公司管全市供水，各厂矿和居民基本是自己解决工业用水和生活饮用水问题。开平矿务局建矿初期，即在陡河西岸建一座简易水厂，日产水约3800立方米，此水由市场大街，经乔屯东西街通往矿区管道，继续向西延伸至西山口，供给西山别墅30所英人洋房及开滦矿区、东西司事房生产、生活用水，别墅洋房用水都有卫生设备，矿区工房设有若干公用压水泵。在市区南部的铁路系统用水，由在大红桥西头路南所建的“铁路给水所”(与开滦水厂隔路相望)供给，有两眼潜水大口井，将水抽至贮水池，加压沿铁路线西上通至南厂水塔，为厂内生产和车站机车上水。启新水泥厂因原隶属关系，用水一直由开滦“西泵房”和西北井水厂供给，而启新发电厂则取用河水，厂内有冷却设备。市区北部制陶工业一直沿用井水，提水工具多用辘轳，少数工厂用马拉水车。广大居民生活用水则没有公用水设备，除少量工房备有自来水管道外，陡河两岸居民多取用河水，大城山一带则多饮泉水或山坑水，龙王庙一带则饮用大泉水，乔屯以西则用土井水。到20世纪20年代，唐山只有12公里长的自来水管道和62个水栓^[307]。

唐山城市排水系统经过不断挑挖，在近代主要形成两大排水系统，即铁路排水沟和开滦排水沟。铁路排水沟发源于铁路工厂及新车站两处，其一经东马路，其二顺车站铁路与该一干合流，注入水沟一面街，在福裕里街口与矿务局水沟合流，经东新街南流，顺达谢庄南北街，转向刘屯南去水沟流入礼尚庄大坑。开滦排水沟发源于矿务局大井，途经司事房，至双桥街北头，分二支干。其一南流至福裕里，与铁路水沟合流，经东新街南流，顺达谢庄南北街，转向刘家屯南去水沟，流入礼尚庄迤南洼地;其二经新立街、东新街，至沟东大街福宁当(系一商号名)前，再分二支流。其一支东流，经屠宰场后面，东流注入陡河;其二支流，由福宁当前顺沟东大街北流，经过铁路北地洞流至国民学校门前、乔屯东街迤东，又分二支，其一顺铁路北流，导入陡河，其二经乔屯东街西头，天主教街迤北，顺乔屯北大街东北流，沿启新洋灰公司大墙东流，经纺纱厂门前，注入陡河^[308]。这两大排水沟除广东大街、粮市街、新立街、便宜街及高级员司住宅区，建有砖砌排水管道外，其他均为土明渠，市内污水随流而下，时常向外泛滥，对城市环境造成很大污染。

这一时期，唐山也出现了近代化的供热设施。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骗占后，在西山路地势较高、风景优美的地方建起大约30幢供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每一座小洋房有一台小锅炉供热，供热面积大约几千平方米，这是唐山最早使用锅炉供热用于取暖。随着唐山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相继建立的一些工矿企业如唐山修车厂、华新纺织厂、德盛瓷厂、唐山发电厂等大型厂矿也使用一部分锅炉蒸汽为办公设施采暖。此外，有的大医院、高等院校也使用锅炉供热取暖，但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办公和公共设施、居民住宅，都是用小火炉和火炕取暖^[309]。

随着工商业的持续发展，住户增加，商铺增多，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为保护商民利益，城市消防工作开始起步。唐山最早的消防组织是1917年唐山商会成立的“水会”，负责市区商业消防事宜，遇有火警即按议定的抽人办法奔赴现场灭火^[310]。

总之，唐山到20世纪20年代就工商业的发展水平、人口的聚集程度、城市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建设等诸方面来看，不仅“非内地县城所能比”^[311]，更不是一般城镇所能比拟的。虽然没有正式设市，但它已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以煤炭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工商业城市，其所拥有的近代化的工矿企业，发展水平在旧中国经济落后的状况下，在华北地区都是首屈一指的，其发展水平基本代表了华北近代工业最高水平。

