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教会立法之立法舆论的进程

有关教会立法之立法舆论的进程

1832年《改革法案》的通过似乎表明，任何制度，无论它多么值得尊重，都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理由；如果没能获得公众的支持，它就将遭到激烈地改革或革命性地毁灭。从表面上看，在这种环境下，英国古老的制度中，英格兰与爱尔兰联合教会最容易遭受攻击，最缺乏辩护的能力。^[1]

民众领袖，不论是辉格党人还是边沁主义者，其政策根本上都是世俗的与反教会的。^[2]一直以来，辉格党即便不是教士的死敌也只是其冷淡的朋友，他们在独立派中找到最忠实的拥护者。边沁的理论明确地指向政教分离政策。1832年，民众普遍感到教会是改革的狂热反对者，认为主教和教区长是市政议席贩卖者，和托利党人是天然的盟友。在一个大多数选民都满怀乐观的精神要求议会改革的时代，再没有比主教阶层更令人厌恶的阶层了。要求将他们从上议院中驱逐的议案一再地被人提交到议会。再者，且不论《改革法案》可能产生的其他影响，它确实使当时被称为非国教派的人们获得新的力量。在改革后的第一届议会中，人们短暂地以为独立派可能会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3]而非国教徒的统治至少意味着教会的地位将发生革命性改变。有人也许会说，这些事情仅仅是当时情况的表面现象，但是任何敏锐的人都已经看到，国教自身的两大弱点极易遭到敌人的攻击，并使他们的攻击获得成功：国教并非整个国家的教会；国教享有的特权常常遭到世俗之人潜在的非难。国教容易遭受闲职肥缺之类的指责，而闲职肥缺有悖于当时世俗统治的原则。

国教并非整个国家的教会。

新教非国教徒们（Protestant Nonconformists）的祖先被1662年的法律驱逐出了教会；卫斯理派教徒原本是热情的传教士，但是由于它的领袖不知道如何控制或很好地利用宗教信仰的狂热热情，而被排除出教会；在18世纪末罗马天主教派是整个国家中最保守的一部分；功利主义者直到1813年都没能享受到《宽容法案》的保护，并且由于体会到某种压迫感，他们同情法国的革命分子；哲学怀疑主义者，诸如边沁和詹姆斯·穆勒，谴责并且不信任所有的宗教权力；所有这些派别，每一个都或公开或秘密地反对、敌视国教的特权。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他们都无法忍受国教之特权，内心充满着抱怨。

英国婚姻法禁止采用英国国教规定的仪式以外的其他仪式举行婚礼。这伤害了非国教徒的自尊，有些时候还会冒犯非国教徒的良心；什一税以及收税的方式阻碍了土地的适当耕种，并且教区的教区长监督农民，看谁在反对教会的主张，这样他们就变成了令人讨厌的、暴虐的讨债鬼。

在这种情形下，具有不同特点、所持观点各异的观察者们都觉得教会确实危机四伏。1833年，麦考雷写到，除非上议院敢冒险在重大的事件上反对神职人员，否则他“不会为王冠付六便士，也不会为主教法冠付一个便士”^[4]。阿诺德博士相信，国教危机重重，这点清楚地体现在他的《论教会改革的原则》^[5]这本小册子中。1834年，《时代手册》（Tracts for the Times）第一册的作者^[6]对教会和教会领导者作出的预测是，不但会实行政教分离、没收教会的基金，而且还会有暴力的迫害。他向全英国的教士宣告：“这会是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件黑暗的事情，然而（只就他们［主教］而言）比起被剥夺财产、成为殉道者，我们不能期望他们可以获得更好的结局。”^[7]这些话带有一些讽刺意味。然而，作为一名狂热分子，纽曼太过热切，他警示了一些自己知道并不存在的危险；作为一名修辞家，他又太缺乏技巧，在听众看来他警醒的担忧都是荒谬的。当他出版《致教士》（Ad Clerum）一书时，千百万的教士都认为英国教会面临着被掠夺、摧毁和迫害的危险。那些冷静的有识之士也确实预测，不论结局令人遗憾还是令人满意，英国教会都面临一场革命。接着，在1830—1836年期间，人们毫无理由地预言：“要么理解，要么分离。”这样的警句很可能将概括英国教会的未来。人们认为，教会必须要么包含整个国家，要么不再成为国教。当时，所有人都相信19世纪的教会立法能触动国教的根基，并且仍然会尊重教士的信仰和情感。超过70年的经验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的预测。自从1832年起，英国首先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的议会，后来是多多少少民主的议会，然而英国既没有实现理解，也没有实行分离。在处理所有教会事务中，英国人已经热衷于实行一种混合着妥协的保守主义策略。^[8]在此，保守意味着尊重教士的信仰、情感和偏见，而不论对教会情感的尊重是否会使俗世之人产生不便，也不论它是否会与服从明确的国家意志产生冲突。妥协意味着牺牲教士们珍惜的特权，放弃教士们坚持的原则，而不论这些措施是否违背了废除潜在的权力滥用的要求，从而不利于打消人们的不满，不利于执行某个阶级要求的改革，这个阶级的力量足以代表议会，要求国家顺从其意志。

