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学术的生命”，这话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学术批评不是骂架，它有其内在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采用约定俗成的方式。例如历史上墨子主张“兼爱”，于是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子”。从学术的角度看，这就不是在批评，而是在骂架了。因为俩人是在不同的情境或论域下说话，又怎能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呢？
学术批评应该是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事情，它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采取一定的方式进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秉承执政党指导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活动的方针，党和国家对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批评提出了一些指示。例如1955年3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提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中宣传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基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党外党内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党中央从1954年开始对胡适、俞平伯、胡风等人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由此在学术和文化领域内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唯心主义运动。这场消灭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的运动，在客观上使思想趋于单一化和僵化，尤其是当它进入学术领域时，在消灭学术的多元性的同时，也扼杀了学术的生命力。《指示》将一些学术争论问题看作是唯心和唯物、姓社与姓资两股思潮之间的对立，不过还没将之绝对化。不仅如此，《指示》还提倡在科学和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以自由讨论的方法解决学术争论；反对将行政命令和民主表决的方法应用到学术争论当中，提出要尊重少数意见；提出在分清资产阶级思想队伍中的敌友我三方力量，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的错误分子，分清含有错误观点的著作和反动的著作。[8]在学术领域开展思想运动，固然是党指导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活动的方式之一，但采取灌输单一意识形态的方式予以贯彻，可能就有违学术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同时，那种全民学哲学的运动不仅费时费力费物，而且还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9]党中央及时认识到此种意识形态单一化给学术界造成的危害，并对之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到了1956年4月28日，党和国家正式提出了由毛泽东发展形成的学术领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出独立思考、自由辩论、开放批评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由于“双百”方针跟前述《指示》相比更加开放学术批评，引起了党内一些同志的担忧，于次年初围绕着该方针展开了一场较大范围的辩论。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双百”方针受到了破坏，至“文革”开始则完全废弃。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双百”方针重放光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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