【注释】

[1]曹从坡:《张謇的悲剧》，载《张謇研究资料》第二期，(油印本)，南通市张謇研究资料室编印，第4页。

[2]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62页。

[3]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1911—1931年)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8月版，第156页。

[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启新洋灰公司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2月版，第22页。(以下简称《史料》)

[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0页。

[6]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3页。

[7]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一)，第542页。

[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6页。

[9]周叔:《别传》，第18页。

[10]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6页。

[1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7页。

[12]丁长清:《中英开平矿务案始末》，《南开学报》1994年第4期。

[13]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57页。

[1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8、29、35页。

[15]《提议本公司应酌购湖北水泥厂股票俾易悉该厂情形便于接收事》，见《启新公司董字第21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85页。

[17]《提议接收湖北水泥厂事》，见《启新公司董字第21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86页。

[19]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03页。

[20]《湖北水泥厂向天津保商银行抵押借款合同》(1913年11月4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29页。

[2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04页。

[2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32页。

[23]以上数字来源于周叔:《别传》、周学熙:《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

[2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第18页。

[2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69页。

[2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20页。

[27]周学熙:《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载虞和平等编:《周学熙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692页。

[28]《中国实业银行总行档案》卷十六，200号。

[29]盛斌:《周学熙资本集团的垄断倾向》，《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30]沈家五编:《北洋时期工商企业统计表》，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58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31]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365页。

[3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39—154页。

[33]茶圃:《南洋劝业会开幕》，《国风报》第一年第十四号，“特别记事”。参见王笛:《晚清重商主义与经济变革》，《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9年第4期。

[3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89页。

[35]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8月版，第99页。

[36]黄逸峰、姜铎、唐传泗、徐鼎新:《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64页。

[37]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12页。

[38]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第557页。

[39]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第798页。

[40]周叔:《别传》，第1页。

[41]《盛京时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五日，第九号，《盛京时报》影印组1985年辑印，第37页。

[42]周叔:《别传》，第1页。

[43]《大公报》(天津版)，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九日(1906年5月2日)，第一千三百七十一号，人民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第221页。

[44]周学熙:《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第742页。(以下简称《年谱》)

[45]周学熙:《年谱》，第680页。

[46]周学熙:《年谱》，第676页。

[47]周学熙:《年谱》，第684页。

[48]周学熙:《年谱》，第688页。

[49]周学熙:《年谱》，第688页。

[50]周叔:《别传》，第3页。

[51]周叔:《别传》，第204页。

[52]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28页。

[53]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7页。

[54]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82页。

[55]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1页。

[56]刘垣:《张謇传记》，载沈云龙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第十三辑，总128，台湾文海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15页;郝庆元:《周学熙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25页。

[57]《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九日(1902年7月23日)，第三十七号，第75页。

[58]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第965页。

[59]周学熙:《年谱》，第687页。

[60]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中册，第964页。

[61]周叔:《别传》，第2页。

[62]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十九《矿务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京城益森印刷有限公司铅印本，第45页。

[63]《李鸿章全集·奏稿》卷二十，同治十一年(1872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试办招商轮船折》，第二册，第713页。

[64]周叔:《别传》，第154页。

[65]梁启超:《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第七《敬告国中有资力之人》，见《饮冰室合集》第三册，《文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3月版，第23页。

[66]天津图书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编，廖一中、罗真容整理:《袁世凯奏议》上册，第275页。

[67]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36页。

[68]周叔:《别传》，第13页。

[69]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38—39页。

[70]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90页。

[7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93页。

[7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91页。

[73]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97页。

[74]《禀交通、内务部请维持国货给予优先权案》，1914年12月，见《启新公司第108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75]《提议酌购滦州官矿公司矿股以维利益事》，宣统元年(1909年)4月28日，见《启新公司董字第21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76]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69页。