这种悖谬的保守与妥协政策是人们未能预见到的，是什么环境造就了这种政策呢？或者换一个角度考虑：在教会立法领域，是何种舆论环境阻止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全力以赴实行改革，而且在许多情形下竟屈从于教士和教会强大的舆论支流呢？

当时缺乏明确的、得到民众支持的教会改革方案；同时英国教会对国家情感具有控制力，这种控制力从未受到人们的怀疑。宽泛地说，这些就是导致上述结果的环境。

确实，辉格党没能制定出一个清晰的教会改革方案。没有人比西德尼·史密斯和麦考雷这两人更具有代表性了。他们都不是狂热的教会人士，对教会的观点和偏见没有丝毫尊重，但是他们俩谁都没能提出一项教会改革方案。如果西德尼·史密斯曾经相信要对国教的地位进行任何更大的改革，他肯定会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他曾经使宗教世界为之震动，并且毫无疑问也知道，由于明确地表达过对英国传教士和教士精神的厌恶与不信任，他已经失去了升迁的机会。他了解失败，并痛恨狂热分子的胡言乱语，绝不承认他们的任何品德。对他和18世纪大多数改革者来说，宗教热情都仅仅意味着不宽容和无知。对于任何有可能使教会的宗教热情和狂热精神获得更宽松活动余地的改革，他都深恶痛绝。但是，就教会事务而言，他完全是个托利党人，并且确实比明智的保守分子更不愿意对国教体制进行改革。他认为，主教和教士在收入上的不平等对公众来说是有利的；为他们提供少许大额报酬是酬劳成功教士的最低廉方式，并且是诱使学者和绅士进入等级体制，并将无知的狂热主义排除出教士行列的最好办法。这点在西德尼·史密斯看来比经济方面的考虑更重要。“小心他们的狂热和胡言乱语，尽可能别去招惹国教。”这就是目光最敏锐、也是辉格党理论最有力的鼓吹者归结出的惟一的教会政策。^[9]不论在天性上还是在后天的训练上，麦考雷都反对教会的主张。并且，人们可能还会认为，麦考雷很可能支持在国教教会内宽容理解正统非国教徒的方案，因为它与辉格党的历史传统相一致，但是，他政治家的名声不可能与任何此类的政策相联系。在著名的评论文章“格莱斯顿论教会与国家”中，他得出的现实结论是，不允许教会干涉俗世政府，并且，每个人，不论他的宗教或非宗教信仰，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政治、民事权利。这是辉格党宗教政策的最终结论。作为现实的政治家，辉格党领导人确实本能地感觉到理解方案在当时已经过时了。^[10]1688年革命不久之后，人们就发现不可能为非国教徒争取更多的宽容。从那时起，随着功利主义^[11]和卫斯理主义的兴起，它们改变了非国教徒的整体地位，并改变了非国教徒与英国国教之间的关系，而且以不同的方式无限地增加了实行理解政策的难度。所以，1832年的辉格党没有任何确切的教会改革方案。

