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革

国外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革

国外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组织的变革^[1]

张慧洁^[2]

教学与科研这一对矛盾体,在现代研究型大学是否还像当年洪堡所确立的相统一的理念,回答是不一致的,这不仅是因为科研与教学这对矛盾体内部运作的需求,还因为研究型大学部门本身构成对高等教育内部的科研成就的令人注目的承诺。我们所看到的是适应这种需求从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型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组织的重组。日本的大学以研究生院重点化为契机,使研究型组织和教学性组织的功能发生变化;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倾向于漂移出校园的系而独立于教学之外。德国的系是以研究所为主体而建构的,有许多院校在发展中又将系、院与外部的研究所整合变成了“专业领域”。总之,教学与科研组织在研究型大学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一、教学与科研组织分割的深层次原因

洪堡的经典理念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成为办大学的基本理念,然而在现代研究型大学这一理念受到质疑。

首先,由于现在的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发展使两者越来越不能相处在一个联合体里,政府对于教育和科研的不同需求使得两者的融合越来越难以实现。科研需要大兵团作战并依靠规模宏大的科研组织来实施。在研究型大学里,科研的开展往往依托许多跨学科的科研组织和科研团队,这已经成为科研发展的普遍现象。另外,科研需要本身也正在成为不可阻挡的、不能停歇的冲击力量。一些全力在科研领域的科学家常常把科研放到头等地位,而不愿意为教学活动而分散注意力,所以越来越多的科研活动从正常的大学教学场所转移到科研中心、实验室和研究所,使科研逐渐脱离出教学领域。在部分研究型大学,一些“大牌”的科学家很少承担教学任务,而是作为非教学学术人员的专门科研人员进行科研工作。

其次,在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是不可分的这个旧观念已经开始被打破,科研和教学正倾向于分别发展。教学和科研是不可分的柏林大学传统只能作为一种选择,而不能成为研究型大学制定组织规划的原则。如西班牙著名的教育家奥尔特加所论述的专业教学和真理探索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必须区分开。

再次,由于现在的研究型大学在聘任教师时强调科研,很少提升那些即使在课堂上相当成功、但缺少科研成果或科研经费不多的教师,所以教师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科研,而对教学应付了事。一些名牌大学更是以天价去挖研究型教授,而置教学于不顾,纽约大学在5年内挖来的法学和哲学明星教授使它的两个系从原来无名次跃升到前3名。然而“大牌”教授都不愿意教学,于是一些大学又不得不聘来大批“教书匠”应付教学之需,在亚洲许多国家的大学也允许有成就的教师专门搞科研以追求卓越,从事教学的教师专门搞教学,教学与科研被分成两个群体,与之相应的教师队伍也出现两个等级:一个等级是传统意义上所理解的教授,指望他们搞科研,并给予适当的时间和资源;另一个等级的成员正式称为教师,他们承担着大量的教学任务。这种现象在现代的高等教育系统成为不能避免的趋势。

二、科研从教学中漂移的组织现象

科研从教学中漂移是各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如在美国,作为探究场所的研究型大学近年来科研向校外转移的速度已经放慢了许多,但科研倾向于漂移出校园的系而在校园内独立建制。比如从学院、学系中独立出去的研究实验室、大学与工业界合作的研究中心、政府设在大学的研究中心等。这些机构的专职人员较多,且多具有不同学科专业的学术背景,共同致力于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课题。如斯坦福大学的美国国家实验室、直线加速器中心、普林斯顿大学的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等等。所以在美国,校园内的研究所向着大规模、多功能的方向发展,在学科交叉、科研合作、课题转换等方面起到了院系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科研的漂移在日本的名古屋大学表现在建立了独特的、流动型研究生院系统。它的做法是将学部讲座全部转入研究生院,设立以促进学科体系横向联系、开展新的跨学科研究为目的的复合群,复合群中的每个复合专业都是由领域专业群中的若干个领域专业组成的,这种组合方式是根据新的学术领域所涉及的专业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从而在新的复合专业领域中开展教育研究工作。例如,复合专业群中的量子学专业,它是由物理工程领域中的材料性能工程专业、应用物理学专业和电气工程领域中的电子工程专业、电子信息专业共同组成的,地理环境工程专业是由化学、生物工程领域中的应用化学和社会环境工程领域中的土木专业、建筑学专业共同组成的。这样的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重组不仅要求学生在基础学科知识学习阶段更多地涉猎各方面知识的学习,而且还会在专业知识学习阶段使学生学到更多学科的知识。