[77]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37页。

[78]郝庆元:《周学熙传》，第127页。

[79]《宣统三年二月奉天葫芦岛开埠局需用洋灰订常年合同》，见《启新公司第69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80]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98页。

[8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88页。

[82]参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42—43、175页;郝庆元:《周学熙传》，第117—118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3页;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927页;《大公报》，1915年6月24日，第二千五百八十九号，第276页。

[83]周叔:《别传》，第22页。

[84]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卷十九《矿务二》，第46页。

[8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4页。

[86]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42页。

[87]郝庆元:《周学熙传》，第122—125页。

[8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89页。

[89]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92页。

[90]盛斌:《周学熙资本集团的历史地位》，《学习与探索》1992年第1期。

[9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36页。

[9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69页。

[93]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篡续编》卷十九《矿务二》，第47页。

[9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1—172页。

[9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3页。

[96]启新水泥厂厂志办公室编:《启新水泥厂厂史》(1889—1989年)，启新水泥厂厂志办公室1989年，第79页。

[9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第11页。

[9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三辑，第19页。

[99]郝庆元、林纯业整理:《周学熙家语》(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7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184页。

[100]《总事务所办事细则》，见《启新公司第275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01]《启新洋灰有限公司唐山工厂办事总则》，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02]周叔:《别传》，第65页。

[103]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篡续编》卷十九《矿务二》，第45页。

[104]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篡续编》卷十九《矿务二》，第49页。

[105]周学熙:《年谱》，第709页。

[106]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37页;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篡续编》卷十九《矿务二》，第45页。

[107]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64—265页。

[10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69页。

[109]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篡续编》卷十九《矿务二》，第47页。

[110]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256页。

[111]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306页。

[112]周叔:《别传》，第18页。

[113]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41页。

[114]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46页。

[115]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46页。

[116]参考启新洋灰公司编:《启新公司30周年纪念册》，启新洋灰公司1935年印。

[117]《李经理调查日本关宫岛间洋灰厂上总理函》，1924年2月，见《启新公司第257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1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39—140页。

[119]《启新公司证书汇览》，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20]《启新改良办法》，见《启新公司第394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21]《报告中华民国元年本公司制销货品总结余利营业大概情形折》，1913年3月，见《启新公司董字第17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22]《提议续行扩充新机增出洋灰以供销路事》，1920年1月28日，《董事会议决案》，见《启新公司董字第24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23]《启新公司第126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24]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6页。

[12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6页。

[126]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7页。

[127]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7页。

[128]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178页。

[129]《派员调查南洋销路事宜并报告函件》，见《启新公司第342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30]《报告中华民国元年本公司制销货品总结余利营业大概情形折》，见《启新公司董字第17号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31]《派委胡叔潜君暂兼总所试办特别劝销事宜》，见《启新公司第348卷》，启新洋灰公司档案馆藏。

[132]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大学经济系编:《史料》，第96页。

[133]周叔:《别传》，第181页。

[134]周叔:《别传》，第188页。

[135]“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矿务档》，第236—237页。

[136]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41页。

[137]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商务印书馆1947年8月版，第5页。

[138]丁长清:《从开滦看中国近代企业经济活动和中外经济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139]刘念智:《实业家刘鸿生传略》，文史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65页。

[140]卡尔逊:《开平煤矿》第四章，第11页。

[141]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议事录，开滦档案案卷号G0767－61，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7月16日。

[14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6页。

[143]《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1902年7月16日)，第三十号，第60页。

[144]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154页。

[14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6页。

[146]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536页。

[147]《关于1901—1908年开平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备忘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11月24日，开滦档案M1115－25，转引自张国辉:《从开滦煤矿联营看近代煤矿业发展状况》，《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48]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一卷，第29页。

[149]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723页。

[15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5—66页。

[15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6页。

[152]胡光麃:《波逐六十年》，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六十二辑，总616，台湾文海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184页。