边沁主义者也并未采取比辉格党人更加鲜明的立场。哲学激进派认为所有的宗教体制最多都只有有限的用处，他们期待教会会随着启蒙进步而消失。在所有涉及教会的问题上，他们都完全茫然失措。他们完全无视英国真实的舆论情况。1835年，詹姆斯·穆勒出版了一项教会改革方案。这份方案完全是顽固的苏格兰人的作品，他对这个世界有相当的经验，曾希望成为苏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而研究过神学，并且曾短暂地担任过苏格兰教会的牧师。^[12]然而，他的方案读起来完全就像是一个冰冷的笑话，自然比一些非国教徒提出的切断教会与国家之间联系的提议更加不适合英格兰的现实情况。詹姆斯·穆勒深思熟虑得出来的这个方案，只是为了将英国教会变成国家机械学院（national Mechanics’Institute），只是为了宣传功利主义原则。他认为，当时存在的英国国教有百害而无一用；国教的信条、布道、主日礼拜以及祈祷本身要么毫无用处，要么就是有害的。但是，毕竟国教还存在，那么他希望国教应当为教士们找到一些发挥其用处的地方。因此，只要他们都改宗边沁主义，他们很可能变成有用的传播边沁主义的老师。

“因此，教士的工作将是尽可能地引导人们从事良好的行为。这项工作没有一般性的准则，但是可以用结果来检测他们的工作，包括：看是否能减少犯罪、减少法律诉讼、减少赤贫、减少未受教育的孩子。礼拜日，所有家庭的成员穿着整洁、干净地聚在一起，这可以产生积极改善的效果。除了要宣讲一篇纯粹的道德说辞，教导科学及有用的知识也是很重要的工作。甚至还要教导政治科学，例如政治经济学和良好政府的条件。法理学的一些内容也很有价值，例如教导正义的原则和保护权利的理论。”

“这些可以成为休息日里的严肃工作。当然也可以包括适当、合宜的社会娱乐活动，例如可以增加欢乐而不仅仅是嘻哈欢笑。涉及身体对抗的体育运动不适合增进兄弟情谊；在古代，鼓励人们运动是为了应对残酷的战争。音乐和舞蹈十分重要。人们应当编创出传达父母之情、孝顺，以及兄弟情谊的舞蹈，并要避免它们沦为色情——那是笔者一直以来急切希望压抑的。安静、温和而展露优雅的活动是值得人们期待的。为了保证所有的事情都得体有序，教区居民要选举一位仪式的男主持人和一位女主持人，并支持他们的权威。主日的共餐能产生幸福的效果，它是早期基督徒圣爱（Agapai）——爱的盛宴——的复活，只是不能喝酒精饮料。”^[13]

这就是边沁主义者中最有能力者所倡导的改革。毫无疑问，他的儿子以及其他一些羡慕他的学生，都误把他当做政治家。他的这一方案刊登在《伦敦评论》上并摧毁了这份期刊。在现代的评论者看来，它无望地毁灭了哲学激进主义者的政治名声。它揭示出他们根本性的弱点。在教会事务方面，他们既无洞见更无远见；他们不了解自己生活的英国，也无法看清英格兰不远的将来。1835年，詹姆斯·穆勒出版了自己的教会改革方案。然而早在1834年《时代手册》的第一册就已经出现，这本小册子在公共领域开启了牛津高教会运动。^[14]

不论是充满宗教虔诚的人还是充满公共精神的人，各个教派中的人们都深刻地了解国教存在的缺陷；尽管许多非国教徒感到国教的某些特权是压迫人的，但在当时改革国教的理由并没有赢得民众的支持。非国教徒并不比国教徒更容易接受詹姆斯·穆勒的方案。尽管政教分离的主张最早在1834年就已经形成，却甚至在非国教徒中也没有赢得广泛的支持。虽然辉格党人和激进派对国教并无溢美之辞，但也并不仇恨国教。1832年，阿诺德博士相信政教分离和剥夺教会基金迫在眉睫，但到1840年他承认自己错了。^[15]英国人的本性就是希望对现存制度明显的弊端进行修正，虽然他们迫切地渴望消除当下强烈的不满，但并不理会抽象原则的主张。