“在日本的高教系统,科研的漂移居于与众不同的形式。”它是以强化研究生教育为中心的。在日本,研究型大学系和研究生院以往多数缺乏高级学生,校园中有组织的科研单位也缺乏开展大规模科研的能力。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以研究生院重点化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校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工业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等。以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为标志开始的研究生院重点化在大学内部也叫局部化,这是因为大学的讲座是学部的组织单位,教员是属于学部的,局部化或研究生院重点化讲座教员所属向研究生院转移,研究生院重点化后法学部所有的教员都跑到研究生院开设讲座,基础教育无人管,一般大学的组织分成讲座制和学科制。把讲座制转移到研究生院,学部制变成学科制,研究生院变成了讲座制,过去是学部的教员跑到大讲座后变成了研究生院的教员,大讲座成为松散的、富有弹力的组织,学部水平的改革,特别是教员组织的改编都以研究生院重点化为特征。改编后的东京大学讲座数发生了变化,讲座数量减少,每个讲座的人员增多。并且从数量方面向研究生比例倾斜。其次,学部受重点化的影响职能减弱,过去作为教育和研究的基本单位,不仅是教师和学生所属的组织,而且也起到了有关教师人事、学生定员和教师定编、预算和分配等等管理运营的基本单位的作用,现在都已经解体。

科研从教学中漂移是大学发展中受功利主义影响的产物,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凝聚核心竞争力的举措。让一部分在科研上有突出贡献的名教授专心搞科研,成为许多学校的措施。

三、教学从科研中漂移所发生的组织现象

在研究型大学,当科研从教学中漂移出去的时候,教学也从科研中漂移。其中最明显的是日本的筑波大学把大学内部组织结构分成为学群、学系、学类。学群是教学组织,学系是科研组织,学院、学系这种组织模式是一种单纯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这种分法代表了当今研究型大学学术组织变革的趋势。但有评论说,“人们很难对这种改革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筑波大学的经验已经表明,它的学术革新虽然敢为天下先,毕竟曲高和寡,限制和削弱了它应有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从管理角度看,学术内容的创新,必须及时得到学术目标更新的引导,还要及时得到学术组织创新的依托,否则难以持久并推广。”实际上,这种分割在美国早已出现过,美国的文理学院就是属于本科生、研究生以教学为主的学院,如斯坦福大学的文理学院就有超过3/4的本科生和1/3的研究生在该学院及其研究生院学习和深造。在哈佛大学,哈佛学院也主要负责全校大多数本科生的教育,另有文理研究生院为哈佛学院提供高级学位教育并开展相关研究。专业学院可以理解为“培养研究生的学院”,就像他们之中的教育研究生院名称所示的那样,设有学系的某些专业学院也从大学一年级起招收本科生,本科生毕业后若继续深造则被培养成该学科的研究生,授予科学学位;数量上占优势的非此途径学生则是被培养成该专业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硕士及硕士以上的专业学位。英国以剑桥大学为例,剑桥有社团型学院,但是学术系统的学系并不属于上述社团型学院,而是分属于15个Faculty、7个School,以及卡文迪许实验室、数学研究中心、医学研究院等8个大型研究单位,总共提供93种课程计划。这里的Faculty和School当然也可以译成“学院”,它就是为人熟知的学科型学院。