[153]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540页。

[154]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72页。

[155]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539—540页。

[156]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17页。

[157]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18页。

[158]《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七日(1902年7月11日)，第二十五号，第49页;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十日(1906年4月3日)，第一千二百八十四号，第48页;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十日(1906年4月3日)，第一千三百四十三号，第165页。

[159]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19页。

[160]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上册，第1262页。

[16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349页。

[16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72页。

[163]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第10页。

[164]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38页。

[165]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20页。

[166]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35—337页。

[167]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27页。

[168]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33页。

[169]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46—347页。

[170]《北洋滦州官矿公司预算马家沟第一正矿出煤获利说略》，见甘厚慈:《北洋公牍类纂续编》十九卷《矿务二》，第42页。

[171]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42页。

[172]卡尔逊:《开平煤矿》第五章，第12页。

[173]胡光麃:《波逐六十年》，第251页。

[17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58页;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38—339页;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536页。

[175]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41页。

[176]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20页。

[177]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72页。

[17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73页。

[179]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11—1912年总经理年报。

[180]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748页。

[181]卡尔逊:《开平煤矿》第四章，第13页。

[182]徐梗生:《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话》，第11页。

[183]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11—1912年总经理年报。

[184]张秉彝:《开滦煤矿调查报告书》，1934年8月，第1页。

[185]熊性美:《论英国资本对开滦煤矿经营的控制——开滦矿权丧失的原因分析之一》，《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6年，天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186]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510页。

[187]胡光麃:《波逐六十年》，第252页。

[188]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67页。

[189]魏子初:《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神州国光社1954年1月版，第9页。

[190]郭士浩:《早期开平煤田的开发》，《南开学报》1980年第6期。

[191]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52页。

[192]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154页。

[193]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188页。

[194]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202页。

[195]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225页。

[196]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536页。

[197]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167页。

[198]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358页。

[199]魏心镇、朱云成:《唐山经济地理》，第30页。

[200]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427页。

[201]黄景海主编:《秦皇岛港史》(古、近代部分)，第209页。

[202]黄景海主编:《秦皇岛港史》(古、近代部分)，第208页。

[203]《开滦煤矿与铁路局的关系》，开滦档案案卷号1－2－45。

[204]1923—1924年开滦总经理年报，转引自丁长清:《开滦煤在旧中国市场上的运销初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05]《开滦煤矿与铁路局的关系》，开滦档案案卷号1－2－45。

[206]洪瑞涛:《我国铁路煤炭运输研究报告》1934年，(油印本)第四册，第184页，转引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第450页。

[207]开滦档案，案卷号1109号。

[208]开滦档案，案卷号1135号。

[209]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446页。

[210]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446页。

[211]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508、513页。

[212]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11—1912年总经理年报。

[213]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512页。

[214]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1911—1931年)上册，第10页。

[215]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7页。

[216]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11—1912年总经理年报。

[217]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953页。

[218]丁长清:《从开滦看旧中国煤矿业中的竞争和垄断》，《近代史研究》1987年2月。

[219]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953页。

[220]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954页。

[221]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4页。

[222]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11—1912年总经理年报。

[223]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1911—1931年)上册，第7页。

[224]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11—1912年总经理年报。

[225]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1911—1931年)上册，第7页。

[226]丁长清:《开滦煤矿的市场经营策略》，《南开经济研究所年刊》1986年，天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227]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954页。

[228]开平矿务有限公司1911—1912年总经理年报。

[229]张秉彝:《开滦煤矿调查报告书》，第7页。

[230]张秉彝:《开滦煤矿调查报告书》，第43页。

[231]张秉彝:《开滦煤矿调查报告书》，第43页。

[23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三辑，第537页。

[233]唐山市开平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开平区志》，第304页。

[234]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6页。

[235]魏心镇、朱云成:《唐山经济地理》，第15页。

[236]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517页。

[237]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下册，第2404—2405页。

[23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6页。

[239]唐山机车车辆厂厂志编审委员会编:《唐山机车车辆厂志》(1881—1992年)，第2页。

[240]唐山机车车辆厂厂志编审委员会编:《唐山机车车辆厂志》(1881—1992年)，第93、98页。

[241]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03页;唐山机车车辆厂厂志编审委员会编:《唐山机车车辆厂志》(1881—1992年)，第252页。