甚至在1832年，尽管国教曾短暂地不受欢迎，但仍然拥有神秘的力量，使人们将它作为国家的宗教。

主教受到了猛烈地攻击，但主教们遭受谩骂并不是由于他们是高级教士，而是由于他们是托利党人。要是按照他们的方式进行议会改革，英国主教就会成为上议院中最受人欢迎的人。英国国教充满了权力滥用的弊端，但是这些缺陷并没有激起民主的义愤。除了在严苛地征收什一税的时候外，从前脾气温和的教区长并不遭人嫉恨。教区长和教区牧师宽松地行使宗教职责，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很少遭到人们的指责。人们描述这些教区长或郊区牧师就像戴着白领结的乡绅。而福音派牧师新的狂热和严厉的道德却常常引来人们的非议。^[16]但是英国人对道德的价值总是尊重的，并且福音派的宗教激情毕竟增加了牧师们的尊严和地位。此外，低教派的教义、人们普遍担忧法国式的叛逆，以及恐惧教皇的传统，这些便在最虔诚的国教徒和正统非国教徒之间建立起了共同的同情。也许可以想像，自1662年以来，还没有哪段时间像18世纪的最后25年到19世纪的前25年之间这样，能在国教教士和非国教牧师之间建立起更多的共同情感。在这段时间里，福音派牧师时常在非国教徒的教堂里祈祷；看起来，共同的宗教信仰几乎要拆除隔离国教徒同非国教徒的藩篱。^[17]无论如何，18世纪的国教并没有遭到人们的冷遇。1710年，正是萨切费雷尔（Sacheverell）高尚的教士品格使他成为贵族绅士和民众心目中共同的英雄。1791年，伯明翰的民众高喊着“国教与国王万岁”，他们几乎要摧毁非国教徒的教堂，并烧毁普雷斯特利和其他倡导人民主权的民主分子的房屋。1794年，拉文纳姆（Lavenham）的居民为了向国教表达忠诚，试图烧掉伊萨克·泰勒的家，他是最受人尊敬和最虔诚的独立派教士。

他的女儿吉尔伯特女士^[18]写道：“1794年法国发生的革命在英国引起了普遍的骚动，随之而来的还有恐惧。在英国的每一个角落，不同的派别怒目敌对；非国教徒总是被当成自由的朋友，成为了托利党人仇恨的对象；在许多方面他们像腐败的下等人一样暴乱成性，完全和异教徒没有两样。‘不要压迫，不要压迫’指的是不要长老派教徒，这甚至成了我们这个安静小镇的口号。毫无纪律的队伍，乱糟糟的民众常常高喊着抗议的口号拥挤在街道上，尤其会在知名的非国教徒领袖的屋子前驻足逗留。有一次，要不是我们的邻居教士库克先生走到他家门口，要求这群流浪汉离开，我们的房子就要被烧得片瓦不留了。但是，第二天，当我的父亲要登门表达谢意时，他却完全否认了自己的所为，冷淡地解释说，他夫人的姐姐当时身体不适，我父亲的造访可能于她不利。”^[19]