上述教学与科研组织形式反映了当前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基本组织情况。组织类型的不同反映了人们对教学与科研认识程度、实际重视程度与实践程度的不同,在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冲突并不是仅仅靠把教学与科研组织截然分开就能成功的。在一个包容着教学与科研的组织单位和个人身上时,人们往往在具体工作中更看中科研而轻视教学,人们虽然强调对两者的“并重”或“兼顾”,但实践中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就是在已经变化了的组织中,一些研究型大学为了本科生教学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教学工作,哥伦比亚大学所有的教师,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教师,必须至少有一半的课程是给本科生开设的。麻省理工学院专任教师担任本科生教学工作的比例非常高。所有的本科生必修的一年级理科核心课程科目的教学,都由这些学科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担当。马里兰大学各类职称的专任教师都有担任本科生教学工作的责任,大学对此有强烈的要求。

四、仍占大多数的教学与科研结合的组织

人们大多数认为研究与教学是相互促进的,应该在同一机构、由同样的人来同时进行。例如,1996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在一份主要的政策陈述中提到:“科研与教育的融合是国家利益所在,并且应该成为国家的目标。为了推进这一目标,联邦科学与工程学的各项政策应该加强努力,以促进科研与教学在各个层次上的融合,并应支持在这一领域中的创新实验。对于学术研究促进美国大学与学院教育过程的信心,巩固了公众对于科学和工程学的支持。联邦科学与工程学的各项政策,应促进公众对于那些在加强科研与教学协作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典型高校和项目的认识。”尽管政府部门根据不同的需要,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去分别强调教学与科研,但是在校园内部两者的融合仍然在继续。

在研究型大学,传统的组织形式仍占绝大多数。如德国高校仍然沿袭着教学与科研相结合这一组织形式。在德国大学中两个层次的学校内部组织结构又体现着这种结合。第一层次为研究所和讲座,研究所和讲座是德国大学的基本操作单位,是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全部必要的人员和设备。它们包含比较窄的专业群类,如宪法专业、内科专业等,或一门基础学科,如物理学、历史学等。研究所这一组织形式是以讲座教授为核心的,整个研究所的课程、考试安排、教师聘用和科学研究工作在讲座教授的绝对控制下。教育部直接授予他们某些特权、资源、设备以及人员,并以法律形式予以保护。因此,德国高校的讲座教授是终身职位,在基层享有相当大的学术权力,并有权参与大学行政事务的管理。第二层次是学部,学部是由相关学科的若干个研究所或讲座组成的。德国大学学部这一级的学术权力非常薄弱,是一个咨询机构,主要负责研究所的课程安排、考试和学位授予等日常行政事务性的工作。学部的决策机构是学部委员会,学部负责人从部务委员会中选出,一般由教授担任。以柏林工业大学为例,该校目前有15个系,超过100个研究所。设有跨系研究中心、大学研究论坛、跨学科研究组,德国研究会的合作研究中心、研究组、研究生院,以及独立研究所和跨学科研究协会等多种形式的科研机构。在历史与语言交流系有德国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研究所,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历史和艺术史研究所,语言交流、传播学研究所,音乐学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所。研究中心或部门有意大利语言和文学研究科,女权主义和性别专题的跨学科研究中心,法语研究中心,反犹太主义专题研究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史与哲学的专题研究组,符号学研究中心。

以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为基本理念而进行的改革就是废除了长期以来德国大学引以为自豪的研究所中心制,而以组合了研究和教学功能的专业化领域来替代。大学的核心理念是在研究的基础上教学,要求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两者并行不悖,摒弃了以往单独强调以科研为中心的做法。科研组织机构实行新形式的自我管理、统一的行政机构设置。废除了研究所中心制,以专业领域代替,统合相关的研究领域,并将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它实施统一的中央行政管理,统一应用技术设备、计算机服务中心、语言学习设施等,以自治管理模式代替多数传统大学实行的链式管理结构模式。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改革。它的基本结构有专业研究领域、研究中心、研究组、研究领域、研究生院。

以科研为中心、教学为中心、教学与科研并重是当今研究型大学组织形式中的多样化选择,各种组织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高等学校应顺其自然发展,不应过多地干预。

(刊于2006年第2期)

【注释】

[1]本文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上海研究基地课题——《研究型大学教学与科研组织变革》的成果之一。

[2]张慧洁,复旦大学高教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