[24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66页。

[243]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828页。

[244]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二卷，第355页。

[245]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1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唐山市委员会教科文工作委员会编印:《唐山文史资料》第二辑，1985年12月，第29页。

[246]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唐山市委员会教科文工作委员会编:《唐山文史资料》第二辑，第29页。

[247]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4页。

[248]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3页。

[249]江淮主编:《唐山经济概况》，第71页。

[250]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上册，第990页。

[251]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5页。

[252]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13页。

[253]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三卷，第1855页。

[254]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12页。

[255]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14页。

[256]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16—317页;《冀东道统计概要》，唐山市档案馆案卷号K29－9－1784;河北省实业厅秘书处编:《河北实业公报》第十五期，河北省实业厅1932年7月，第20页。

[257]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63页。

[258]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唐山历史写真》，第137页;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1285页;《唐山市志》第三卷，第1791、1800页。

[259]《大公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1905年12月11日)，第一千二百四十一号，第886页。

[260]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75—376页。

[261]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21页。

[262]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上册，第325页。

[263]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上册，第277—278页。

[264]《唐山调查录》，见《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七号，第58页。

[265]刘水主编:《唐山市教育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70页。

[266]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页。

[267]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1页;唐山概览编纂组:《唐山概览》，红旗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749页。

[268]刘水主编:《唐山市教育志》，第262页。

[269]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624页。

[270]《唐山调查录》，见《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七号，第59页。

[271]《盛京时报》，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初四日，第七百七十一号，第190页。

[272]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1—12页;刘水主编:《唐山市教育志》，第787页;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628页。

[273]《唐山调查录》，见《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七号，第59页。

[274]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1页。

[275]刘水主编:《唐山市教育志》，第787页。

[276]唐山机车车辆厂厂志编审委员会编:《唐山机车车辆厂志》(1881—1992年)，第205页。

[277]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五卷，第3020页。

[278]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五卷，第3026页。

[279]王知之:《唐山事》第一辑，第47页。

[280]刘水主编:《唐山市教育志》，第73页。

[281]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四卷，第110页。

[282]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五卷，第2970页。

[283]唐山机车车辆厂厂志编审委员会编:《唐山机车车辆厂志》(1881—1992年)，第210页。

[284]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75页。

[285]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1页。

[286]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265页。

[287]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279页。

[288]王克勤主编:《唐山城市建设志》，第119页。

[289]唐山概览编纂组:《唐山概览》，第347页。

[290]《唐山调查录》，见《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七号，第59页。

[291]卡尔逊:《开平煤矿》第四章，第11页。

[292]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四卷，第303页。

[293]魏心镇、朱云成:《唐山经济地理》，第24页;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128页。

[294]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11—12页。

[295]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645页;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1页。

[296]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11页;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11—14页、645页。

[297]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12页。

[298]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647—648页。

[299]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14页。

[300]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95页。

[301]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96页;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1529页。

[302]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97页。

[303]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南区志》，第398页。

[304]《大公报》，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八日(1907年6月8日)，第一千七百六十二号，第317页。

[305]启新洋灰公司编:《启新洋灰公司三十周年纪念册》;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44页。

[306]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二卷，第1019页;《唐山市志》第一卷，第34页。

[307]靳宝峰、孟祥林主编:《唐山市志》第一卷，第597页;徐纯性编:《河北城市发展史》，第102页;唐山市路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唐山市路北区志》，第290页。

[308]王知之:《唐山事》第一辑，第38页。

[309]王克勤主编:《唐山城市建设志》，第210页。

[310]唐山市路南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唐山市路南区志》，第526页。

[311]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