总之，虽然英国国教未能扩展遍及全英国人民，但是，甚至在1832年，人们仍然觉得它是国家的教会，因为，没有其他宗教团体更能声称代表国家。

如果说在议会改革法案的斗争期间国教徒被怀疑是托利党人，那么自从王政复辟（Restoration）以来，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的任何时期非国教派都未能获得普遍的欢迎与接受。在18世纪，非国教徒忍受着骂名，人们认为他们像清教徒一样严厉、伪善。1832年，在公共舆论中非国教派则同粗俗、疯狂联系在一起。常言道，小说故事从不扯谎，它们通常反映出作者写作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英国的小说文学中找到一些受人欢迎的教士形象。一代代的英国人都嘲笑并热爱着维克菲尔德的牧师（Vicar of Wakefield）。奥斯丁小姐年轻的牧师可能不是杨格小姐理想的牧师形象，但他们都是好心善良的年轻人，奥斯汀小姐的女主角和奥斯汀小姐的读者必定仰慕并热爱这些年轻人。他们自然完全不会激起本性良善的英国人心中的仇恨。现代小说毫无例外几乎都友善地对待国教，并且塑造了许多教士主角。再对比一下五六十年前小说家对待非国教派神职人员的态度（尽管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公平）。华伦^[20]的小说《一年一万镑》告诉我们，1839年一位庸俗、高效的托利派讽刺小说家是如何看待非国教徒的。小说粗俗地塑造了一批粗俗的角色，其中最卑劣的角色是一个非国教徒，他毕生的工作就是挑拨人们拒绝缴纳国教税收，而有着绅士风度的教区长被塑造成一个受到人们殷勤献媚的人物。《匹克威克外传》（Pickwick Papers）中的牧羊人（Shepherd）和《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的伪君子（Chadband）都是粗俗的非国教徒的形象，受到这位充满天才、生涯初期是边沁自由主义者的作者的百般嘲弄。狄更斯一生从未认为自己是托利党人，并且他的小说也是他那个时代最广为阅读的。^[21]

因此，如果在1832年英国国教就由于自身内在的品质和对手的弱点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那么自从高教会运动之后，它自然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支持。我们的讲座不关注这次运动的宗教方面，只把它当作一股提升了国教政治权威的舆论思潮。从这点来看，它是一次极其成功的运动，使国教徒尤其是国教神职人员相信，国教危在旦夕，它激励了教会，使它的信仰获得新生，并将教会的观点与危及了教会权威之基础的自由主义直接对立起来。纽曼的呼吁书《致教士》（《时代手册》的第一册）包含了以上所有这些事项的要点。它警告教士，有一天他们可能会被剥夺自从同国家联系在一起后积累起来的利益，他们再不能享受自己的财富和尊严的地位。如果不想沦落到非国教派教士那种地步，他们必须坚信某种国家无法触碰到的力量源泉。他们必须记住，在英国，他们并且只有他们才是使徒的代表；他们必须光大使徒的职责并荣耀使徒独有的权威。

纽曼写道：“因此，我亲爱的兄弟同胞们，承担起你们的使命！不要让人们说你忽视了上天的赐予，因为，如果你领会到了使徒的精神，那么它自然是一项伟大的赐予。‘承担起上帝给予你的恩赐！’充分利用它，向人们证明你配得上它。你要时刻将它铭记于心，它是你荣耀的鉴证，它给你一个在许多人面前接受聆听的机会，这远比任何世俗的尊重都要尊贵，不论这些世俗的尊重来自修养、举止还是学识、官职。告诉他们你得到的恩赐。时代很快就会要求你们这么做，只要你们还想活出价值。但是不要等待时代。不要因为尘世的诱使仿佛不愿意而被迫去重现你的权威。现在，在被强迫之前就大声说出你的使命，就像是在荣耀你的权威，并保证在人们面前悍卫你正当的荣誉。有一种观念已经流传到了国外，他们认为能够带走你的权力。他们认为他们过去把权力交给你，现在就能把它带走。他们认为它依赖教会的财产，他们自己拥有政治权力没收那些财产。人们诱骗他们相信一种观念，认为潜在的用处、潜在的结果、可获得的民众的接受，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是对你神圣使命的考验。去开导他们这些事情。去歌颂我们神圣的父以及作为使徒代表和教会天使的主教，去光大你的职分，他们任命你们承担起他们的职事。”^[22]

如果有人认为纽曼的呼吁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非宗教目的，这是极度不公正，也是十分荒谬的。但是，从长远看来，他的宣言、作品以及牛津运动领导者们的行动，确实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高教会运动使教士对于他们自身享有的高级权威的信念重新复活；它不仅训练他们成为宗教冲突中的战士，更使他们成为政治斗争中的战士。也许年轻的激进派，例如约翰·斯特林（John Sterling）会问，国教难道不是在每一个教区都有一身黑衣的龙骑兵吗？我们也许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他，一旦这些单个的士兵被整合成为军团，并被训练成为保卫国教的战士，他们就变得比10倍还要强大。纽曼和他的同伙们创立了这一支教会党，它是自斯图亚特王朝以来在英国还从未有过的。这种成就是福音派无法企及的。国教的领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主要支持当时托利党人的政府。福音派教士依靠的是他们的教义和宗教热忱，而非他们的宗教特点。他们中许多人深切同情非国教徒。当福音派的实力在英格兰的宗教世界处于鼎盛时，福音派教徒的俗人领袖至少和他们的教士领袖一样多。所谓的“克拉珀姆派”（Clapham sect）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群毫无秩序的人组成的。威尔伯福斯的权力和西蒙的权力不分伯仲。福音派确实也是教会人士，但是由于他们的力量没有建立在自身的教阶之上，因而它们不可能形成一个教会的政党，就像高教会运动产生的结果那样。1834年的高教会成员，在许多情形下无意识地成为国教攻击个人主义^[23]的领导人物，他们代表了在知识和道德层面上对18世纪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反动。因此，从某些方面来看，1834年以来历史事件与舆论的进程都加强了国教的实力。高教会（High Churchmanship）扩张并转变成英国国教（Anglicanism），就将它的教士和追随者融合成一个同质的实体，这个实体能够为了捍卫教会的利益与信仰而施加相当可观的政治影响力。高教会信条是教会政党的独特信仰；而英国国教信条现在则是一般的教士团体的标志。这个转变同样多多少少将宗教热忱同托利党人的原则区分开。民主的发展已经将政治主导权从十镑户主转移到工人阶级手中。十镑户主中许多人体现的正是非国教派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就其目前主要由手工业者代表而言，似乎对区分高教会和低教会以及国教教士和非国教教士之类的宗教问题漠不关心。工人阶级可能不会阅读一份宗教会议的报告，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会大笔大笔地捐钱给解放协会（Liberation Society）。冷漠有利于国教就像它有利于其他既有制度一样。最后，反对个人主义也构成了国教的政治势力与集体主义之间的真正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可能仍然未被人意识到。毫无疑问，故事还有另一个侧面。1834年之后宗教舆论的转变在某些方面加深了教士信仰和俗人信仰之间的鸿沟。这里惟一值得强调的是，从某些方面来看，国教的政治影响力因而也增加了其立法影响力；总而言之，这70多年来，它是每一位政治家都不得不考虑的一股力量。^[24]

1832年以后，议会通过的法律凡直接或间接涉及教会的无不被打上了教会舆论影响的印记。

从那时起，当时主流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教会舆论之间的冲突使国教的政治地位变得极其奇特。正如辉格党人很快发现的那样，国教并不是现存制度中最软弱的，相反它是最强大的现存制度之一。爱尔兰试图谨小慎微地处理国教中潜在的弊端，结果招致改革内阁（Reform Ministry）的失败。改革法案通过之后两年，辉格党首相保证不允许人们攻击教会。英国的大学仍然不对非国教徒开放，首相也没有权力为非国教徒开办他们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1834年的选举表明，公共舆论的潮流不再是强烈地支持改革，不过它仍然表明英国人要求革除国教中的一些弊端，它们遇到所有严肃的教会人士以及理智的保守分子的诟病。皮尔和其他辉格党人一样积极主动地致力于实现这项工作。教会委员会的创设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是由于在这件事情上，1836年的辉格党内阁得到了主教和反对派保守分子的支持。

必要的、同时也是最可行的行动方针逐渐地变得清晰可见了。国教的基础不可触碰，而那些使当时的主流舆论感到震惊的潜在的权力滥用，以及引起当权阶级不满的弊病必须革除；但是为了尊重国教教士的信仰和情感，即便最有益的改革也可能被长久地搁置、修正与缩减。这样，我们已经讨论了混合着妥协的保守主义政策，它标志着整个现代的教会立法。

【注释】

[1]即下文的纽曼。——译者注

[2]我们应当记住，1832年英国国教与爱尔兰国教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3]1830年以来的立法舆论，除了教士发出的舆论声音外，确实都是反教会的；至少在反教会特权，以及反对将人们的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建立在宗教信仰之上的法律和制度方面，它是反教会的。随着19世纪教会立法的深入，人们不必明确区分个人主义时期和集体主义时期，尽管集体主义的逐渐增长间接地增加了教会舆论的影响。

[4]无论各个阶层的民众是何时第一次获得政治权利的，他们直接的影响力都被夸大了。无论如何，1832年，在托利党人和激进主义者的想像中，十镑户主的影响力都远超过了他们实际发挥的影响。

[5]Trevelyan，Life of Macaulary，i，p.303.

[6]参见Arndd，Miscellaneous Works，p.259；Stanley，Life of Arnold，i，p.336。

[7]Tracts for the Times，No.1，p.1.

[8]参见Reign of Queen Victoria，i，Religion and the Churches，by E.Hatch，pp.364-393。

[9]确实，在爱尔兰，西德尼·史密斯和许多辉格党人一样都支持共同捐赠政策，他丝毫没想过要在英国实施这一政策。在这点上并非偶然。在爱尔兰建立一个不受大多数爱尔兰人欢迎的教会正是西德尼·史密斯和辉格党人深恶痛绝的不义行为。再者，共同捐赠有可能冷却罗马天主教教士的狂热，并且只要不违背正义，就有可能延长新教的存续。

[10]关于1834年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的态度，参见《社科年鉴》（Annual Register），1834年，第199页。“所有试图对非国教徒实现宗教理解的努力都失败了，尽管许多身居主教要职的高级教士也为此付出了努力。但是无论如何，议会本该再进一步在世俗事务上实现对非国教徒的普遍理解，并使他们能够从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获得利益。他（墨尔本勋爵）完全了解创建大学原初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文学与科学，但他又认为英国国教的原则应当在教育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他将在英国讲授国教教义的权利完全授予了他们。然而，同时尽管他没有匆忙地干涉忠实的偏见和基础坚实的感情，但为了普遍的和平和团结，他也承认了非国教徒；这样做他只是证明，这些机构中最著名的那些人物许诺过的事能够安全地实现。”

[11]有一派的思想家，他们超然于自己时代的辉格党和托利党，希望在国教范围内实现对大多数英国新教徒的理解。这个派别人数很少，但都是些著名人物，尤其以阿诺德博士为杰出代表。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采取的这个非同寻常的立场使他们丝毫产生不了什么影响。对于当时的低教派来说，他们的宗教理论的合理性受到了严重的质疑，而它对于福音派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英国国教徒也彻底地疏远了这个学派，因为他们的领袖一直都反对所有形式的祭司制度。辉格党人和激进主义者也不可能和阿诺德合作，因为他们发现他忠实地坚持正式承认基督教为英国国教，这迫使他不得不同伦敦的大学断绝关系。事实上，他的理论一直阻止他将教会与国家等同视之。他的教义尽管绝不等同于后来以斯坦利教长（Dean Stanley）为代表的广教派理论，但从历史上看是同广教派理论有关联的。但是无论阿诺德直接的原则还是广教派教义，都未曾对19世纪英国立法舆论产生持久的影响。他们无法将《亚达纳西信条》（Athanasian Creed）从英国国教的礼拜仪式中清除出去；他们甚至不能将其降格归入祈祷书的附录中，因为分离后的爱尔兰教会禁止这么做。

[12]Bain，James Mill，pp.22，23.

[13]Ibid.，pp.387，388.

[14]有些权威人士将其追溯至1833年基布尔（Keble）在全国叛教大会（National Apostasy）上的布道。参见Coleridge，Memoir of Keble，p.218。18世纪哲学自由主义的特点是它没有能力处理宗教问题。基内（Quinet）正是将革命政府在处理所有教会问题上的错误与失败归结于这点。18世纪末19世纪初十分流行的一个观念是认为宗教分歧在政治上不重要。1792年，伯克写道：“让我们这样设想（这并非愚蠢、毫无根据的设想），在一个人人都更倾心于政治论争而非宗教论争的时代，政治论战的重要性必然远远盖过后者，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这样；并且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一方面是对他们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他们的高调拒绝，为了获得臣民的所有权利，应当全部变成新教徒，并且和其他人一样，宣誓效忠。这样，他们就能获得全部的民事权利；并且这种改宗将有益于他们的灵魂。但是这件事对我们的教会和国家制度有什么保障的作用我就无法明确地断定了。我敢说，如果你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习惯、教育和思想的宗教，他们也不会改宗你的宗教，这是千真万确、自然而然的。如果你动摇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就会追求那些最少人信仰、他们最不确定的教条；这些教条将会使他们最少地想起抛弃了的信念。他们会统一地走向民主政府，他们将民主政府视为自身的解放的最初推动力。”M.Arnold，Edmund Burke on Irish Affairs，Letter to Sir H.Langrishe，M.P.，pp.270，271。

[15]“（有关宗教改革的）小册子写作的前提是英国国教深陷危机中，这点并不是隐含其中，而是得到反复明言的。……毫无疑问，我错误地估计了这次运动的力量和强度，也没看到反对一方的软弱无力；但是，我想我并非惟一犯错的人，许多人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例如斯坦利勋爵，甚至在1834年以及其后的若干年中仍然犯这样的错误；而其他许多人甚至在事实已证明它的错误后，仍然坚持错误。”Letter of Arnold in 1840，Stanley，Life of Armold，T.5^thed.，p.336。

[16]参见Venn Family Annual，p.187。

[17]注意基德敏斯特（Kidderminster）教区牧师乔治·巴特（George Butt）和该城镇非国教徒牧师之间的友好关系。参见巴特的女儿、即著名的舍伍德夫人（Mrs.Sherwood）的自传。她的自传的整个基调是，在她的记忆中，英国国教成员和非国教徒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区别。同时注意到，英国国教徒对罗伯特·豪尔（Robert Hall）的尊敬。哈德斯菲尔德（Huddersfield）的亨利·维恩的行为也很有说服力。“有一次，维恩先生没有对非国教徒的集会活动给予什么帮助，当然这是发生在他生涯的早期（1771年）。他的儿子后来信誓旦旦地对我们说，他父亲后来对自己的行为万分后悔。”Venn Family Annual，p.95。
　　“在教会中，我们并不从根本上区分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并非泾渭分明的两种宗教。我们良心关怀的也正是他们在公共活动中操习的。我们和他们信仰的信条是一样的……我们有共同的人生原则，并且和他们一样坚持‘神圣之必要性，缺了它，我们就无法看到上帝’。”Robert Hall，Works，1831，v.p.317 cited Henson，Religion in the Schools，p.104。

[18]即更著名的安妮·泰勒（Anne Taylor）。

[19]Autobiography，etc.，of Mrs.Gilbert，vol.i，pp.78，79.

[20]这位小说家是在极虔诚、极严格的卫理公会派信仰的环境中成长的。他是萨缪尔·华伦（Dr.Samuel Warren）的儿子，后者是卫斯理教派极有影响的牧师和传道士，但在其生涯的后期却进入了英国国教体制。

[21]值得怀疑的是，1850年是否有一部小说，其中存在对英国非国教牧师友善的描述。当然苏格兰作家对长老派牧师和长老派的描述必须除外。

[22]Tracts of the Times，vol.i，1833-1834，No.1，pp.3，4.

[23]参见本书第十二讲。

[24]有人认为，非国教徒明确反对教会与国家之间任何联系这种政治分歧始自1834年。政教分离运动与1835年的高教会运动联手，防止国教体制和理论的根本变革。1832年国教禁止政教分离。迈阿尔先生（Mr.Miall）和非国教徒报纸代表的政治分歧已经否决了所有理解的可能性。